“爱丽丝故事”的三次跳跃

故事要从150多年前讲起，自从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刘易斯·卡罗尔为自己身边的那群女孩写下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开始“， 女孩掉进兔子洞的奇遇”就渐渐演变为一个经典的写作话题，渐具“典故”效应，各路艺术家、文学家们以各种形式接受、演绎这则童话正典。

在日本，被指认为嬉皮士祖先的爱丽丝，凭借其梦幻特质在当代艺术中持续散发迷人的光辉。爱丽丝故事传入中国后，借助翻译的光辉和五四新文化的传播，也有过本土化的实践，比如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与陈伯吹的《阿丽思小姐》，均受到著名翻译家赵元任译本启发，也都受到启蒙精神的直接影响，其漫游故事的重写有极为浓重的现实意味。赵元任认为，阿丽思漫游的故事不仅是一部给小孩子看的书，还是笑话书，也是一本哲学和伦理学的参考书。①由此不难看出为何“Alice”的故事经久不衰且翻译版本、语种众多。其自身的丰富文本阐释空间不仅使这一则童话故事散发出经典文学的魅力，并在传播过程中或显或隐地影响了多位作家的创作。本文选取三部水准不俗、继承了爱丽丝精神且对爱丽丝原故事进行了开拓创新的文本加以分析，以揭示爱丽丝这一文学形象及其身后的梦幻精神在多国作家笔下的不同意义。这三部作品是：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是为“来龙”，苏珊·桑塔格的《床上的爱丽斯》、王安忆的《长恨歌》、早坂吝的《爱丽丝罪恶奇境》是为“去脉”，贯穿其中的核心关键词便是“爱丽丝”②。

一、推理：小说的生成

推理，作为一个舶来词汇，与“侦探小说”这一文类的引进有着直接关系，表意相近而侧重不同，侦探强调身份，推理强调行为，侦探探案便是一个根据已知前提推导出结论的思维过程。爱丽丝的故事整体是对现实寻常秩序的冲击与悖论，荒诞之中深藏严密逻辑，对跌入兔洞的女孩而言是一次身心冒险，对于阅读小说的读者而言也是一次智力探险，在此过程中产生认知的错位、逻辑的混乱，因而此故事尤其适宜解密。美国逻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作家雷蒙德·M·斯穆里安曾写过《爱丽丝奇境解谜记》③，其中设置了88个逻辑谜题，并模仿了刘易斯·卡罗尔的文风，由此可见爱丽丝故事蕴含的推理潜质，既适合作为推理之外形又可添补推理之内容。

“我感觉我整个的一生都在为写《床上的爱丽斯》做准备。”④这是手握多杆文学健笔的苏珊·桑塔格一生中唯一的戏剧尝试，不等读者做出判断，她就急忙为这部剧本作出题注，可见其倾注心血之多。其笔下的爱丽斯故事发端于一个假设，即莎士比亚如果有个妹妹会如何？不难看出她想要以戏剧形式回应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心情，也不难看出她对这一女性问题的细化与深思。她将伍尔芙式的问题具象落实在美国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伦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妹妹爱丽斯·詹姆斯身上，在她颠沛、精彩、短暂的一生中去重构莎士比亚的妹妹重生之可能，让她“重新活在她已经弃置很久了的肉体里”①，以文学之名，反推爱丽斯·詹姆斯的生命之理，这也正是其作品归属于戏剧而非传记类别的最主要原因。

王安忆曾将推理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比喻为“织毛线的女工”，编织的针法正是推理的演绎法，也正是小说的写作技法。在分析其作品时王安忆指出：“没有什么比合理两个字更难做到的了，能够将合理做到哪一步，故事就精致到哪一步。”②所合之理正是日常场景中的常规逻辑，通过此理，虚构才能抵达唯美与协调之境，这也映照出王安忆的写作追求与创作思路。“许多年前，我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一个故事，写一个当年的上海小姐被今天的一个年轻人杀了，年轻人为什么要杀她，我已经不记得了，读时那种惨淡的感觉却记忆犹新，我想我哪一天会写它的。”③在这段创作谈中，动机明朗，唯一不清晰的是“为什么”，即杀人案件的原因，通过死亡的后果反推杀害的前因，此乃小说生成的前提，也是写作过程中展现的“推理”逻辑，基于此可将小说创作者王安忆视为一名文学“侦探”，立足于小说文本之外。写作的难度也由此呈现，当故事的结局早已被放在开头，那么阅读的悬念在何处？但是没关系，王安忆早已在短篇中进行过试练：“这是一个拼凑的故事，有许多空白的地方需要想象和推理，否则就难以通顺。”④

相比苏珊·桑塔格与王安忆，作为日本新生代推理小说家重要一员的早坂吝，其推理更为“着相”。2014年他便凭处女作获第50届日本梅菲斯特奖并由此出道，此奖项偏好新本格派推理。他的《爱丽丝罪恶奇境》在“漫游”的基础上增加了推理犯罪与前沿科技元素，将经典的少女梦境故事不断改写、反转，借五道谜题与两段插曲的框架结构来探析成长与人生的另一重面向，是一部实打实的推理类型小说，包含密室、绑架、死讯、斩首案等经典元素，作者借助爱丽丝故事的梦幻氛围平衡了小说中的人性冲突与罪恶。爱丽丝原初故事的看点在于围绕其中的种种离奇之事聚集，由此衍生出童话色彩，而早坂吝狠心将爱丽丝投入罪恶的阴影中，则是赋予纯白童话以成人世界的残忍底色，授予爱丽丝以“侦探”身份便是着力于推动10岁孩童破解成人世界的冷酷离奇，在戏仿原作的同时进行解构，由此营构小说的阅读张力。

以上三部小说皆含推导之理，也由此展现出小说诗性之外的智性与弹性。一方面，对爱丽丝奇境故事的改写展现出作家个人的创作倾向，表现其艺术创造力；另一方面隐含作家对不同社会问题的思考。苏珊·桑塔格之思贯彻其一向坚持的女性立场，通过重塑童话框架强化女性境遇的表现力。王安忆与早坂吝之思则共同展现出文学处理社会问题的潜力。早在1907年，徐念慈便在《小说林》第一期中如此写道：“侦探小说，为我国前所未有。故书一出，小说界呈异彩，欢迎之者，甲于他种。”“杀人、失金、窃物，其现象也”，侦探小说之长处则在于“布局之曲折，探事之离奇”⑤。若将侦探小说之现象对应到《长恨歌》中，不难发现上海三小姐王琦瑶人生的落幕正是因为长脚偷金条未遂而杀人，符合侦探小说之现象，以此为引，展现女人与城市的复杂面貌。《爱丽丝罪恶奇境》亦可对应徐之判断，种种现象出现皆为助力人物处理家庭亲子问题，是为成长中的重要一环。小说家们借推理布局探事，挖掘事物之间的隐秘关联，陈情兼阐理。

二、白兔：时间的变形

爱丽丝，之所以能成为一则故事，是从遇见白兔开始的。爱丽丝对鹰头狮与假海龟讲述自己奇遇的起点也是那只白兔。白兔出场的诱人之处，一则在于其身穿背心，二则是从背心掏出怀表的动作。刘易斯·卡罗尔在塑造白兔时首先通过穿着赋予兽以人性，以服饰暗示别处世界与人世相通的社交原则，紧接着提醒读者爱丽丝所去之世界亦有文明，而怀表这一道具显然是在提醒读者发现白兔与时间的关联。

苏珊·桑塔格的故事中，护士被视为白兔的化身，不断将爱丽斯唤醒，唤醒的时刻也是那一幕戏剧开场的时刻，八场戏剧都在护士的声音中落幕，是为戏剧始与终的人形时间提示。同时护士每次唤醒爱丽斯都提醒她从床上到外面去，相较于床之限制，“外面”这一宽泛的指涉便成为开阔的“奇境”。在第三幕中苏珊·桑塔格召唤出多位不同时代的女性，她们的集体降灵打破了真实与虚拟的界限，从不同侧面映照、强调爱丽斯的女性身份与困境，并越过时代而发出的台词无形之中勾连起爱丽斯病房中深邃的时间隧道，在此时此地中营造出了历史的连贯，由此在这幕戏中完成了戏剧整体的时间穿越抑或称之为“变形”。

《长恨歌》中的时间秘密是作者抛给读者看的，“光阴连成一条线地过去，无所谓是昼还是夜”①。“无所谓”指的不仅是原先时间运行秩序的破灭，也是对小说中“40年”这一时距之消解，还是独属于爱丽丝的时间秩序之开启。在这样奇特的时空结构中，从报纸上脱落的新闻碎片，通过生活的细节进入日常，再从日常抵达爱丽丝之不常，由此而具备了童话感。爱丽丝公寓源自李主任，由此可将其视为白兔在尘世之变形，1948年的上海，李主任罹难，黄金价格暴涨，由此爱丽丝公寓是传奇故事得以起承转合的起点与制高点，“无所谓”的时间自此瓦解。40年前，片场中的女人横尸，死因不明；40 年后，王琦瑶香消玉殒，死于长脚窃金。旧景重现，长痛不息。

早坂吝则将科学技术融入爱丽丝幻想故事中，其扭转时空的机械装置正是“白兔”，由此进入爱丽丝的虚拟现实世界。和白兔一起，10岁的爱丽丝下坠、下坠、下坠，在药物与科技的帮助下，开始了生日的解密之旅，也开启了斩杀红皇后的征程。从密室逃脱到婴儿绑架案，从死亡讯息到矮胖子凭空消失，再到戒备森严的城堡内红心女王竟遭斩首，多重事件虽沿着程序内的线性时间前进，但是都被限制在24 小时的倒计时之内，时间限制所带来的紧张感促发了小说的叙事张力。此外，白兔的引领身份在爱丽丝的“侦探”设定面前自动成为助手，如福尔摩斯与华生、霍桑与包朗，全知与限知视角相互配合，增添了小说的叙事悬念，高频强化小说的时间密度，致使时间从文本内部爆破、变形。

以进入兔子洞为界，两端的时间并未因节点的出现被切割开来，反在“爱丽丝”这一主体的记忆或叙述中连绵，延续成一段动态，交待出三部小说根本的时间属性。时间的变形与空间的变形息息相关，时与空的奇异变化是爱丽丝故事最富幻想色彩之处，渐成一个比喻共识，时空问题也构成了爱丽丝故事不断发展的动力。巴赫金说：“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②。在时空双重魔术中，爱丽丝们得以重新理解她自身的命运。安吉拉·卡特的短篇《爱之宅的女主人》亦向这则童话洞开的空间技巧致敬，在描述英国绅士揭开吸血鬼女伯爵神秘面纱的场面之前，直引了《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的“愈来愈奇妙了”③来为这一场景进行铺垫，并在小说中加以标注，给予读者提示：空间发生变化，而且新的空间中蕴藏诸多秘密亟待探索。

苏珊·桑塔格笔下环绕爱丽斯的主要空间是卧房，由于其长期卧床，活动空间便进一步缩小。由此茶话会成为小说的绝对高潮，各个时空的女性聚于一处而形成一个繁复时空体，在戏剧的催化下显出奇情与宿命感。早坂吝则借助科技之力塑造了一个充满悬疑色彩的赛博格空间，在致命游戏的威胁与刺激下，伴随着倒计时的压力，终酿就“罪恶奇境”。受限于文本的体裁与题材，这两部作品中对爱丽丝所处的兔洞空间着墨不及《长恨歌》以长篇形式的细细铺就。《长恨歌》第二章第七节，王安忆便告诉读者，“开麦拉”是拍电影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瞬，之前种种全是准备与铺垫，之后种种则是永远的结束。在爱丽丝公寓中所经历的时间，便是王琦瑶一生中的开麦拉时刻，而爱丽丝公寓自身也成为见证上海三小姐传奇命运的时空载体。爱丽丝公寓的安静是用权势与金钱隔绝出来奇观，长期瑟缩在奇观中央，就会与外界世界隔绝。于李主任而言，一袭粉红缎旗袍诱出的爱丽丝时光是“世外人间”，于王琦瑶亦如此。当选上海三小姐之后，王琦瑶曾有一段短暂的蒙尘期，离开蒋家，弄堂女儿复归弄堂。直至进入爱丽丝公寓，上海三小姐的传奇底子才显出了馥郁浓稠的色香基调，“它在马路的顶端上，似乎就要结束了，走进去却洞开一个天地”①。柳暗花明的奇异还不足以形容爱丽丝公寓在空间上展现出的别致，蒋丽莉的出场再次强调了这个世界的奇异，冒险与未知气息蔓延，恰似兔子洞，上海青年作家张怡微亦对此有过梳理②，此处不再赘述。

南朝梁吴均写《续齐谐纪》，神异怪闻繁杂，其中《阳羡书生》这则故事更是幻中生幻。鲁迅先生评此作品，亦强调其“奇诡”③ 特质。所奇所诡之处在于有限空间中通过吞吐行为所生发出的多样可能。“鹅笼书生”这一故事类型与佛家思想有互通之处，禅宗公案讲唤鹅出瓶，出与进皆属空间法门。钱锺书先生早已指出：“‘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此故释典常谈。”④此中大小空间之辩正应佛家芥子纳须弥、三千水内于藕孔之意。鹅笼空间正似兔子洞，鹅笼与书生，兔洞与爱丽丝，本就是一组关涉空间与空间中人的诗意等值参数，勾描着时空叙事的奇异骨架。

三、茶话会：相遇的意义

爱丽丝坠入兔子洞，开启另一个时空，这个情节过于迷幻炫目，以至于读者常常遗忘这一点：“爱丽丝随即跟着它往下跳，从没想过究竟如何才能出来？”⑤进入的诱因是兔子，而“出”的动机与方式都被悬置，如果回归爱丽丝故事的创作本身，不难发现，别有洞天诸般玄妙都是为了引出茶话会这一高潮，因为爱丽丝进入兔子洞后的护己之矛与攻他之盾皆是语言，茶话会之出现正是对“语言”的高度强调，在平等的交流与对话中，通过语言重塑爱丽丝。原版的爱丽丝故事中，茶会话出现在柴郡猫的片段之后，三月兔、帽匠、睡鼠是茶话会的主要成员，而话之重点则是一些没有答案的谜语，例如为何渡鸦像书桌？这些迷雾般的对话构建了爱丽丝游记作为人世寓言的基底，因其言说着人与语言彼此之间的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