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乡村文化变迁的文学镜像

所谓乡村文化，即是以中国农民为创造主体，以乡村为生存空间，在长期稳定的生产、生活中积累形成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作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建构基质，乡村文化所包蕴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习俗观念，在历时性的嬗变与共时性的扩散过程中，对乡土大众形成了多维度的影响。新时期以来，伴随改革开放的历史化进程，现代化所引领的城市文化和工业文化的胶合，形成了一股对乡村文化产生连续冲击的浪潮。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乡村文化经历了由表及里、从社会文化的主体构成向非主体地位渐次蜕化的式微过程。与此同时，未完成的现代性与中国乡村文化的交织也促使大众在面对乡村文化时，在赋魅、祛魅、返魅这三种状态间形成了难以弥合的认知分歧。基于此，作为中国乡土小说文本建构的核心质素，新时期以来乡村文化的变迁过程，既是“乡土小说赖以发生的现实社会基础”，也是“乡土小说创作的叙事对象”①。

贾平凹是新时期以来极少数保持高创作效率与文本质量的乡土作家之一。相较于在半个世纪内所取得的著作等身的创作实绩，贾平凹更看重故乡赋予其文学创作的文化价值属性。“典型的商州民间传统文化和西安官方传统文化孕育了我作为作家的素养”②，贾平凹对于故乡始终有着高度的文化认同感。在对传统乡村文化所建构的难以分离的情愫累积中，贾平凹所要面对的现实却是工业文明和城市化扩张所带来的冲击与挤压。贾平凹对于乡村文化的书写与阐释与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产生了互文参照的关联性。在记录故乡从乡土中国走向城乡中国，乃至城镇中国的转型过程中，贾平凹没有将改革的波澜抑或工业化的冲击，与乡村文化的根脉对立起来，而是将乡土中国的命运及乡村文化的时代镜像，作为自己文学创作所观照和忧思的对象，并在复现乡土中国时代症候的过程中，始终以精神守护者的姿态开掘乡村文化传统。本文选取贾平凹长篇乡土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三部作品《浮躁》第一部长篇小说）、《秦腔》（获得茅盾文学奖）、《河山传》（最新的进城叙事作品）为研究对象，对作品中乡村文化的时代境遇进行解码，以揭示贾平凹对于传统乡村文化的执守姿态。

一、改革语境下的文化忧思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作为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已持续百年，但加速期显然始于1978年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新时期。而作为对时代转型最为敏感的乡土题材小说，乡村文化急剧变化、重构的40余年，也是其创作主题和内蕴变化最为明显的阶段。改革开放至今，以农民（广义的农民包括不离土不离乡群体，离土不离乡群体，离土又离乡群体）为核心，以村庄（农民在乡或者离乡的生存空间）为聚居空间，以农业（广义的工作）为谋生路径，以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群网络，以仁义礼让为基本原则的人际关系，所交织建构的乡村文化的时代变迁，在众多乡土小说作品中留下了或隐（观念）或显（物质）的时代履痕。

作为乡村改革的亲历者与改革文学的参与者，贾平凹对乡村的经济改革“最初是持热情肯定态度的，其《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热情洋溢地肯定了改革给农村青年思想感情、爱情婚姻等所带来的可喜变化，但作家其后所写的《腊月·正月》则较为冷峻”①。其根本原因在于，包括贾平凹在内的一些乡土作家发现，狂飙突进的现代化为乡村社会带来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对其固有的文化价值体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对传统乡村文化的“道德忧虑”②态度，促使贾平凹在时代的“浮躁”情绪中保持着难得的清醒。“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的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③在贾平凹看来：“正常的新文化新理论应该是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交流、吸收融合后才产生的，接受外来文化首先必须是以坚持本土文化为基础的，否则像一阵旋风来了又去了什么也没有留下，这就不应该了。现代许多人对本土文化接受太少，功力不扎实。”④在这一创作理念助推下，贾平凹将自己对改革发展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乡村文化的忧思与感喟，转化为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浮躁》。贾平凹在《浮躁》中将道义伦理的守正、家庭伦理的维护、乡风民俗的传承，作为传统乡村文化遭遇困境的时代表征，并以金狗这一时代新人作为乡村文化的维护者，在这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求索历程书写中，我们可以管窥贾平凹对乡村文化遭受冲击的忧思态度。

首先，作者借小说中金狗与田、巩两个家族的关系，表现出其对于乡村管理文化的忧思。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熟人社会的基础与无讼传统的传承，建构了相对稳固的长老管理制度。也就是说，乡村内部在大众对规则的集体无意识传承与遵循中，可以形成一个稳固的管理文化体系。而伴随着乡村转型而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经济发展对于稳固的乡村管理格局的冲击。《浮躁》中，以田、巩两个家族为代表的乡村群体，掌握了仙游川地区的乡村管理权。然而，在时代的浮躁情绪之下，这两个群体对乡村管理权的争夺，实质上只是为了一己私利，已经违背了传统乡贤为民请命的文化传统。作为乡村新人，金狗思想前卫，同时兼具为群体奉献的精神，因此在河运队工作期间，他通过对客户的精准把握，实现了河运队营收翻倍的目标。当他想以此为基础，带领州河两岸的村民致富时，田中正却只顾个人私利，甚至授意相关人员掣肘金狗的工作，致使金狗为乡民谋福利的愿望最终破灭。但是，作为仙游川之子的金狗并未放弃自己的理想，在成为州报记者后，金狗逐渐了解了彼时乡村的诸多问题，通过新闻内参的反映途径，改善了乡民的生活环境。尽管金狗在为村民谋福利的过程中，也会采用一些非常规手段，但其传统乡村文化的坚守者姿态，保证了其行为的合理性。

其次，作者通过小说中金狗与雷大空的关系，展现出作家对乡村道德文化前景的忧思。兼具乡村青年创业热情和进取精神的雷大空与金狗具有同质性，两者的人生轨迹有交集，人生诉求也趋于一致。为了支持朋友的事业发展，雷大空将自己有限的收入赞助给金狗发起的记者研究会；为了帮助家庭贫困学子，雷大空通过捐资助教的方式为学校换了新教具，也为自己的发展累积了声誉；小水和福运作为雷大空的童年挚友，在成年后也得到了雷大空物质层面的多次扶助。上述行为无疑透露出雷大空作为一名乡村新人具备的优秀品质。如果按照乡土小说的常规叙事模式，其有可能迈入乡镇企业主，甚至民营企业家的人物形象序列。贾平凹却发掘出改革时代乡村经济发展与乡村道德约束力减弱所造成的人物命运悖论的现象。就道德约束力的非强制性而言，雷大空用卖假老鼠药这一违规行为来赚取“第一桶金”，受骗村民只能以舆论道德来谴责他，却无法对他进行实质性的惩戒；就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而言，对于违法行为的惩戒需要以对违规者行为的严格判定为前提。所以，当雷大空通过游走于法律和道德的中间地带获得阶段性成功后，非常规的跃升模式给予了他错误的暗示，导致他误将社会管理的疏漏所带来的利益等同于自己的能力。面对金狗的多次规劝，乃至警告，雷大空依然故我。最终，他将无法发芽的树种出售给林业部门后遭到了法律的严惩。至此，我们可以明晰，贾平凹对于雷大空这一人物内核的建构，有着明显的善恶评判。作为乡村之子的雷大空，其性格中的善良正是对于传统乡村精神文化优质内核的集体无意识的具化表现，而这种不具有强制约束力的乡村道德文化规约，在面对高额经济利益诱惑时，显然会陷入失语乃至失效的尴尬境地。质言之，贾平凹试图以雷大空的消逝，唤起读者对彼时乡村文化在经济利益至上观念冲击下所遭遇的时代危机的关注。

二、“去乡村化”时代语境下的危机显影

作为乡村的地之子，贾平凹在《浮躁》中所描画的金狗这一人物形象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贾平凹在将这一人物形象饱蘸传统乡村文化之墨的过程中，绘就了乡村文化持守者的时代样貌。可以说，以金狗为代表的传统乡村文化的代言者，尽管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徘徊，但是介于城乡之间的现实空间仍然为这一群体，为乡村文化预留了诗意栖居之地。及至21世纪，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传统的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模式开始向外向型经济转型，由此所引领的中国工业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城市化规模的扩张，显然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与中国现代化程度与日俱增相伴随的现象，则是传统向土谋生的生存模式的改变，以及乡下人进城热潮的出现。相较于乡村物质基础的被抽空，“城市化进程对于乡村的冲击更为内在的反映，则体现在一种迁延千年的乡村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还有伦理秩序正在面临改易甚至消亡”①。这种内在的影响，最终转化为城市文化对于乡村文化基质的全面渗透，乃至取代。

诚然，贾平凹作为地之子的乡村精神文化属性保证了他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②，但时代的发展趋势显然是工业扩大化、城市挤占乡村这一不可逆的潮流。时代潮流之下，个体应该顺应时代而行，正因如此，解决空心村问题的合村并镇运动兴起，解决留守儿童上学难问题的集中并校行动方兴未艾。但是，文学不同于社会学的最重要特质之一，便是其有能力在社会现实的感性化思考与理性化表达之间，为大众建构一个理想化的缓冲空间。21世纪以来，在中国乡村社会整体处于“去乡村化”③的时代趋势下，贾平凹已然意识到，作为乡村文化载体的商州和棣花街走向消亡的命运是无可避免的。由此，他下定了如巴尔扎克写就《人间喜剧》般的决心，要“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④，而《秦腔》正是贾平凹在上述时代语境和复杂心境下，写就的凝视乡村文化衰变的挽歌之作。就叙述对象而言，《秦腔》“所讲述的故事虽是作者自己的家乡，却是中国乡村社会变革的缩影。故乡的变迁实为中国农村的变迁”⑤。如果说贾平凹在《浮躁》中所要记录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乡村文化体系遭遇经济攻势时呈现的颓势，并寄希望于金狗式的乡村新人挽狂澜于既倒；那么，至《秦腔》写就，作家的叙事姿态显然已进入平和冲淡，乃至隐伏着悲伤的无奈心态，以期记录下以秦腔为隐喻的乡村精神文化、以土地为载体的乡村物质文化的夕阳余晖。

小说中，作者将秦腔作为乡村精神文化的具象化代名词，并将这一古老戏曲形式贯穿于小说情节，同时在历时性的时间进程中，将夏天智对秦腔的痴迷和大众对秦腔的厌弃构成鲜明比对，从而在共时性的空间交集中呈现乡村精神文化图腾的碎裂过程。在《秦腔》中，贾平凹将秦腔的剧目和唱词与传统乡村精神文化的内涵相勾连，并循环往复地强化。小说中主办人或出资方邀请秦腔剧团进行演出的目的，实质上包含着引导观众以演出剧目中主要角色的“立德”“立功”“立言”①等具有社会共识性的正向行为，作为自己言行举止的榜样。在小说开篇，作者就借助引生的自叙，为读者呈现出秦腔在本地的文化地位。在清风街，最气派的建筑是演出秦腔的戏楼秦镜楼。在村人的观念中，这座戏楼不仅承载着为村民们在重要节令演出秦腔的责任，同时楼因戏荣，戏因楼兴，戏楼紧挨着村中的文庙魁星阁，“就是有这个魁星阁，清风街出了两个大学生”②。至此，秦腔在被作为地域文化承载体的基础上，又被赋予了护佑本地学子前程的神秘色彩。紧随其后，作为村中唯二的大学生——夏天智的儿子夏风，在他荣归故里与白雪结婚的重要人生节点，他的父亲夏天智为了彰显社会地位，以及对儿媳白雪的期许与赞誉，邀请了县秦腔剧团到本村的秦镜楼演出秦腔经典大戏《拾玉镯》。而夏风作为后生晚辈能够享有这一超高规格待遇的根本原因，则是传统乡村文化镌刻于大众基因中的对于文化知识的尊崇，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村民们在聆听秦腔大戏的过程中，也将自己的子孙辈带到现场，目的有二：一者，借秦腔的内容寓教于乐地帮助未成年人建构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二者，借夏风读书、进城，实现阶层跃升的事实，激励后辈以之为榜样，复制乃至超越前者的成就，进而实现秦腔唱词中“金榜题名，光耀门楣”的家族理想。

但是，伴随着现代化发展与城市文明的狂潮，消费社会所隐伏的“符码操纵和制造消费”③这一特质，也为秦腔的发展带来了危机。鲍德里亚认为，在现代消费关系中，作为消费的主导者（实际上是被动消费者），其所意图获取的“不是物，而是价值。需求的满足首先具有附着这些价值的意义”④。作为传统文化承载体的秦腔，其所兼具的教育和感化价值显然不在清风街青年人所需要的价值范畴内，流行乐所彰显的时尚感却能让青年人得到满足。在丁霸槽酒楼的开张典礼上，秦腔剧团的演出场所从戏楼被降格到临时搭建的小平台，即隐含表达了观众对传统戏曲观看热情的下降。面对赵宏生等人对秦腔艺术的轻慢，尽管夏天智以乡村文化权威的身份予以制止，但是观众的失望态度却无法回转。为了扭转局面，丁霸槽让“在清风街承包着一片果园，还为人做鞋，修理自行车和架子车”⑤的村民陈星作为临时救场演员，登台演唱起流行歌曲，结果不仅“清风街的年轻人都跑了来，酒楼前的街道上人挤得水泄不通”⑥，秦腔剧团的演员们也跟着唱起了流行歌曲。至此，专业的秦腔演员在与业余流行歌手的同台竞技中主动示弱，青年观众在传统戏曲和流行音乐间毫无悬念地倒向后者。而前者所代表的传统乡村文化所包蕴的文化约束力，也被消费时代的社会个体所厌弃。及至夏天智病重，夏风甚至未能及时归家见父亲最后一面，这无疑意味着传统乡村文化中仁孝观念的坍塌。作为乡村精神文化的象征，由夏天智搜集整理的六大本秦腔脸谱图绘，最终的归宿却是伴随夏天智藏于名山，不可谓不悲壮。

在《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一书中，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提出了人类文化的三种基本类型：其一，“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其二，“并喻文化，则是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其三，“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①。小说中，作者对于夏天义与土地的关联性所造成的悲剧，实质上正是建构于“三喻文化”交汇的时代语境中。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土地承担着产出物质资料、创造社会财富的基础性任务，因此传统的土地文化无疑是乡村物质文化的主体。作为清风街的前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夏天义任职阶段恰逢乡村社会生产力较为落后的阶段，他对于村中土地用途的局限性认知，显然是对传统土地文化的一种现实折射。尽管夏天义曾长期担任清风街的村民委员会主任，但是其文化知识构成仍以农业文化为主，他对土地价值的认知仍停留在传统的“产粮—食用”这一单一价值层面。上述两重思维模式的交汇，促使夏天义以保守的“前喻文化”传播者的姿态，对接任者夏君亭，进行了“守土”观念的说教。而后者却在其上任后，在村中有限的土地上建起了酒楼和农贸市场。二者的土地观念之争造成了“并喻文化”阶段的代际冲突。夏天义在淤地造田的同时，还希望将自己惜土如金的观念传递给家族中的后辈，因此他将孙辈们带到了造田现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孙辈们对其淤地造田行为表现出冷漠的否定态度，夏天义就此彻底绝望。当农三代们彻底放弃土地的生产价值和精神属性后，乡村物质文化的定义权和传承功能显然已迈入“后喻文化”时代，“在这一文化中，代表着未来的是晚辈，而不再是他们的父辈和祖辈”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