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明东北工业题材小说中工厂内部关系的建构与想象

草明自1946年到达哈尔滨，至1964年离开东北，创作了数篇以东北地区工厂为主题的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其作品中的工厂作为当时社会的缩影，集中展示了工人、技术人员（知识分子的代表、管理者（新政权领导干部的代表）这三个群体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变化，呈现出这一历史时期内，东北工厂的内部景观。

一、工人“主人翁”地位的巩固

东北地区的工业自近代发端以来，至伪满统治结束时，已形成相当规模。东北是全国最早解放并恢复生产的地区，工厂原有的工人跟随工厂一同被新政权接管，来自解放区的革命干部组织工人恢复生产并支援其他地区建设。东北地区的解放宣告东北工业领域工厂管理真空状态的终结，但仍存在着“革命的第二天”的诸多问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草明在作品中表现出工人的阶级意识在管理者的教育和启发下由自在转变为自觉，他们从既往的劳苦大众蜕变为新中国的先进阶级，成为“ 新中国工业建设的‘ 原动力’”①。此时，在管理者指导下的工人阶级成为中国工业建设依靠的主要力量。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工人，主要是指东北地区工厂中的“本地人”。草明依托中国传统伦理关系构建了工人群体形象。从血缘关系看，工人大多子承父业，如《火车头》（1950）中老李头和两个儿子同在马路湾铁路工厂工作，《姑娘的心事》（1960）中石富贵父子是工厂里不同岗位的工人。在血缘关系之外，还存在着情感伦理联系，如《原动力》（1948）中孙怀德喜欢开玩笑自称别人爸爸，李占春“在孙老头跟前，他觉得像在自己的叔伯跟前一样”②，《乘风破浪》（1959）中李少祥对老工人刘进春说：“刘叔，你真像我们爹！”③费孝通认为，没有具体目的只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是涂尔干意义上的“有机的团结”，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是“机械的团结”④。若将工厂视为一个微型社会，工人群体理应是“机械的团结”。但草明给其笔下的工人群体加上了血缘与情感的双重伦理关系，“有机的团结”与“机械的团结”便融合在一起，共同劳动与生活的工人群体内部关系变得更为牢固，俨然形成熟人社会。《原动力》中，“谁不盼开工，为吃碗饭呀”⑤是多年来围绕工厂劳动与生活的“本地人”的共同想法，因此工人能在老孙头的带领下主动修复机器。但此时作为“本地人”的工人所处的“主人”位置，并非政治意义上的“主人翁”地位。工人“给这种渺茫的、没有目的的工作拖疲了”①，表明工人的阶级意识尚处于自在阶段，有待管理者的启发。

新政权派遣的工厂管理者是“外来者”。他们既是地理意义上的“外地人”，如《原动力》中电业公司经理王永明是四川人，《乘风破浪》中炼钢厂厂长宋紫峰是苏州人；也是工厂内部熟人社会中的“外来者”，《原动力》第三章的标题“来客”指的是管理者王永明，其对应的“主人”自然是工厂工人。当外来管理者进入本地时，他们既需要融入并借助熟人社会的秩序，也需要帮助熟人社会摆脱传统因循，建立新的革命目标。

《原动力》《火车头》等作品表现了工人群体在经历了管理者的三轮更迭后，不光产生了建立新社会的憧憬，也出现了与新任管理者的摩擦与适应。管理者若不能真正依靠工人的经验与力量，工人若无法感受到管理者的无条件信任，终将导致矛盾冲突的爆发，出现生产事故。《原动力》中机器修复失败酿成火灾后，王永明决心走到群众当中，到宿舍与工人交谈。这一切实的做法让工人认识到管理者的可靠，“以往，咱们和你们之间有一堵板幛，——也好，火把机器烧了，也把咱这板幛烧了”②。王永明起用孙怀德作为工会领导者，让这个在“本地人”内部备受尊敬的长者，以传统伦理秩序中的长辈身份与敬业奉献的劳动精神，在工人群体中起到表率作用。同时，管理者通过动员大会、思想教育、听取工人意见等方式，调动工人的生产热情，令工人群体向着新的革命目标前进。草明在《火车头》中借工会干部方晓红之口表明，工人的劳动热情是工业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这种热情是短暂的，如何使工人的热情成为常态是管理者需要考虑的问题。管理者将积极劳动的年轻工人树立为模范，使年轻工人一跃成为熟人社会里的关键人物。《诞生》（1954）中的工人老李，《原动力》中的吴祥泰，《火车头》中的李学文等，他们凭借不断的技术创新与忘我的奉献行为，成为工人英雄，成为其他工人学习的榜样。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矛盾最终得以解决，工人获得政治意义上的“主人翁”地位，管理者及其所代表的新政权在工厂内部取得了实际领导权。工人的“主人翁”意识经管理者启发由自在转为自觉后，“才好像对自己的阶级觉悟找到了根据”③，得以成为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原动力”。

草明将文学创作视为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其笔下的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始终“走在革命的轨道上”④。草明谈及《火车头》时曾表示：“我想写受了许多苦难和折磨的曾和敌人作过斗争的中国工人，当自己获得了解放，做了社会的主人以后，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得到了发展的保证。然而那样的发展并不如理想那么顺利……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再经过干部与工人们的努力，许多缺点都能逐渐克服的。”⑤顺应这种革命叙事逻辑，工人“主人翁”意识觉醒后拥有更为深广的潜力和坚实的支撑，应当在工厂生产劳动过程中继续革命。

草明认为工业企业内部的主要矛盾是“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官僚主义和保守思想”⑥的矛盾，工人群体在具有正确思想的管理者领导下，同部分具有错误思想的管理者的斗争是作品的主要叙述内容，斗争的结果关系到国家的工业化目标实现进度的快慢。《火车头》中的工人李学文不满因循守旧的干部和技术员，认为“这些人脑筋不变，咱中国要工业化还得晚几天！”⑦草明在反思《火车头》创作时认为作品中激发工人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领导力量还是不够⑧，而在后续的创作中，她无意间揭示出即便是有着创造性和积极性的工人，仍然无法解决工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更为深入地暴露出这种领导力量的不坚决。在《乘风破浪》第一章中，李少祥抱怨兄长李忠祥所在炼铁厂生产的铁水质量不高，影响炼钢，李忠祥将未能生产出高质量铁水的原因归结于各种困难，李家兄弟二人显然无法单纯依靠自身力量改变现状。问题在于，如果铁水质量不满足炼钢生产要求，可以通过正规渠道退回，炼钢厂没有退回表明炼铁厂供应的铁水是满足要求的合格品。至于为何出现这样的问题，草明显然不愿继续深入讨论，她将笔锋一转，让宋紫峰打断兄弟二人的对话。在第十四章中，草明写到炼铁厂厂长刘明智的妻子“在炼钢厂当质检员，凡是炼铁厂来的铁水，经她检验的都是合格品”①。此处看似闲笔，却表明企业内部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而且这类问题是工人无法直接干涉的，甚至管理者也无法“全面地掌握头绪纷纭、关系错综的钢铁联合企业的规律性”②。草明在表现工厂内部各群体间的关系与问题时，显示出相当全面且深入的认识，但迫于时代语境，她无法如实地在作品中表述出来。政治话语要求工业题材小说创作要塑造理想的新人形象作为时代楷模，以正面的革命斗争精神给予读者精神鼓舞，其规范的文学方向与作家对工厂实际的认识与感受不可能完全一致。草明的工厂经历与生活体验存在诸多溢出政治话语要求、不完全合乎当时文艺政策指导方向与批评标准的部分，草明试图以理想化的工人形象，弥合政治话语规范与客观现实之间的缝隙，却无法掩盖理想化工人在其身处的工业环境里的局限与被动。

二、技术人员“被团结”处境的出现

工人“翻身”成为工厂的主人后，原本适应工业化生产的技术人员相对不受重视，成为“被团结”的对象，工人与知识分子（工厂内技术人员、技术领导）之间位置转换，工人处于工业生产的中心位置，知识分子处附属位置。在草明的作品中，知识分子与工人关系的变动表明工业生产逻辑的根本性变动，而前工业化理念如何与现代工业化生产相协调也成为随之而来的问题。

草明作品对东北解放前工人与技术人员的关系略有涉及。东北解放以前，工厂内技术人员的地位较高，工人地位相对较低。《原动力》中副厂长吕屏珍区别对待工人与技术人员，技术人员杨福田兄弟靠着技术资本耍威风。工人在解放前虽然从事最直接的生产劳动，却因不掌握操纵机器的技艺而无法真正拥有话语权，只能“不分昼夜，不分冬夏，囚徒似的在斥骂、鞭子的逼迫、死亡的威胁下干活！”③解放后，工人与技术人员的地位发生变化，工人成为工厂的主导力量，技术人员在思想觉悟上向工人靠拢。如《诞生》中大学生王洪德受到工人老李的精神感召，积极投入生产，表明技术人员在某种程度上是落后于工人的。

随着国家工业发展政策的调整，草明持续在作品中关注技术人员的工作表现与精神征候，“对技术人员应该以争取团结为方针，我便改正了若干错误。当然，拿现在的明确的团结技术人员的政策水平来衡量两年多以前的《原动力》，是非常不够的”④。从后续创作来看，草明笔下的知识分子仍或多或少都存在负面问题。《火车头》中的萧子英与《乘风破浪》中的宋紫峰等知识分子，热衷技术，不关心政治，被视为应受批判的对象。若从宋紫峰这一人物角度出发，不难看出作者所代表的社会公众向知识分子提出的难以两全的苛刻要求：面对工人提出的技术改进建议，既要抛弃知识分子过分倚重科学理论的思维方式，又要保留先试验再推广的科学严谨态度；面对实际生产，既不能完全遵循工业生产操作规程，也不能彻底摆脱操作规程任由工人自行安排的状况；面对实际问题，工人指出的细节问题要严肃对待，又不能过分干预生产细节，如亲自到车间炼钢会被工人非议；面对其他兄弟单位，既要勇于接受态度强硬的生产挑战，又要时刻保持企业内部团结的氛围；面对个人时间与精力的管理，既不能因私忘公，耽误工厂生产，也不能因公忘私，会遭受家人埋怨。宋紫峰在小说发展过程中，屡屡受挫，左右为难，他请求离开炼钢厂也没有被批准。

身为技术权威的宋紫峰与周围人屡屡发生冲突。厂内接连出现生产事故后，几乎所有人都在指责宋紫峰不接受上级布置的生产目标，似乎工厂事故频发是宋紫峰不同意增产导致的，一旦宋紫峰同意，问题便可迎刃而解。这种情节设定源于草明塑造知识分子时内心潜在的矛盾：一方面，草明扎根工业领域多年，对工业生产中专业技术人员的权威地位有着深刻的体察。因此，宋紫峰是否认可增产目标，才会牵动管理者与工人群体的共同关注。工人完全摆脱技术操作规程后造成生产混乱，表明即便工人具备极大的创造性，要达成增产任务，仍需技术权威的指导与帮助，突显了技术人员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草明对于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占据工业领域技术权威地位的缘由，认识得不够充分。对于宋紫峰这类技术权威而言，工人的技艺提升带来的潜在效率提升空间已经发掘完毕，生产效率的持续提升需要依靠管理方法改进与技术革新。草明显然不信任这类技术权威的专业判断，而是寄希望于工人主观的劳动热情，想依靠工人的生产潜力实现增产提效。草明表示：“我在《火车头》和《乘风破浪》里主要是反映工人的创造性和领导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保守主义的矛盾……在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中，在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工人阶级自觉地肩负起这个责任；充分体现了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这条真理。”①在此影响下，草明作品中推动工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因素，是工人操作技艺的不断精湛与高涨的生产热情，而不是科学的管理与技术的革新。

草明作品中其他工厂管理者同宋紫峰这类技术人员产生认识分歧，源于二者是否拥有成熟的现代工业管理经验。工厂管理者无法从前工业社会的革命与生产经验中获取相应资源，而是倾向于将前工业社会的经验移植到现代工业中。管理者甚至无法意识到经验的缺乏是由于社会发展进程的结构性问题导致的，“是时代语境中涉及到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模式及社会主义阵营和制度内现代性之间的矛盾等重大问题”②。

在工业生产过程中，“技术意味着在实际工作之中系统运用科学或者其他条理化的知识。它所带来的最为重要的结果……是迫使任何这样的工作分解以及细分为各个组成部分”③。技术的介入使工业生产流程细分为碎片，“劳动过程越来越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以至于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他的工作也被简化为一种机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④。这种限制令工人能够掌握生产工序岗位所需的技艺，无法掌握工业生产链条的全过程。因此，工人对于职业认知与定位仍然是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手艺人”。《原动力》中朱自珍和工友们自认为是“手艺人”，技术工人靠“手艺”吃饭。《火车头》里工人李学文被夸赞“ 手艺好”。《婚事》（1949）里小吉准备去工厂里“学手艺”，工人也被认为是“耍手艺的人”。“‘手艺’，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代表了某种技能，主要依赖手或是人体其他部分的直接接触或参与，而较少地利用工具或机器来完成某一项作业。”⑤手艺精湛在作品中体现为工人在劳动生产时进行的发明创造，能够提高个人的工作效率，工人对生产的热爱体现在实际地接触机器，亲手创造出实质性的事物，但并非工业生产整体性的革新。传统的手艺多指手工制作，工业生产则需要借助机械生产，更多地依赖科学技术对原材料进行加工，制造出大批量的标准化工业产品。从手工业到机械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工业的生产方式须利用机器和机器体系，而非仅仅依靠人的双手直接劳作，这是工业与手工业的区别”①。当工人的自我认知与周围人的评价仍然停留在前工业化的“手艺人”定位时，便难以与机械化生产相协调。

在分解后的劳动工序上，工人的工艺精进，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整体生产的组织、协调、配合、革新，却因为技术人员不受重视而处于弱势。技术人员有着一定的文化水平，甚至有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留学背景，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理论，他们适应现代化工业生产，是工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小说中工厂管理者过分依赖工人的精湛手艺、轻视技术人员的做法，导致以传统手工业观念管理现代工业生产，生产部门各自为政，工业生产呈现出与传统手工业生产类似的样貌。《诞生》中炼钢工人们各自想在新年到来前炼好第一炉钢，由于缺少前期调度与协调，出钢时间集中导致设备紧缺，车间党支部书记充分调动起工人的积极性，以解决生产上遇到的困难，最终完成了快速钢的炼制。从中可以看出生产不遵循严格的生产管理制度，单纯依靠工人的积极性将难以为继，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之嫌。《原动力》创作时期，草明尚能明确地指出工厂生产恢复失败在于缺乏正确的领导及技术人员的支持，工人自发组织存在严重弊端。而《乘风破浪》创作时期，李少祥连续违反操作规程却被视为模范人物，宋紫峰意识到前工业化的生产观念无法适应工业化的生产，却因拒绝这种观念的行为被视为保守者，屡屡遭受批评。宋紫峰的错误在今天看来，是试图用现代工业生产逻辑对抗手工业生产逻辑。“以大规模工业生产为出发点的社会组织方案服膺于现代工业的基本逻辑，整个社会因工业的统治而遵循工业的技术、物质结构与社会组织的形式。现代工厂对生产过程进行全面控制，大规模、高效率的工厂工作必须依靠纪律化、组织化的劳动大军。”②在作品中彼时的工厂并不具备这样纪律严明、高效组织起来的劳动队伍，一味地书写工厂取得生产的新纪录显得过于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