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巨变》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优秀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剧，不算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十七年”时期就有大量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被搬上银幕、荧屏，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也一一被改编成电视剧。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优秀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是从高雅的文学殿堂走向大众的荣光之道。这一过程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影视剧改编也因此成为某些作家获取经济利益的重要方式。但并不是所有的改编者都被市场经济逻辑所支配，更多的改编者仍坚守思想性、艺术性、审美性的高地。欧阳黔森是其中的代表，他的多部文学作品改编成电视剧，成为文学界的一个重要的现象，例如《雄关漫道》《绝地逢生》《奢香夫人》等。34 集电视剧《花繁叶茂》根据欧阳黔森的小说《村长唐三草》和报告文学《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改编而成，播出后广受好评，收视率屡创新高。“根据猫眼数据显示，该剧播出以来，每集电视剧当日直播关注度和市占率均为全国第一，在以年轻观众为主的B站评分更是达到9.4分。”①《花繁叶茂》能获得如此好的反响，与欧阳黔森在改编过程中秉持艺术性、思想性、审美性的追求分不开。通过比较小说《村长唐三草》、报告文学《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和电视剧《花繁叶茂》，我们发现，在欧阳黔森的改编中能窥见《山乡巨变》的影子。《村长唐三草》《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和《花繁叶茂》，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不仅仅体现为电视剧《花繁叶茂》的体量更大，人物形象更多，人物关系更复杂，内容更厚实等方面，还体现在从《村长唐三草》《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到《花繁叶茂》，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着比较大的飞跃。在这种飞跃性的变化里，我们能看到《山乡巨变》和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本文尝试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通过发掘欧阳黔森的改编与《山乡巨变》的亲缘性，表明新时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十七年”文学传统的滋养。

一

《村长唐三草》塑造了村主任唐三草这一人物形象，展现了基层干部在乡村科学发展过程中的辛劳与智慧。从小说体式来看，这篇小说颇有古代笔记小说之遗风，近似于人物形象“速记”。这篇小说有“十七年”时期马峰、西戎等作家写作的风范，善于塑造时代大潮中乡村基层干部的新形象。如果说《村长唐三草》善于记人，那么《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则长于记事，所记之事是党领导乡村脱贫致富之事。欧阳黔森在《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一文中写道：

就说这五年以来，我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走村过寨，自然免不了要与县乡的基层干部打交道，但更多的是与当地老百姓打交道。所谓“交道”，其实就是一个沟通和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使我非常愉悦，而这个愉悦只有来到这里才能感同身受。因为我的愉悦是来自他们的愉悦，而他们的愉悦来自党的政策、党的关怀、党的温暖。无疑，老百姓的感情是质朴的，他们发自内心的那种表白，让人听后不由得升腾起一种对共产党的敬畏之心和敬佩之情。

表白是质朴的，质朴的表白却令人震撼，这些话语至今在我耳边回响。这是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的表白，他说：辛苦了共产党，幸福了老百姓。老人家说的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细想起来却一点都不简单……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如果不是和老百姓促膝谈心，我就听不到这样质朴的心声，而老百姓这样真实的心声给我带来的不仅是心灵的震撼，而是灵魂的洗礼。①

这段话是《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的内在线索，它表达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乡村脱贫致富的重要力量。如果对照《山乡巨变》，我们就会注意到，在《村长唐三草》《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与《山乡巨变》中有着相同的主题。《山乡巨变》以县团委副书记邓秀梅来青溪乡开展农业合作化工作为线索，体现党对乡村的领导，这是小说叙述着重突出的地方。《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和《村长唐三草》中也有类似的体现，相比较文学文本，电视剧《花繁叶茂》表现得更充分、更典型。

《花繁叶茂》如何体现这一点呢？首先，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花繁叶茂》塑造了花茂村第一书记欧阳采薇的形象。《村长唐三草》里有一个大学生村官形象，不过比较模糊，只是对乡村振兴有一番理论上的指导，后来升为副乡长，离开了花茂村。相比较而言，《花繁叶茂》里驻村第一书记欧阳采薇和邓秀梅身上有很多共同点。邓秀梅是县城下来的干部，欧阳采薇也是，只不过前者是团县委副书记，后者是农业局的干部，二人都是代表组织来到乡村指导乡村建设。欧阳采薇和邓秀梅一样，在工作中都注重走村入户，深入农家做细致的工作。在邓秀梅的日程安排上，除了去乡政府开会，其他时间都是深入老百姓家里去做工作，“菊咬筋”、陈先晋等“后进分子”的家，邓秀梅更是去了一次又一次。同样，欧阳采薇也是深入乡村农户开展工作的好干部。无论是思想上还暂时难以跟上时代脚步的“村支两委”，还是一般群众家里，欧阳采薇都是一再深入其家庭，开展谈心工作。邓秀梅、欧阳采薇都体现了党的干部心系群众切身利益、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

除了人物形象塑造上体现党的政策与意志之外，在叙事时间上，《花繁叶茂》也具有与《山乡巨变》一样的艺术匠心。《山乡巨变》开篇铺展的是一幅清新、恬静的图画：邓秀梅乘渡船下乡，同船的伙伴跟她相互打趣逗乐，船外是秀美的乡村景象，和善的船工、安静的河水、水天一色的自然风光，构成一幅典型的自然村画面。它暗示《乡村巨变》的叙事起点是“自然”的，正处于历史巨变前夜，为接下来的叙述提供了逻辑起点，由此出发建构线性的叙事时间。互助合作的历史事件随着自然时间的推移，一点点地渗透进乡村，改变着乡村的命运。

《村长唐三草》是一篇短篇小说，缺乏线性叙事时间的构筑，《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也无显著的叙事时间设置。而《花繁叶茂》的线性叙事时间十分清晰，“三改”、脱贫致富、土地所有权流转、农村现代产业园建设等事件，随着自然时间的推移，依次展开。表面上看，这些事件是在自然时间序列里展开，但由于叙事时间起点确立上的独特性，所构筑的线性叙事时间也体现出了独特性。《花繁叶茂》叙事时间起点的设定与《山乡巨变》有比较大的差异：《山乡巨变》的叙事时间起点是自然村的自然时间，而《花繁叶茂》面对的则是经过改革开放洗礼之后的乡村，现代时间已经进入了乡村。所以，《花繁叶茂》开头设置的叙事时间起点不是自然时间，而是花茂村的村民纷纷要搭乘汽车进城打工的图景。这样的开头意味着，中国乡村的现代化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需要在沿着乡村融入城市既有轨道前行和实现乡村的自我现代化之间进行抉择。这一点其实在《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里已有所展示。欧阳黔森在这篇作品中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和和美美的乡村图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晚餐，共享天伦之乐，这象征着中国乡村现代化的一种新思路：不再以牺牲乡村的人伦作为现代化的代价，而是以乡村为本位进行现代化建设。《花繁叶茂》延续了这一基本观点，对叙述时间的起点有着新的思考。《花繁叶茂》把花茂村民进城务工作为叙述起点，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新拷问。而其叙述时间的终点是花茂村一派现代的、符合中国伦理的生活画卷。虽然《山乡巨变》和《花繁叶茂》设置的叙事时间起点不一样，但注重从历史巨变的宏阔视野来设置叙述时间的起点，这是它们的共同之处。

《花繁叶茂》塑造的驻村第一书记欧阳采薇的形象，凸显了党在领导乡村现代化建设上的历史担当，相比《村长唐三草》和《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其对下乡党员干部形象的塑造更加饱满。此外，独具匠心的叙事时间起点的设置，也弥补了《村长唐三草》和《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在叙述时间起点上的模糊性。因此，从《村长唐三草》《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到《花繁叶茂》，在党员干部人物形象塑造和叙事时间起点的设置上，这些作品都和《山乡巨变》有着“同频”的艺术效果。

二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是不同的文学作品，在处理风景描写上的策略有所差异，因为风景描写不是简单的观照自然风景，而是和一定的文学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现实主义文学要求文学作品更多地去叙述事件而不是描写自然风景。因此，“十七年”时期的长篇小说并不看重风景描写，而《山乡巨变》中的风景描写不仅篇幅大，而且在艺术处理上很有特色。

《山乡巨变》的风景描写不是简单地叙述自然风景，而是将自然风景至于历史活动之中。例如，小说开头这一段自然风景描写就很有特色：

节令是冬天，资江水落了。平静的河水清得发绿，清得可爱。一只横河划子装满了乘客，艄公左手挽桨，右手用篙子在水肚里一点，把船撑开，掉转船身，往对岸荡去。船头冲着河里的细浪，发出清脆的、激荡的声响，跟柔和的、节奏均匀的桨声相应和。无数木排和竹筏拥塞在江心，水流缓慢，排筏也好像没有动一样。南岸和北岸湾着千百艘木船，桅杆好像密密麻麻的、落了叶子的树林。水深船少的地方，几艘轻捷的渔船正在撒网。鸬鹚船在水上不停地划动，渔人用篙子把鸬鹚赶到水里去，停了一会，又敲着船舷，叫它们上来，缴纳嘴壳衔的俘获物：小鱼和大鱼。①

这一段描写的自然风景是资江千百年以来一直保持的面貌，表现了资江冬季的水文状况和两岸人的传统生产活动。这样的风景是循环发生的，往往外在于人类的历史活动。但是《山乡巨变》在处理这样的风景时，把它镶嵌进历史活动中，即邓秀梅乘船下乡去青溪乡指导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乘船渡江的邓秀梅的出现，使自然风景具有了历史象征意义，它意味着这种长期的自然性活动将会受到历史活动的冲击。因此，自然风景描写具有了历史隐喻意义，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切景语皆情语”。《山乡巨变》没有采用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而是采取限制性叙事视角，由邓秀梅来承担叙事视角的功能。由于邓秀梅的特殊历史身份，她打量乡村自然风景的时候，就把自然风景置于历史视野中来审视。以邓秀梅的视角来处理自然风景的描写，是《山乡巨变》的独特叙述视角。例如：“等到呼吸从容了，她（邓秀梅）抬起眼睛，细细观察这座土地庙。庙顶的瓦片散落好多了。屋脊上，几棵枯黄的稗子，在微风里轻轻地摆动。墙上的石灰大都剥落了，露出了焦黄的土砖。正面，在小小的神龛子里，一对泥塑的菩萨，还端端正正，站在那里。”①土地庙是乡村常见的建筑，是民间信仰文化的重要体现。这段文字中的土地庙呈现出一派衰败的气象，而这是邓秀梅“抬起眼睛，细细观察这座土地庙”所见的景象。在邓秀梅的“历史”之眼中，这种衰败成为乡村民间信仰将要退隐的一种隐喻。

《村长唐三草》中的自然风景描写并不突出，侧重的是人物形象刻画，而《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中的自然风景描写具有特色，注意自然风景和历史意义的融汇，开始接通《山乡巨变》的经验，不过还不够充分。自然景物与历史意义的融合是《山乡巨变》的重要创作经验，这在电视剧《花繁叶茂》中有较为突出的体现。在《花繁叶茂》中，风景展示占据了很大篇幅。不过，这些风景不是乡村生活的点缀，也不是乡村民俗风情的自然展示，更不是乡村风物的自然陈列，自然风景都镶嵌进了历史的视域。其修辞策略大概有三种方式。

首先，《花繁叶茂》通过大量乡村自然风景的描写，来展现中国乡村脱贫攻坚的历史必然性。《花繁叶茂》呈现了花茂村的地貌、公路、村居等风景。镜头中的花茂村是一个地理位置偏僻的村庄，海拔不高，但是绵延不绝，山上的植被大都低矮、稀疏。这样的景象无疑表现了花茂村的贫穷，以及实施脱贫攻坚的典型性和历史必然性。《花繁叶茂》还表现了乡村脱贫攻坚任务的艰巨性，这在对农民所种花椒的情景描写上有突出的表现。因为无法接受花椒三年才能产生经济效益的客观情境，村民种植积极性不高，也疏于管理，哪怕花茂村具有花椒种植最适宜的地质条件。在急功近利思想的推动下，村民对于种植花椒并不热心，为了应付差事、敷衍塞责而已。因此，镜头中的花椒苗毫无生机。这种自然景象的凸显，表现了脱贫攻坚还应包括村民精神和思想上的“脱贫”。《花繁叶茂》把自然风景置于历史视野中来展开，和《山乡巨变》的风景叙事策略相一致。

其次，《花繁叶茂》在表现乡村历史风物的时候，并没有将其作为猎奇对象，而是注重从传统与现实之间现代转换的视野来表现。《花繁叶茂》在思考现代和传统的关系时，并没有否定传统的价值，而表现了在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日益成为乡村社会主流的时候，传统仍然如血脉一样流淌在花茂村。《花繁叶茂》展现了花茂村陶瓷文化创意一条街的温馨与古朴的乡愁。花茂村的传统陶瓷业在脱贫攻坚的时代大潮下再次焕发出了青春。土陶烧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杜师傅家的作坊，最早就是一个小作坊，做一些泡菜坛子、酒罐子，销路不好，收入不高，甚至严重亏损。在欧阳采薇的帮助下，陶瓷店兴旺起来了。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欧阳采薇购买了生产机器，把作坊变成了艺术学院的教学试验基地，还建议杜师傅根据市场需要做出旅游产品，开设制陶体验项目来吸引游客。土陶作为花茂村的特产，并非只是吸引游客的猎奇对象，而是体现了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症候。它一方面承接了历史，是花茂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另一方面，它又是现代文化的产物，进入了现代工业生产体系。在脱贫攻坚时代背景下，传统风物被赋予了文化乡愁的现代意义。

最后，《花繁叶茂》有大量关于花茂村“新颜”的镜头，是花茂村脱贫攻坚任务完成之后的风景，主要体现为“人造”的自然，例如整齐的村落、笔直宽阔的马路、充满现代气息的农业产业园区、稻鱼一体的农田等。这些不是简单的风景，而是内含着中国共产党带领花茂村走现代化道路的意志和成效。例如现代农业产业园将农业生产、观光旅游统筹安排，为花茂村村民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带领花茂村脱贫致富。但是，这一切又是那样来之不易。现代农业产业园需要大量连片的土地，必须经过土地流转，但长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习惯自己耕种自己承包的土地，无法理解土地流转带来的效益，也无法理解现代农业产业园将给花茂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极力阻止土地流转，甚至极力反对在花茂村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差点让项目园“流产”。现代农业产业园所呈现的美丽风景，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自然风景，而是花茂村在党的领导下走上脱贫攻坚康庄大道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