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焦虑与对策

“在文学上，主要的潮流或流派共有两个：这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①]作为文学思潮，现实主义文学起源于欧洲，诞生于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文化语境中，且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比肩而立。通常说来，浪漫主义崇尚抒情、写意，现实主义旨在再现、写实。而写意和写实，恰好是中国文学传统的一体两面。然而，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写实成了主旋律，写意则沦为陪衬。这与中国社会“启迪民智”“亡国保种”“救亡图存”“抗战”“建设新中国”“改革开放”“奔小康”“扶贫攻坚”等种种宏大现实诉求休戚相关。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更加紧密，甚至保持零距离，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要义。也就是说，文学必须全面、深入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如何有效反映？作家需有异乎寻常的感知力、洞察力，作家不是摄影师，不应仅是客观呈现，而应基于个人感受，进行深刻分析，洞悉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如果说百年中国新文学以现实主义为核心，那么，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亦如是。纵观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总体说来，现实主义是重中之重。“自20世纪初叶迄今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选择的是现实型文学的路向，更多地体现为对现实的描摹、反思、评判与想象，追求逼真、传神的艺术效果，侧重于文学的认识与教化作用，主要影响于儿童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国族认同、人生态度。……时代规范与社会现实语境，以及儿童文学的实用主义倾向与作家使命意识，是促使百年中国儿童文学选取现实主义而不是西方式的浪漫主义、选择的是现实型而不是幻想型文学的根本性原因。”[②]即或最富浪漫精神的童话创作，也因为渗透了“成人的悲哀”，经由叶圣陶开创性地走出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③]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历程究竟呈现出怎样的状貌？中国儿童文学现实主义焦虑的根源何在？表征如何？中国儿童文学现实主义书写究竟存在哪些根本性的问题？亟待探求哪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本文试图逐一探寻这些问题。

一、中国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焦虑

由于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文艺政策皆一以贯之地大力提倡现实主义，呼吁加大现实主义创作力度，因此，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以现实主义为中心。一般说来，缺什么就补什么。不遗余力提倡现实主义，或可预示现实主义出了问题，抑或唯恐不够现实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百年中国新文学，包括儿童文学，始终弥漫着浓重的现实主义焦虑。

一方面，尽管现实主义乃整个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主潮，浪漫主义不过是灵光乍现，然而，基于现实主义的价值诉求，自然而然或有意无意就把浪漫主义当作了强大的竞争对手和假想敌，甚而唯恐浪漫主义大行其道，遮蔽、粉饰现实生活，无法承担起督导儿童成长的重任，甚至会麻痹儿童的思想。比如，有关“禽言兽语”的论战。起因是关于小学国语课本是否应该采用“鸟言兽语”等童话类作品。正方是魏寿镛、周侯予、严既澄、郑振铎、吴研因、陈鹤琴等学者、作家；反方为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初等教育专家尚仲衣等。何键在《何键咨请教部改良学校课程》一文中提出：“民八以前，各学校国文课本，犹有文理；近日课本，每每‘狗说’、‘猪说’、 ‘鸭子说’，以及 ‘猪小姐’、‘狗大哥’、‘牛公公’之词，充溢行间。禽兽能作人言，尊称加诸兽类，鄙俚怪诞，莫可言状。……青年性根未能坚定，往往被其蛊惑。”[④]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竟因此下令查禁“鸟言兽语”的童话。尚仲衣在《选择儿童读物的标准》中提出：“世界上本无神仙，如读物中含有神仙，即是违背自然的实际现象，鸟兽本不能作人言，如读物中使鸟兽作人言，即是越乎自然。”[⑤]又比如，对安徒生童话的批判。三四十年代，孙犁、胡风、钟望阳、苏苏、萧三等提出辨证看待“幻想与现实”。由于民族危亡，迫不得已片面强调现实主义。因此，安徒生童话曾经备受推崇的幻想性，一度被徐调孚等斥为“麻醉品和毒质”。^[⑥]穆木天直言：“新的儿童文艺，不应是中世风的动物故事，或是理想化了的唯美的歌谣。在现阶段的中国，是不要那种蒙蔽儿童眼睛的东西……是需要用现实主题，去创造新的儿童文艺的。新的童话，新的童谣，都宜有现实性。从帝国主义压迫中国诸事实，‘九一八’，‘一二八’，以及数年来东北民众的惨苦生活中，我们是都可以汲出来新的儿童文艺的主题的。而，用那些有真实性的主题，制作出来新的儿童文艺的作品来，是大大地可以教育中国儿童的。”[⑦]茅盾则呼吁：“千万请少用些舶来品的王子、公主、仙人、魔杖……吃了黄精会终年不饿长生不老——这一类的话吧。”[⑧]再比如，对童话《慧眼》^[⑨]和陈伯吹提出的“童心论”的批判，皆体现了明显的现实主义焦虑。如果说《想象也要以真实为基础：评欧阳山的童话<慧眼>》^[⑩]《驳陈伯吹的“童心论”》^[11]等尚属文学本体意义的学术争鸣，那么，《坚持儿童文学的共产主义方向》^[12]《坚持儿童文学的党性原则——兼驳陈伯吹“童心论”“主要写儿童论”》^[13]等，则将非现实主义统统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必须予以彻底肃清。这显然已经溢出了文学批评的范畴。

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哈利·波特》系列作品席卷中国童书市场，“幻想文学”大行其道，抢占了童书市场的较大份额。在一定时期内，现实题材儿童文学作品的种类、体量都不大，现实主义一度遇冷。这引起了中国文坛的巨大焦虑。政府职能部门频频发声，推出新政，组织作家下基层采风，深度书写现实题材。比如，2004年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设立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专门负责实施文学创作重点作品扶持工程。其工作条例明确写着：“注重反映现实生活，描绘新时代新气象，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弘扬中国精神的选题。”[14]“重点作品扶持工程从启动伊始，就把重点放在反映现实生活，描绘时代新气象，讲述中国新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富有艺术追求，艺术构思成熟的选题上。”[15]与此同时，出版部门加大了“主题出版”[16]（即现实题材作品）的出版力度。据统计，“近年来，平均每年为数十位作家深入生活牵线搭桥，创造条件，提供便利；为约20部已完成的作品安排专家审读，或协助召开改稿会，提出修改意见；为10部经专家审读认为比较优秀的作品召开研讨会、座谈会，进行宣传推介。”[17]此外，召开多次“现实主义题材儿童小说”的研讨会。比如，2018年8月13日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接力出版社举办了“大家一起做好书·真实的力量——现实主义题材儿童小说的新状态”主题活动，与中外儿童文学作家、画家展开了有关现实主义题材儿童小说的新状态的大讨论。针对“我们为什么需要现实主义的儿童小说”“孩子喜欢什么样的现实主义儿童小说和美术作品”“当下中外现实主义儿童小说的新走向”等话题展开深度研讨。[18]借此，现实题材日益多样化，诸如军旅题材、援疆题材、支教题材、扶贫题材、乡土地域题材、文化题材、生态题材、历史题材、战争题材、青春题材、校园题材等作品蔚为大观。张宏森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报告，总结了这些年现实主义创作所取得的成就：“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深度参与、生动记录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19]

毫无疑问，现实主义一直为中国儿童文学保驾护航。那么，中国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书写果真取得了艺术和思想的双丰收吗？中国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焦虑症被治愈了吗？回答显然是犹疑的，答案显然是模糊的。中国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书写究竟存在哪些根本性的问题？

二、中国儿童文学现实主义书写存在的问题

中国作协在总结“重点作品扶持工程”所取得的成果时，呼吁“文学创作不断从‘高原’向‘高峰’迈进”。[20]有“高原”无“高峰”，亦是当下中国儿童文学现实主义书写的困境。症结在于，太过注重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而忽略了文学创作本质上是一种艺术生产活动，故而把幻想（想象）视作天敌，甚至非理性地排斥幻想文学。殊不知，二者本是一体两面，彼此胶合。况且，文学与现实如若不拉开一定的距离，必然会损失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性。这种距离，正好是文学性、想象力和思想性的生存空间。说到底，未能处理好“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任由干预现实的宏大叙事功利目的过度膨胀，必然暴露出如下诸多问题：

第一，对儿童精神价值认知的贫血，导致了“为儿童”的作品整体“虚胖”。一方面，不管是经验里的儿童还是想象中的儿童，显然皆与现实生活中的儿童存在相当的距离。依凭经验和想象塑造儿童形象，易操作却难免失真。而相当一部分为儿童写作的作家，并未把心交给儿童，自然未能基于儿童本位立场讲好中国儿童的故事，更遑论塑造出本真的中国儿童形象。另一方面，囿于成人话语中心，自觉不自觉地将儿童矮化，想当然认为儿童简单、幼稚，未能从人之发展的整体链条上理解儿童阶段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往往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精神走向。不站在礼赞儿童精神价值的高度书写儿童，即或通篇的现实主义也只能袒露出“虚胖”，掩饰不了思想的“贫血”。“真正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就不仅是服务于儿童，甚至不仅是理解与尊重儿童，而是更要认识、发掘儿童生命中珍贵的人性价值，从儿童自身的原初生命欲求出发去解放和发展儿童……儿童生命中珍贵的人性价值是什么呢？那就是敏锐的感受性、真挚的情感、丰富的想象力和旺盛的生命活力。”[21]

第二，举着现实主义大旗，书写的却是“伪儿童生活”，患上了佐拉所谓的“视觉瘫痪症”，凭着经验、常识书写儿童的现实生活，导致儿童不能生活在特定的时代里，无法展现出特定时代的儿童精神风貌。因为与儿童生活相去甚远，儿童形象塑造就高度类型化，淘气和顽皮似乎成了儿童的主要性格特征，“淘气包”“疯丫头”成了儿童的代言人，同质化书写的弊病也暴露无遗。这些被虚饰的儿童甚至只剩下了能指，与“穿越”“架空”并无质的差异。毋庸置疑，塑造典型的儿童形象乃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首要任务。而儿童形象塑造的类型化，显然与现实主义文学的书写旨归相去甚远，不啻为伪现实主义。一句话，儿童文学本应与当代生活和当代儿童生活唇齿相依，但实际情形正好相反。“当下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写作依然面临着待解的挑战，面临着困境——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儿童文学作家和这个时代的儿童存在着隔膜。”[22]

第三，把复杂的现实简单化，对儿童世界进行蒸馏、提纯。“……写实能力弱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对儿童生活简单的故事化表达。这样的写作基本上把儿童孤立了起来，斩断了儿童和家庭、时代、社会、成人世界的丰富联系，把文学等同于故事，不仅简化了生活，更简化了孩子的精神世界。这样的作品必然是飘忽、不接地气、缺乏生活质感的。”[23]今天我们文化语境的复杂性，显然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这对于写作者来说是天赐良机，但也增加了天大的难度。窥一斑见全豹，大概率如同盲人摸象。散点透视，多半只能就事论事，而无法进行整体、全景式的观照，更无法让某一个典型人物形象代表一代人。在一个多元化、杂语喧嚣、突出个性化的年代，“独特的这一个”往往真就是“一个我”，而非“你我他”。“网络时代的到来和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使儿童的经验出现了同质化的倾向，但深入分析却发现儿童经验在趋同中其实又产生了更为巨大的差异。比如，留守儿童与城市儿童经验的差异。比如，伴随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变化空前迅速，造成了成人和孩子间的代沟加大加深。……而这种儿童经验的差异性在当前儿童文学创作中体现得远远不够。”[24]而且，儿童并非绝对单纯、清白，儿童世界里也会时不时扬起浮尘。虽然儿童较之于成人，个体的差异性不明显且类型化，但是，差异性、丰富性和多元性依然存在。诸如性别差异、原生家庭差异等折射出的个人性，是儿童文学书写的命脉。因为忽略了儿童单纯、明净生活之外的诸多因素，由于顾忌暴露阴暗面而污染了童心，许多儿童文学作品往往只表现正面，努力遮掩反面，漠视介于正、反面之间的“中间地带”。“我希望把现实感和问题意识一点点带入到儿童文学作品中。……有阳光就会有阴影，有欢乐就会有悲伤，有增益就会有减损和伤害。真善美和爱的教育固然极为重要，但一味地为他们经营一个玻璃花房和‘楚门的世界’，也未必就是好事。……儿童文学一贯的小心翼翼，也许的确低估了孩子们的接受能力。也许他们需要阅读一些稍微超越他们年龄、踮起脚尖伸手够一够的作品。”[25]

三、中国儿童文学现实主义书写的新对策

中国儿童文学究竟该如何进行有效的现实主义书写？

首先，需要回到原点，重新审视现实主义文学的美学特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日臻完善，形成了自身的话语体系。诸如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广为人知的典型理论，细节真实，等等。回到原点，深度探讨似乎已经成为常识、知识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问题等。事实上，我们对常识了然于心吗？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想当然，或者人云亦云，甚至从未进行本体追问。这就导致论述没了根基，就像在沙滩上建高楼。当下的现实主义文学如何超越过往的现实主义？如何书写今天的现实？过往的现实主义文学骨子里渗透着一种理想主义，甚至是乌托邦。比如，小说家充当了历史的书记官；比如，对真实性的近乎严苛的要求；比如，对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的极端自信和极度焦虑。当然，也确实诞生了经典作品和典型人物形象。但是，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当下，显然不可能墨守成规，抱残守缺，必须与时俱进，必须做出调整，才能无限接近当下的现实生活。这亦是中国儿童文学现实主义书写摆脱困境的理论指导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