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超级选举周期”拉美政党发展的新变化及影响

【关键词】拉美政党  政党政治  政党发展  治理能力  超级选举周期

经过近两百年的实践和发展，政党已经成为拉美政治运行的主体力量和政治制度的重要支撑。进入21世纪特别是在2021—2024年“超级选举周期”，拉美政党政治发展不断出现新变化、呈现新态势，对该地区政治发展、国家治理和国家间合作产生重要影响。

拉美政党政治演变及基本特点

拉美是最早出现政党的发展中地区。拉美国家于19世纪上半叶独立后，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保守与改良两派政治势力。两派效仿英国和美国政党制度，建立保守党和自由党两类政党。从19世纪30年代起，这两类政党在乌拉圭、智利、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巴拉圭、厄瓜多尔、洪都拉斯等国家相继成立，尽管各国政党的名称并不完全一致。19世纪的拉美政坛基本被这些政党垄断。严格地说，这些政党当时主要是寡头集团政治斗争的工具，社会和群众基础薄弱，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现代政党，但这些政党的建立是拉美政党政治的重要雏形。

经过近两百年实践探索，政党成为拉美国家政治运行的重要主体、政治活动的最主要参与者以及政治制度的重要支撑。政党间协商与合作、博弈与竞争、联合与妥协成为国家政治的重要内容；政党政治成为国家政权和政府机构运转的重要环节，与议会制度、政府制度、选举制度形成紧密联系。许多学者认为，政党已成为拉美民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社会利益的主要连接者和凝聚者，没有政党就没有拉美政治和民主。[1]

拉美政党政治具有较好延续性和连贯性。19世纪末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出现大批民族主义政党，许多政党成为执政党并长期执政。同传统的保守党和自由党相比，这些政党具有现代政党特征，社会和群众基础相对广泛，组织成分更加多元。这些政党是20世纪拉美现代化进程的主导者和政治民主化的推动者。政党虽然在军人政权统治时期受到打压，但政党政治发展并未中断，政党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无可替代的参与者。拉美军政府“还政于民”的民主化进程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后，政党地位和作用得到提升，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引领者，以及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规则的主要制定者。进入21世纪后，一批新型政党建立并执政，拉美政党政治获得新动力，政党发展出现新局面。

拉美政党管理和运行规则相对规范，宪法和法律对政党的地位和政党制度有明确规定。自1934年和1942年乌拉圭和多米尼加率先将有关政党的规定列入宪法起，到1994年阿根廷在宪法中作出相应规定止，所有拉美国家都在宪法中就政党问题作出规定，实现了所谓政党的宪法化和规制化。[2]在此基础上，已有十多个拉美国家制定《政党法》，对政党建立、资金使用、注册登记、政党活动、参与选举等作出详细规定。许多国家还颁布专门的法律法规，对宪法、选举法、选举事务条例、政党法中所涉及的内容进行补充。这些法律法规多是在进入21世纪后制定的，与政党问题密切相关，其中最重要内容是关于政党的资金来源和资助问题。通过宪法、政党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拉美国家实现了政党管理的法制化和规范化。所有政党都根据政党管理的基本规则，在现有制度框架下生存、竞争和发展。拉美政党政治多姿多彩、包容多元，涵盖当今世界所有类型的政党制度。中南美地区国家基本实行多党制，加勒比地区国家多实行两党制，古巴实行独特的一党制。

拉美政党发展和政党政治具有发展中国家的鲜明特色。发展中国家政党发展和政党政治与发达国家有某些相似性，但又有自身特色，如不同程度存在政党类型多样化、政党发展稳定性不足、公众对政党信任度不高、政党建设有明显缺陷等。拉美政党发展和政党政治起源较早，但其仍具有发展中国家的鲜明特点，政党发展起伏大、变动多，政党格局多次发生周期性变动。19世纪，保守党和自由党控制与主导拉美政治进程数十年。20世纪初，随着一些国家保守党和自由党衰落，民族主义政党兴起，政党发展呈现多元化态势。20世纪中叶后社会民主主义和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在拉美独领风骚数十年。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至今，一些老牌政党走向衰败，一批新型政党异军突起，拉美政党格局再次出现大变动和大转型。

拉美政党政治发展新变化及原因

近年来特别是在本轮“超级选举周期”（2021—2024年），拉美政党政治发展呈现一些新特点和新态势。

第一，传统政党衰败与新型政党崛起相互交织。不少曾长期执政的老牌政党影响力号召力下降，在国家决策中日益边缘化。墨西哥三大传统政党均呈衰败迹象。2000年，革命制度党连续执政71年历史终结，2012—2018年虽重新执政，但衰败趋势难以逆转，2018年大选其总统候选人得票率仅为16%。国家行动党在2000年赢得大选并连续执政12年后，尽显衰败迹象；该党总统候选人2018年大选得票率仅为22%。民主革命党衰败最为明显，其总统候选人2018年大选得票率不足3%。这三个政党联合推举的总统候选人于2024年大选中仅获28%的得票率。秘鲁多个传统政党衰败，阿普拉党在2020年国会特别选举中未获得席位，甚至没参加2021年大选；基督教人民党在2021年大选中也没能在国会获得议席。智利中左和中右两大政党联盟在2021年大选中败北，其交替执政30多年的局面被打破。2021年洪都拉斯大选后，传统政党自由党和国民党长期掌控国家政治进程的历史宣告终结。2019年，萨尔瓦多民族主义共和联盟和马蒂阵线在大选中失利，两大传统政党长期交替执政局面被终结；两党总统候选人在2024年大选中得票率分别为5.57%和6.4%，政治影响力尽失。

同时，一批新型政党崛起并迅速在多国执政。墨西哥国家复兴运动党于2014年建党，2018年执政并成为议会第一大党，2024年大选后继续执政。秘鲁涌现多个新型政党，民族主义党于2005年建党，仅六年后便取得执政地位；“为了变革的秘鲁人”党于2014年建立，两年后执政；自由秘鲁党于2016年建党，五年后执政。智利“尊严制宪”联盟组建于2020年，在2022年便实现执政。厄瓜多尔建党不足10年的“创造机会运动”党于2021年成为执政党；“国家民主行动”于2022年建党，在2023年实现执政。萨尔瓦多“新思想”党于2017年建党，一年半后取得执政地位，并在2024年大选后继续执政，且赢得议会多数席位。哥斯达黎加民主社会进步党于2018年成立，在2022年执政，从建党到执政仅用了4年。2017年危地马拉“前进党”建立，在2019年执政，从建党到执政仅用两年；2023年大选获胜的“种子运动”党于2017年才建党。巴拿马实现目标党于2021年建党，在2024年实现执政。

拉美传统政党衰败和新型政党崛起有深刻的政治社会根源，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传统政党的脆弱性和先天缺陷。首先，传统政党渐失公众信任，衰败难以避免。许多传统政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未能有效化解国家面临的各种经济社会难题，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不断遭到侵蚀；党的领导人日益脱离一般党员和民众，引起公众反感，一些国家由此出现“政治家危机”，进一步加重政党代表性危机和信任危机。其次，新型政党为公众提供了新选择。新型政党的理念与传统政党不同，对选民而言具有新鲜感和吸引力；其领导人具有政治局外人或政治素人特点，没有传统政党背景，甚至有反传统政党和反传统政治家的倾向，能够赢得对传统政党和政治家反感的民众同情和支持。有学者指出，如果既有政党无法有效反映公众诉求，各社会阶层不能感受到自己被现有政党所代表，就会在传统政党之外寻找代表性。[3]公众对传统政党及政治家信任度降低，转而支持局外政党和政治局外人，推动了传统政党衰败和新型政党崛起局面的形成。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政党衰败并不意味着其退出政治舞台，新型政党崛起削弱了传统政党政治影响力，但并未完全取代其地位。不少传统政党“衰而未败”，仍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传统政党在哥伦比亚、阿根廷、智利等国仍是最大政党，在巴拉圭、乌拉圭等国继续执政。与此同时，新型政党“兴而未起”现象普遍。许多政党建党不久即执政，但因治理能力不足，难以实现连续执政，有的甚至不能完成预定任期。传统政党和新型政党的较量并未以任何一方完败或完胜而结束；双方依然胶着的竞争是拉美政党政治发展的鲜明特色，也是“超级选举周期”的重要看点。

第二，政党发展分散化和联盟化趋势相互促进。拉美政党发展固有的分散化继续发酵，政党数量大幅增加甚至呈现碎片化趋势。1998—2018年，巴西议会中拥有席位的政党由18个增加到30个，2022年大选后在参众两院拥有席位的政党分别有18个和26个。秘鲁21个政党参加2020年国会特别选举，20个政党参加2021年大选。智利2022年组成的议会中，在参众两院拥有席位的党派分别为11个和22个。2020年委内瑞拉有56个全国性政党，37个政党登记参加2024年大选。阿根廷2023年大选后，在参众两院拥有席位的政党分别有9个和15个。巴拿马2024年大选后，议会71个席位由9个政党瓜分，席位最多的政党仅有20席。多米尼加24个政党参加2020年大选，2024年大选中有9个政党推出总统候选人，分别有7个和13个政党在参众两院获得议席。拉美政党分散化碎片化发展的原因众多，如传统政党包容性不足，民意代表性偏低，不断催生出不同理念、主张和代表性的新政党；不少国家对大选参选门槛限定较低，导致大选前新政党大量涌现；一些国家的政党资助方式对新政党增多推波助澜，如危地马拉“选举和政党法”规定，50%的竞选资助分配给总统选举，国会和市政选举各25%，建立新政党并争取更多政党资助，力争在选举中取得好成绩，是较有吸引力的选择。

与政党发展分散化碎片化同时发生的是政党联盟化趋势。出于选举需要，许多政党热衷或被迫建立政党联盟。在厄瓜多尔2021年大选中，中左翼政党组成“希望联盟”，右翼政党也组成竞选联盟。智利中左翼政党在2021年大选中组成“新社会公约”联盟，左翼组成“尊严制宪”联盟，中右翼组成“智利前进”联盟，极右翼组成基督教社会阵线。2022年巴西大选也是左右两大联盟的较量。阿根廷左翼政党在2023年大选中组成“祖国联盟”，右翼组成“变革联盟”，极右翼组成“自由前进运动”联盟。2024年墨西哥大选中三大传统政党结成“力量与意志”联盟，与国家复兴运动党等组成的“我们继续创造历史”联盟竞争。

政党发展呈现联盟化趋势的根本原因是政党的职能弱化，不少政党从纲领政党向选举政党转变。拉美政党与选举间的关系愈发紧密，政党日益沦为纯粹的选举工具。许多政党和政党联盟因选举而生，参加选举获得公职是主要目标。一旦选举结束，不少政党便失去动力和方向，走向衰败甚至消亡，相关的政党联盟随之瓦解。在选举政治的环境中，政党发展分散化碎片化催生政党联盟趋势，而政党联盟不稳定进一步加剧政党分散化碎片化，形成政党发展分散化和联盟化相伴而生、相互促进的局面。

第三，左右争斗的政治效应不断外溢。左右竞争和交替执政，是拉美政治发展的重要主线、主要内容和鲜明特点。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起，拉美出现两轮左右轮替周期。[4]近年来，拉美左右竞争的局面更趋复杂，不同国家呈现不同趋势和景象。尼加拉瓜、墨西哥等国家左翼政党优势较明显，执政地位或政治基础相对稳固，而厄瓜多尔、阿根廷、巴拉圭等国家右翼政党影响力上升。左右轮替的政治周期通常与经济社会发展周期有内在关联，是经济社会发展在政治领域的映射。左右轮替通常在经济下行、社会危机加重、民众不满增多而改革又难以推进的时期发生。现阶段拉美经济增长乏力，左翼和右翼执政党均陷于执政困境；不少国家社会撕裂加剧、政治对立加重，公众对经济社会困局迷茫无助，只能在左右间无奈切换，加剧左右相互缠斗的局面，左右轮替的周期也不如过去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