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钟声

“新的一天是从声音开始的。”熊育群以这样一句带有象征意味的话开始了《金墟》的叙述。那个司徒氏图书馆的钟声在小说的结尾再次响起：“钟声在潭江两岸震荡，他把它想象成怒放的鲜花，天空于是出现了花海，云彩被赋予了声音。一瞬间，司徒誉明白大钟并不为古镇人而敲，它本无羁绊，无所用心，只依从自然的法则。”熊育群：《金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深圳出版社联合出版，2022。本文所引该小说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不变的钟声从日常生活中的世俗嘈杂中跳脱出来，仿佛上升为一种超越具体时空的存在，在这首尾之间，是作为开平市赤坎镇镇长的司徒誉所经历的围绕古镇改造而关联的一系列人事纷扰和记忆回溯。

《金墟》的主线是围绕侨乡赤坎墟（镇）发展文旅、老城改造所展开的叙事，结合由文化创意和土地征收引发出华侨过往的移民迁徙与流动变迁的副线，形成了在实与虚、现在与过去、当下与历史、海内与海外之间的二重奏。历史镌刻在地理上，时间沉积于空间中，由此，《金墟》在乡村振兴的主题之中就具有了深度与广度，而其题材的独特性也体现出粤港澳大湾区的地方性和全球性相融合的特质。

一、改造古镇：乡村振兴的中观现实

2018年之后，伴随着国家层面脱贫攻坚行动的阶段性完成（不是结束，因为会有不断的“回头看”与“防返贫”举措），中国文学界掀起了一股有计划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写作浪潮，前者是回顾、讴歌、赞颂与反思，后者则更带有“与时代同行”的色彩。两者共同的特点都是来自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主题写作”，晚近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2022年7月由中国作协牵头扶持的“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和“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而在2019年9月广东省作家协会启动的“改革开放再出发”深扎创作活动中，熊育群到江门市委宣传部挂职，《金墟》可以视为这一创作活动和挂职工作的成果，入选了2023年1月公布的第二期“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支持项目。

在执有个人主义或审美自律观念的人来看，“主题写作”似乎让文学工具化了。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我不想置喙，因为认知和立场不同会带来不必要的争论。我想说的是，任何一种创作几乎都无法摆脱先行的构思与选题设置，无论支持者是商人、政府、非营利组织或者个体，都不能构成价值评价的依托，因为写作最终总是要落脚于个人的操作以及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最终形态。所以，我们了解这种背景之后，搁置无意义的观念之争，对文本本身进行探讨即可。

《金墟》这一文本直接的叙事动力无疑是古镇开发及其相关的工作，而选择司徒誉作为线索人物，则巧妙地起到了沟通上下关系、联结历史与现实的功能。从社会角色上来说，一方面，他是赤坎的镇长，在协调政府、企业和镇民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另一方面，他又是镇上传承久远的司徒家族的后裔，曾祖父司徒文倡就是20世纪20年代重建赤坎的主事人，近百年后他在新的语境中面临着与曾祖父相似的任务和处境，在追寻古镇历史时，他又起到了联络海内外同胞、贯通百年历史的桥梁作用。就个体身份而言，由于妻子和女儿在美国生活上学，司徒誉还要面对来自是否移民的抉择压力，衔接了当代海内与海外的关系；同时，他也要经受在工作中遇到的志趣相投的女性徐芷欣的情感考验。当所有的冲突与矛盾聚焦在司徒誉身上，人物就被赋予了丰富性和复杂性。

但是，塑造人物形象并非《金墟》的重心，作者也并没有着力于此。小说更多着眼于“事”，即古镇改造这一个过程性事件。这个事件并非宏观层面的规划大计，也不是微观层面的个体命运变迁，而是中观层面的具体操作程序。司徒誉要面对的是涉及事件的人员、组织和群体：政府机构、投资的企业以及牵涉到切身利益的镇上居民。就一般观察而言，宏观层面的写作往往集中于报告文学，微观层面多见于个人化的创作，《金墟》的叙事调性和叙述方式在这里显示出其自身特色：与其说司徒誉是传统小说意义上的主人公，毋宁说是一个穿线串珠的人物，让涉及基层工作方方面面的人物及其前世今生都呈现出来。因而小说中的人物是群像，线索事件关联的诸多事情头绪繁多，构成了事件群，在人与事的簇集中，赤坎作为金墟的形象显露出来，成为真正的主角。

尽管古镇改造源于海外投资商关忆中的到来这个外因，但显然当地政府早有文旅产业发展的内因需要，因而两者一拍即合。问题就在于，作为执行者的司徒誉要必须处理好三组关系：既要带投资商考察项目、商兑洽谈，同时要严格遵循上级的政策措施，做好安全生产工作，还要在具体操作当中妥善处理土地征收以及相应出现的各种常规事务和突发事件，比如房屋征收、测量监督、处理舆情、维稳安保、应对官司、环卫改造……由上述三个方面，小说实际上同时处理了关涉官场、商场、基层治理的多方面内容。基层政府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涉及民生与发展的问题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考验执政者的综合素质，同时考验叙事者对现实的总体性把握能力。

略举一例，可见熊育群对基层政府日常了解之一斑。当司徒誉代表镇政府和关忆中代表的中荣公司沟通过意向，工作需要进一步推进落实的时候，司徒誉对关忆中允诺的投资开发并没抱太大希望，也没有汇报给上级，但上级已经通过别的渠道知晓。市委于书记带领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四大班子来考察，指出因为涉及大面积土地征收，而且城镇征收和农村征收差别很大，所以如何作价、怎样获取足够资金，又怎么处理拆迁户，都是问题。所有人都不确定投资改造这件事最终能否能落实成真，于是于书记说：“上头催得紧，不管怎么样，我们假戏都要真做。这件事情必须保密。回去再开四套班子会议吧。”到了晚上，镇委书记李玉虹跟司徒誉开始研究：“两人不知道如何把握假戏真做。司徒誉的理解就是不抱希望，但事情还要当真的一样来做，主要是对上面要有所交代。关键是这个‘真’字怎么理解，既然是假戏，这个‘真’就很难真，只能是形式上的‘真’。那么如何走形式，又如何让人感觉不是在走形式，拿捏这个度很考验人。”这一段在全书中并不起眼，却很典型地表现了基层官员身处一线，不得不在盘根错节的多方关系中磋商勾兑，在不断变化的处境中折冲樽俎的局面。怎么样才能将“假戏真做”处理得似真实假却又不越过以假乱真的界限，只有有着切身经历和实际经验的作者，才能全方位、整体性地展示历史演进过程中的驳杂面相。

熊育群并没有意向要把《金墟》写成一个官场小说。事实上镇委书记李玉虹同司徒誉在观念上并不一致，甚至颇有倾轧的嫌疑。但那些情节只是一笔带过，叙述避开了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常见官场小说套路，李玉虹也不是重要的角色，小说之所以呈现这一点，是为了突出任何一项实际工作的推进总是充满了意想不到的阻碍——不仅来自上级压实的责任，或者民众的不理解和出于个人利益的阻挠，还有同侪之间的微妙竞争和观念差异。在处理拆迁的时候，叙述也同样回避了基层民众常见的被压迫与反抗的苦情戏模式，或者着力去挖掘权力的毛细血管和人性的幽暗面这种套路。为了全面展现出中观层面交错杂糅的现实，熊育群不惜牺牲了在具体人物行为和心理上的刻画，只是客观地将事件所牵涉的各种层面呈于目前。所以，《金墟》尽管明确是虚构作品，但是因为它基于现实原型基础上的强烈似真性，“假戏真做”的叙事调性有一种浓郁的非虚构色彩，熊育群对这一点也颇有自觉，在创作谈中明确表达了这种观念。见熊育群：《抹去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界》，《长篇小说选刊》2023年第1期。从而具有了可靠的认识价值——它不是要刻绘出一幅风俗画，而更多倾向于以地方志的方式，勾勒出古镇转型中的现实生态与历史轨迹。

当然，任何一个“历史中人”，在其社会角色的共性之外，也同时作为个人体现出认知和情感上的个性。除了线索人物司徒誉，以及与之发生关联的客商、亲友、同事，那些被征收的每栋房屋背后都有主人及其所携带的故事、情感和人际网络，它们构成了小说在经济理性和发展思维运作之下的丰饶人性，共同营建出乡村振兴在沿海侨乡展开的一个侧面。

二、两种现代化：海上丝绸之路的记忆

赤坎是粤中江门市下辖县级市开平的一个镇。江门别称五邑，包含了近现代全球空间重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鹤山五个最为知名的侨乡（亦有加上了赤溪的六邑之说），因而被称为“中国侨都”。关于五邑和赤坎的历史文化流变，见张国雄文、李玉祥摄影：《岭南五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张国雄：《赤坎古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赤坎的旅游开发显然离不开作为重要文化资源的华侨文化。尽管江门自元末明初便形成了墟集，居民多为由中原经韶关的珠玑巷南迁而来，广府人与客家人杂陈，兼有疍家人和其他土著居民，但形成现当代文化形象的无疑是自18世纪中叶勃然兴起的海外迁徙和人口流动，以及华侨与原乡互动所构成的侨乡文化。赤坎在历史上经历数次勃兴，用小说中司徒誉的爷爷司徒不徙的话来说：“赤坎墟第一次兴于明代海上走私贸易，第二次兴于关氏牛墟和司徒氏东埠市场，第三次因为华侨，兴于民国十五年的城市建设，三起三落。”司徒誉所亲身参与的这一次则是第四次。这种叠加在土地上的历史，让赤坎的每一幢碉楼几乎都承载着一个马尔克斯式的家族史。赤坎墟的晚近两次勃兴，是《金墟》浓墨重彩的着笔所在。

当代作家评论 2023年第2期

为了推动古镇改造升级的工作，司徒誉和关忆中的官商两方面都需要探询赤坎的历史与文化资源，他们自然而然地将眼光转向了现有古镇的缘起，加上民间文史爱好者导演吴寄和中学老师徐芷欣，由他们的活动，关联起百年前的上一次古镇改造——1926年由司徒文倡主导，海内外同胞合力促成的古镇建构。百年间天翻地覆，凝结积淀在古镇中的历史，随着司徒誉等人的探询也如同埋没在历史之河深处的沉船一样渐次被打捞起来。连带着一起被打捞起来的，还有更为久远的古迹与往事：文天祥的墓、徐氏的反清复明、土客械斗、家族仇杀、余富彦造反……相关的地方名人和风物也一一得以呈现，比如明代心学奠基者陈白沙，近代维新先驱梁启超，中国航空之父冯如，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碉楼，与海上迁徙和贸易相关的骑龙马村、打铁村、上川岛、樟村、虾村，等等。可以说，《金墟》的叙事原点是古镇改造，但是叙事推进则在于伴随着历史考察所展开的历史遗存和人文往事。司徒誉、徐芷欣等人寻访古迹人文的行动类似于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野外调查，在寻找、探险、揭秘和发现中，一段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记忆在不断的回溯中被拼接成型。

如同英国小说家L.P.哈特利所说：“过去是一个异邦，人们在那里的行为方式全然不同。”L.P.Hartley，The Go-Between，Penguin Classics，2004.p5.该书中文译名《送信人》，姜焕文、严钰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已经过去的历史如果没有被叙述记忆，那么它们终将会沉没于忘川之海。赤坎镇上司徒姓与关姓两大家族的恩怨纠葛和情爱交织，正是在司徒誉的一次次打捞中浮出水面，他和徐芷欣通过实地考察、史籍的记载以及司徒不徙的口述，逐渐还原出赤坎镇第一次现代转型的往事。那是出国归来，任职广东“国民政府”省建设厅的司徒文倡返回家乡建设墟镇的故事，他同样要处理官方、地方豪绅势力以及乱世中的民众不同面向的问题。曾孙和曾祖隔了中间两代人面对似乎同样的历史情境——尽管具体的历史细节不同，但历史的结构是相似的。

两次不同的赤坎改造体现为两种不同的现代性。前者可以说是在西风东渐的背景中，作为东南沿海、侨乡码头的古镇的第一次现代化，远接由流动迁徙者从大洋彼岸带回来的西式生活方式、建筑服饰、观念形态，近接“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构成了对传统村镇共同体中从具象的街道格局、房屋设施、衣装发型，到抽象的情感形态、伦理观念、价值标准的冲击。“传统”和“现代”之间断裂的冲突带来了改造的艰难，从祠堂与图书馆这样公共空间的修筑，到兴修水利、疏浚河道乃至对豪门家族既得利益的秩序重整，司徒文倡借助侨民的帮助步履维艰地蹒跚前行。后者则是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背景中，对已成文化遗产的古老乡镇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升级。司徒誉所面临的已经不同于他曾祖父时代的外来现代化改造，而转为一种融合了外来现代化，但以我为主、内发的、谋求自我升级的调适。“传统”作为一种可以作用于“现代”的文化资源和精神遗产出现，从而将“传统”与“现代”两者之间的断裂接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