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以出版于2020年的同名小说为底本，邵丽的长篇新作《金枝（全本）》（1）重写了那个发生在中原故土颍河岸边的古老村庄的家族故事。这部如评论者所惊呼的“将当代家族叙事的情感维度大大拓宽了”的厚重之作，（2）通过各色人物的成长历程与命运遭际，为我们呈现了周氏家族的隐秘往事，那些无尽的怨怼与纠葛，以及和解之后的体恤与温情。事实上，看到“金枝”的题名，我总会想起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那部研究巫术与原始习俗的经典著作。两部作品同样都是关乎过去的，倘若弗雷泽试图寻找的是原始人的信仰世界和宗教源头，那么邵丽则意欲探寻家族成员的情感心理，以及他们之间恩怨羁绊的由来。而久远的过去，也都通向着遥远的未来。

一

在讨论《金枝》时，有评论者极为敏锐地提到了《白鹿原》。这里固然包含着作者向那部诞生于30年前的经典作品致敬的雄心，但是我们也能清晰地感受到，这部作品与经典家族小说的显著不同。在过往的叙事序列里，我们总能看到一种“历史的在场”。在这一类作品中，家族的重心其实并不在家族本身，而是与家族的“外部”紧密相连，或者说，它们总是试图在一个较长的时段里讲述国家与革命历史，家族秘史构成了民族史诗的另一种呈现方式。然而，《金枝》却有所不同，小说也讲述了“外部”，那些离家出走的男人们，无一例外地追随了传统家族小说男性主人公的脚步，去投奔革命，融入历史，但这些语焉不详的外部事件并不是小说的重点。

在邵丽这里，重要的不是出走的男人们，而是一代代留守的女性。长久以来，那些作为“历史的附庸”而匍匐在男性阴影里的女性角色，终于被文学之光照亮，她们终于开口，讲述自己的故事。这是一部从既有的家族叙事模式中“跳脱”出来的小说，相对于男性的故事，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女性小说；相对于轰轰烈烈的外面的故事，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家族”小说，关乎家族内部的小说。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它被人郑重地称为“女性叙事下的家族史诗”。（3）

当然，对于《金枝》来说，小说的独特性其实不仅仅在于叙事重心的转移，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情感态度的偏移。小说既是对过往革命叙事中习焉不察的家族维度的全方位展示，也包含着一种微妙的“后革命的转移”。尤其是将作品放置在一个世纪以来革命话语变迁这一重要叙事脉络中时，其独特的历史叙述姿态便清晰显露了出来。在小说叙事人“我”（周语同）这里，革命的难以理解是显而易见的。从周同尧、周秉正，再到周启明，那些吸引一代代男性离家出走，去努力追寻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这并不是年轻的“我”感兴趣的。尤其是当“我”把关注的目光完全投注在家中留守女性身上时，那些外部的喧嚣所蕴藏的深刻意涵自然被“我”所“屏蔽”。

由此可以看到，在《金枝》的讲述中，由懵懂的父亲之眼所看到的革命，其实并没有太多严肃的面目，更无法看出太多为之献身的崇高感。“爷爷现在是组织的人，活着就得一直闹革命。”（4）在爷爷这里，革命的故事同样语焉不详，而曾几何时，这是现代史叙事中至关重要的段落。周启明跟着爷爷“闹革命”，也不再是出于对革命的信仰，而完全是为了逃避家里的“麻烦”，躲避包办婚姻。提到反对包办婚姻，我们不难发现，在长久以来的历史（或文学）叙述中，这一直是反对封建礼教、实现个性解放的题中之义。在革命或启蒙的文学主题中，反对包办婚姻有着不容置疑的正当性。现代知识分子反对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去寻求救国真理，这一直是革命历史叙述的重要起点。然而作为一部“女性史诗”，《金枝》的情感偏移，使得反对包办婚姻的正当性看上去并没有那么显豁。或者说在邵丽这里，革命视野中的反对包办婚姻的问题，成了被审视的对象。

如前所述，《金枝》重点关注的不是离家者的一举一动，他们的故事虽有涉及但终究简略，小说更为重要的是叙述离家之后，那些缄默不语的留守者的故事。由此我们看到，当过往叙事中被遮蔽的留守者发出自己的声音时，这种振聋发聩之中势必包含颠覆性的历史意义。具体来看，邵丽笔下的王穗（穗子），恰恰有点类似于鲁迅故事里的朱安的角色。乔丽华的《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一书，为我们呈现了鲁迅原配夫人，那位被称为“鲁迅背影处的‘小脚女人’”的朱安的完整传记，让人依稀听见了“女性的无声之声”。

在五四新思潮的光芒已然黯淡的今天，所谓“原配”的意义，所谓包办婚姻的伦理位置，都已变得暧昧不明。而革命的“标配”，反对包办婚姻，也在故事的讲述中，似乎不再那么理直气壮。当此之时，去聆听从历史暗处走来的无声者的“苦闷的绝望的挣扎的声音”，（5）也就显然恰逢其时了。这大概也是《金枝》里穗子的故事如此深入人心的原因所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周启明所要求的，读了这么多年书，又干了几年革命，不可能再回老家跟一个不识字的小脚妇女一起生活，包办婚姻必须彻底解除，也就变得面目可疑了。

小说里，周家的祖孙三代都在外面重新娶了女人，尤其是周启明，15岁便稀里糊涂地有了一个女儿，这当然是小说叙事中所有悲剧性的由来，也加深了作品所暗示的民间伦理秩序中有关“始乱终弃”的嫌疑。与此连带的是，父亲的老首长萧景华的生活风波，也令反对包办婚姻的正义呼告与“进城换老婆”的生活作风问题纠缠不清，同时加深了其中蕴含的道德瑕疵。而对于穗子来说，小说并没有如过往启蒙叙事所常见的，将有关弃妇命运的思考，将她一辈子“死心眼子活受罪”，决心当“周家的一根刺”，以及由此而来的性格变化，与人们熟悉的封建礼教对于女性的压迫与扼杀那套说辞产生联系，而是仅仅将这一切归咎为人物性格造成的命运悲剧。也就是说，在她这里，过往叙事中常见的制度性问题，被重新表述为性格和命运问题。

如此看来，《金枝》并非一个反传统的叙事，而是基于一种“去男性化”的“反现代史”叙事，对穗子的故事进行了重新诠释。不仅如此，在邵丽这里，这种在过往叙事中常被视为压迫与毒害的制度性悲剧，也被表述为女性隐忍的故事，并被赋予柔韧且坚定的美德。如其所说：“我想塑造的就是一个中国传统女性身上的那种韧性。……我其实想写的是一种来自女性的力量感。”（6）对她来说，这种“女性的力量感”，或许正是“金枝玉叶”的意义所在。也正是这种力量感，让小说顺理成章地落实到罗曼·罗兰的那句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二

早在2021年初，《金枝》刚刚出版时，邵丽就曾谈到过“金枝”这个题名的由来。“《金枝》这个书名也是后来改的，最开始我拟定的书名是《阶级》，意思是我们如何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攀登，努力向我们所希望的生活靠近的过程。特别是‘父亲’先后有过两任妻子，留下了两个家庭。我们代表城市这一支，穗子代表的是乡村那一支。几十年来，两个家庭不停地斗争，就像站在各自的台阶上，互相牵制着上升的脚步。”（7）在此，虽说都是较为抽象的小说标题，但从《阶级》到《金枝》的改变，某种程度上能够看出作者的创作意图来。邵丽试图聚焦的“阶级”问题，也确实是《金枝》小说叙事的重要因素。具体来看，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强调家庭出身的问题。小说中，与“阶级”密切相关的家庭出身问题，曾令家族的祖辈们无比困扰。周同尧虽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有过光荣的革命经历，但沉重的“家庭出身”始终如影随形，而长征途中脱离部队三个月的历史问题，也常因家庭问题被无限放大，这导致了他在日后的政治运动中历经磨难，最后含冤而逝。周启明也是由于家庭出身，以及叛徒爷爷和失踪的父亲的历史问题，无论工作多么积极，多么有能力，始终不受信任，无法得到重用。到了周语同这一辈，家庭出身的影响依然存在，从小到大，“革干”这个特殊的身份标签，显然对她的成长之路造成了不良影响。与周语同相似的是，周拴妮的丈夫刘复来也来自“剥削家庭”。正源于此，他虽有过人的能力，也被剥夺了诸多机会，最终只能委曲求全，以“倒插门”的方式“嫁”到周家。失去所爱的他，直到晚年才得以进城。

其实不仅仅是这些大家族的子弟，就连小说中的周庆凡和莲二婶子等被周家收养或收留之人，也因为与周家的瓜葛而“玷污”了原本的身份，产生了或明或暗的政治影响。作为地主家的长工，周庆凡所彰显的家族小说“义主忠仆”的叙事模式，在《白鹿原》等经典作品中已然清晰。周庆凡的复杂性在于，他“干的是长工的活，吃的是长工的饭”，却又是形式上的“长孙”，“替人当了地主”之后，自然饱受身份问题的困扰。因为这种沉重的家庭出身问题对于个体的“束缚”，使得父亲那一辈人对革命的忠诚，在孩子们看来始终难以理解。也正是历经磨难却九死未悔的忠诚，彰显了那一代人的可敬可爱，也更显出所谓“家庭出身”问题的荒诞与不公。

其二，突出城乡差别的问题。根据前述邵丽的解释，她所谈及的家族内部两个家庭的斗争，其实更多关涉的是城乡差别的问题。她之所以试图将小说命名为“阶级”，很大程度上在于周语同与周拴妮所代表城市与乡村的阶层分野。这种以“阶级”名义展开的城乡差别问题，在小说里有着极为鲜明的呈现。比如，小说开场便是父亲的葬礼上，那段由“我”讲述的令人触目的“阶级”图景：“我精细打理妆容，沉稳、得体，腰板挺得笔直，哀伤有度。我是父亲的长女，是个在艺术界有影响的知名人物。这是父亲的葬礼，我的存在，拓宽了父亲死亡的高度和宽度。”与“我”相对的周拴妮，则“没有人会多看她一眼，甚至没有人关心她是谁”，“一个笨拙的乡村妇女，臃肿、肥胖，衣着邋里邋遢。也没人想到她跟这场葬礼的关系”。“这可怜的女人，她显而易见的窘困又无知”，且处处暴露出“乡下妇人的不讲究”。（8）对于小说人物来说，这种巨大的城乡差别总是如影随形，它有时也会呈现为乡下人“与生俱来”的对于城市物质主义的艳羡。这在周语同的母亲——22岁的朱珠那里体现得最为明显。当她第一次受邀去父亲的单身宿舍时，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只“光滑的象牙色的原木箱子”。对于“赤贫的农民家庭出身”，“家里盛衣服被褥都是用荆条筐”，新中国成立前很穷，“还跟着爹妈去陕西逃过荒”的朱珠来说，这个“质地细腻，做工精良，几处黄铜锁片镶嵌得严丝合缝”的樟木箱子，显然有着别样的意义，以至于当他们严肃地讨论家庭成分问题时，她“被那只樟木箱子的气味熏陶着，正沉浸在某种遐想里”。而在她极其简单的婚礼上，也是“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毛毯”，“她险些被华丽的色彩惊吓到了”。（9）

在《金枝》里，更直接的城乡差别其实体现在周拴妮和周语同的后代子女身上。农村出身的周栓妮连同她的几个孩子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毋宁说他们都体现为所谓的“农村病”。大女儿周河开，从小就活得很独立，注重尊严，她与教授之间的恋爱，多少掺杂着世俗的功利，而她在出国之后便果断抛弃旧爱的行为，也加深了人们对她的这种印象。这种过分的功利，同样体现在善于伪装、懂得利用他人善良的周雁来，以及初次见面就筹划着借取巨款的周千里这里。此外，有幸“搭上”富家千金胡楠的周鹏程，从他的压抑和酒后的释放中，也能清晰地感受到那种由家庭的匮乏所带来的自卑与不安。与之相反，生长在城市的周语同以及她这边的子女们，有着相对优越的生活环境，但从家庭出身的角度看也不能说毫无问题。比如周小语，就如作品所示的，“精致的躯壳里面，却揣着一颗漠然的心”，（10）“表面上聪明通透，内里却是个没有主心骨的怂包”。包括她最后的离婚，也与此息息相关。那个“乡下出来品生活的女人颇懂温柔”，让在婚姻里不得志的前夫“遭遇到了爱情”，这便让周小语“金枝玉叶还没怎么经过生活的摧残，便成了残枝败叶”。（11）

由此可以看到，在邵丽这里，城乡差别的不同决定了各自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周拴妮那里，野蛮生长的孩子们尽管有着诸如“一阔就变脸”的许多毛病，但总体来看，物质匮乏的环境里成长的他们，有一种逆境中成才的坚韧。而与这种功利却强悍相对的是，城市环境孕育着如周小语所体现的优越却无比柔弱的“城市病”。这是作者在叙述大家族里城市与乡村的两个家庭时，似乎有意进行的“阶级”分析和考量的结果。这种叙事的优点在于，能够清晰地阐明其中的不同，但似乎也会滑落到一种牢不可破的“出身论”上。

有趣的是，无论是家庭出身，还是城乡差别，《金枝》里的“阶级”问题最后都被邵丽以“人情”或“血缘”的方式予以化解。所有的龃龉与争斗，以及因竞争关系而产生的冲突和恨意，都被极为顺畅地以基于血缘亲情的“人情”理解和宽容所冲决和覆盖。不仅如此，在“血缘”和“亲情”之外，小说所欲达成的和解的意义，又似乎包含着超越家族边界的动能，值得我们细细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