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如何面对“爱情”

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在当代文学中属于与时代形成错位关系的作品。1949年的初版本，因为对于冀中地区在抗日战争期间近乎自然主义的描写，受到党内主流文人的批评，被认为“无论从主题上说，从人物、题材、结构甚至语言上说，都存在着本质的重大缺点”。根据已披露的材料，王林对外部的批评意见几乎照单全收，“把陈企霞的意见进行了分类整理，并按照‘诚恳接受、怀疑研究、加以解释、弄清是非’四类，逐条进行了回应”。未曾料想，这一修改过程竟然长达三十年，贯穿作家生命始终，直至作家去世之后才的1985年才最终付梓。这即是《腹地》的再版本。然而，在文学新潮的映照下，这部追随“十七年文学”规范的作品显然是落伍和过时的。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王林及其《腹地》游离于主流研究界的视野之外，处在边缘的未被关注的状态。直到王林的书信、日记等文学史料的出现，小说的修改过程才得以被学界所知悉，让我们看到，《腹地》及其修改过程，如何在一部作品内部以其迥异的文学样态，反映了当代文学的历史潮汐。

一、《腹地》的版本变迁

回顾《腹地》从初版本到再版本的版本流变，可以看到，作家对版本的修改不仅受到文学规范的影响，同时与作家在1950年代之后的处境、心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文学规范的角度来讲，《腹地》写作于1942年冀中“反扫荡时期”，时值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时刻。王林作为这场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在近乎惨烈的斗争的间隙去表现他所亲历的生活，因此在写作时间与所要表现的对象上具有共时性。在他的作品中，“躲情况”的描写较之于斗争场景是更为日常性的表现。从“真实”的角度来讲，这即使不能成为整个冀中边区的混乱时刻的写照，至少是作者亲身经历的记录。也因此，小说在风格上带有“自然主义”的色彩。而从文学发展史的视点来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时已经诞生，只是由于会议相关的公开消息的延迟以及地域因素带来的传播上的时间差，王林在写作的现场并没有接触到这种新的文学理念。实际上，直到《腹地》完稿一年之后他才得以看到这份“当代文学”的纲领性文件。进入195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确立为当代文学的写作规范，对于何为文学意义上的“真实”，主流的理解方式便于《腹地》中自然主义的“真实”形成了微妙的张力关系。周扬对于书稿的冷淡态度便有迹可循。同样地，当王林接受到“讲话”精神，亲历了第一次文代会并且深度介入到50年代的文学现场之后，他的文学修改不仅是外部的压力，同时也有着自主、自觉地向主流意识形态的靠拢。对于王林这一类革命文人而言，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从作家个人的处境、心境来讲，来自于同志阵营的否定性声音潜移默化中影响了王林的写作心态和文学判断。反省意识成为沉淀在作家的创作的底层心理机制，主导了长达三十年的修改活动。他甚至一度因为得不到明确的修改指示而新生牢骚。1953年夏，曾因此向周扬“发牢骚”：“我们抓住杜聿明这些战犯们，不是还没有杀，还进行教育改造的吗？为什么文艺领导上对王林连战犯都不如？”因此，在生命晚期，对于旧作的修改已经成为王林的自觉行为。

正因为附着这样复杂的作家心态史、创作史以及文学批评史的变迁，《腹地》的两个跨时代的版本便成为透视当代文学思潮演变的一个窗口。对于版本变迁的校勘不仅是文本文献，更是当代文学史的实证。这一问题自然得到了学者的关注。杨联芬在基于两个版本的对读之上，以“当代”文学生产中的失败案例为对象对其展开了“不可能性”的研究。她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版本变迁：“删除”、“改写”与“增加”。删除，指的是删除掉与文学规范相龃龉的自然主义描写，诸如选举运动、国共合作、政治身份模糊的英雄人物以及正史之外的历史细节、生活细节等不具有进入革命历史叙述合法性的“真实”故事。改写，最为代表性的是辛大刚的形象及其与白玉萼的爱情关系。增加，则是指在小说基础上增加了能够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书写。

两个版本的《腹地》除了人物姓名和“荣军还乡——五月大扫荡”这条故事主线没有变化以外，小说的三个基本要素——情节、人物和主题——在很多地方都有根本性的改动。这些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王林说“这次加工修改，几乎等于重写”。

细校异文，我们会发现，除却在诸如村选运动、国共合作、辛白恋爱等大的方面进行归类分析外，这三种修改方法在文本细节上其实是经常互相缠绕，难以详尽地区分。金宏宇对新文学的版本研究有一套较为系统的方法论，认为“最基本的做法是对校一部作品的不同版本，找出异文，然后去发现释义差异，去阐释异文对作品语义系统和艺术系统的影响，最后去确定不同版本的不同文本本性。”循此路径，作为核心事件的辛白恋爱线索，它在版本变迁中的变化，就展示了一个正确的“革命”故事是如何面对“恋爱”的。

二、消失的两则故事

应该注意的是，“改写”能够得以实现，本身就是以“删除”和“增加”为基础的。在辛白恋爱这一核心事件上，《腹地》处理的手法更加复杂。值得注意的是，初版本中辛大刚对白玉萼讲过的两则革命故事到了再版中悉数被删。

革命者讲述革命故事或亲身经历在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中是一个颇为常见的设置，及至到了新时期的改革文学，力挽狂澜的改革家还需要在过往的革命经历中确立改革话语的正当性。而且，这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建构认同的策略，50年代以来诸如《红旗飘飘》、《星火燎原》丛书等革命回忆录能够大行其道就暗合了这一需要。这么说来，辛大刚在《腹地》中讲述革命故事并不逾矩，作者之所以在再版本中做了删除处理，背后肯定有更为隐秘的原因。这两处“异文”也就不仅单单是两个故事的有无那么简单，它们所呈现的革命与恋爱的范式问题就直接指向了“作品语义系统和艺术系统”。

“恋爱”在初版本中是一个具有结构性的设置。关于这一版本，不论是从当时的批评意见，还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它在组织结构上确实存在着散乱的问题。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作品的二分法印象：前半部分写《双十纲领》颁布后的冀中乡村政治文化“风景”，后半部分写“五一大扫荡”期间的反扫荡斗争。前后两个部分在叙述上存在着分裂，辛大刚由无法顺利融入新生活的孤独者一变而为革命斗争的领导者，不是由主人公性格本身的自然发展，而仅仅是由外部形势的突变和上级的一纸鉴定表。然而，辛白恋爱的发生、发展、波折与完成却在某种程度上补足了这一缺陷，是能够前后两部分勾连起来的穿线之珠。在这一恋爱事件中，除了引起村政权领导塌台的“反淫乱斗争大会”外，最能推动情节发展的部分就是辛大刚向白玉萼所讲的两则革命故事。

大刚讲的第一个革命故事是红军长征，抢渡乌江战役中，英雄人物毛连长侦察过河，配合大部队渡江的事迹。他在与辛宝发醉酒之后，误了排练。作为惩罚，被要求给剧团群众讲革命故事。这种“惩罚”，在性质上更接近 “娱乐”而非“教育”。而且，大刚之所以醉酒，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在“爱”中的纠结，“白玉萼的身影和姜红文的眼神”扰得他心智不宁，多喝了几杯。有了“爱的苦恼”做引子，讲述革命故事时，大刚可以说是“别有用心”，名义上是给剧团群众讲，实际上却关注着白玉萼的接受情况，揣测这样的故事有没有让她对自己产生好感。讲完后排练《夫妇俩》，“大刚拉着胡琴，不知不觉地寻思起事来了。但白玉萼方才听故事时那种聚精会神，热烈同情红军的天真劲，直绕着大刚浮动。”可以看出，他对于自己讲故事的“效果”颇为自得，之后对白玉萼的爱情攻势更加猛烈。除了推动情节发展之外，这一故事还为后文埋下伏笔。到了第三十四章，大刚领导伤员渡江，救了很多战士，并与白玉萼巧遇。这时，大刚已经放下了个人问题，成为辛庄反扫荡斗争的实际领导者。他的这一英雄行为直接呼应了之前讲过的毛连长的故事，激发了白玉萼挚烈的爱情表白。白玉萼向辛大刚剖白心迹的第一句话就是“赶你探清敌情回来，大伙都佩服你。有个南方人同志还跟我们说，你像是红军长征抢渡天险乌江的英雄毛连长一样……”。毛连长的英雄事迹作为一个经典革命故事，且按下它的表意功能不讲，从大刚起首的“讲述”到末尾的事“践行”，在结构上其实暗合了大刚从“孤独者”到“领导者”的成长过程以及辛白由爱慕到定情的恋爱过程，可谓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再版本中有类似的讲革命故事的场景却没有具体故事的描写，变成了这样的情形：大刚利用空隙时间给大家讲红军长征和八路军抗日的故事，吸引了大批男女青年，“村剧团成了辛庄青壮年集合的场所，每晚都把范家祠堂的正厅和外厅外边的走廊挤得满满的”。大刚成为了剧团当之无愧的核心人物，以至于当剧团团长和指导员姜保年来了，大家都爱答不理，悉悉索索。具体的故事被逐出文本，由讲故事的所引起的“政治功能”和讲述的“氛围”所取代。情节上的功能主要在于表现革命者所隐喻的革命意识形态对异性的吸引，以及由此引起姜保年对他的嫉妒，意在确立大刚在辛庄精神上和实际上的领导地位。设置用意与初版本大不相同。

第二个“红兜兜”的故事则是辛大刚在和白玉萼独处时，讲述的一个介于革命与恋爱之间或者说以革命为表、恋爱为里的故事。连队一位小战士一直带着女人的红肚兜，引起了大家的嘲笑。作为代理连长大刚了解情况，才知道其间隐情，由此揭开了一段革命小战士的爱情故事。一个暧昧的革命故事，变成了爱情的催化剂，大刚面对白玉萼情难自制，却因被流氓郭三棉撞破，给予范世荣举行“反淫乱斗争大会”的口实。纵观全书的结构，这既是辛白恋爱由发展到高潮却又陡转直下的波澜，也是村政权组织工作由表面的欣欣向荣到近乎全面瘫痪的节点，更是全书情节由“荣军还乡”进入“五月大扫荡”的转折点。到了85版中大刚讲述的“红兜兜”故事被白玉萼 “拥军优抗”的示爱行为所取代。大刚穿着白玉萼补好的衬衣，感到“那双在肩膀头上滑来滑去的手，是那样的纤细、灵巧、柔软、炽热，仿佛带电似的，触到哪里，哪里就麻酥酥的，并且向全身扩散开去，使他不禁脸皮发烧，心儿乱跳，呼吸也急促起来……”可是“革命者”大刚发乎情，止乎礼，只有心理活动，并没有49版中身体上的行动，直至两人的独处被流氓三棉打破。如果说前版有“淫乱”之实，那么这版则完全净化为流氓的误会。经过以白玉萼为批斗对象的“反淫乱斗争大会”，辛白恋爱经受住了考验，白玉萼“不论坏蛋们怎样造谣，也吓不到我。我……我愿意给他……暖炕头去！”，辛大刚则回应“我的炕头永远是她的根据地！”“二人就这样山盟海誓了。”

可见，就“艺术系统”方面的考察来说，这两则革命故事对于小说并非是可有可无的。像文本中遭遇最大规模删除的村选运动，仅就情节和结构而言，删除后并不需要额外的弥补措施。但是面对这两则不起眼的细节，作者却不得不另外设置新的情节，以弥补结构上随之而来的缺陷。作者之所以不得不这么做，在于它们在“语义系统”上对革命与恋爱的范式形成了挑战。

三、爱情的“当代”模式

陈企霞也注意到了《腹地》初版本中的这两则革命故事，并对此做了如下批评：“作者在叙述大刚对白玉萼的爱情时，除了上面举的例子外，如果一定要说还有别的比较庄严些的内容，那就是辛大刚认为她‘崇拜传奇故事里的英雄’的‘天真劲’，而在实际描写中，大刚讲英雄故事有时在效果上是自我陶醉，以为自己在她心里也会是一个传奇的影子。有时却更成为卑劣的挑逗行为。”抛开对这篇批评文章的成见来看，陈企霞对《腹地》的解读其实在很多地方都很精到。此处的“自我陶醉”，指的是讲第一个革命故事的情形。“荣军”经历大概属于这类只可想象而不可经验的事物。在革命话语中这是一个浪漫化的名词，代表着牺牲、奉献、榜样，但在日常生活话语中却被转换为衣食住行的现实困难。伤了腿，没有得到地方政权的安置，做小买卖或者务农成为摆在大刚面前最为切实的选择。尤其是在父亲、老明叔的感染和连队战士的现实经历下，大刚的退伍生活开篇便被一种“个性的、悲剧的、孤独的和阴沉的气氛”（陈企霞）所笼罩。面对白玉萼，他所有的不是再版本中的自信和矜持，而是自卑与渴望。

这种心态在某些地方也有作者本人的影子。王林曾在边区痴迷于“H”女士，在日记中谈到自己恋爱的苦恼：“她确实动人，她确实刺激了我这寂寞苦闷的心！可是我这日暮途穷的人，还有重见春天的幸运？这是惟一的春天，过了这春天，难见另一春天。”这种恋爱中的“日暮途穷”之感与辛大刚在观察白玉萼听故事的反应、给白玉萼写情书时的心理流露可谓是“心灵相通”。唯一能够成为他恋爱筹码的便是在讲述革命故事时，由这种代入感（自我陶醉）所产生精神优势。

至于“卑劣的挑逗”一语，指向的则是第二则“红兜兜”的故事。除却“卑劣的”这一形容词所代表的批评者的态度，“挑逗”的成分在讲述中确实存在。如上文所分析的，这个故事本身的内涵远比毛连长的英雄事迹丰富，游走在革命与恋爱之间的中间地带。辛大刚其实藉着革命故事之由，展开男女的谈情说爱。相对于在公共场合讲述毛连长故事时话语的单向性，在隐秘环境中他更注重与白玉萼的交互，不时通过“观察”和“提问”进行感情的试探。在引入故事时，大刚问白玉萼“你带着没有”（指女子的红肚兜），看到白“又羞又怒”，担心过火，赶紧接着讲下去。当白被故事所吸引，询问大刚是否有剧本时，他并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问“你要当这个送红兜兜的女主角吗？”看到“白玉萼又绷起脸来不言语了”才继续讲下去；故事结束之后仍问道：“那么由你看来男的不跟他妥协，是不是对呢？”表现男女的感情在收放之间拿捏得恰到好处，与故事本身的波折辉映，极为细腻地表现了青年男女的情感世界。这样的感情流露和流露方式在以后的革命历史小说中再难看到。正如论文所指出的，“在革命历史叙事中添加恋爱元素，巧妙融合革命与恋爱，几乎是十七年小说创作获得成功的潜在‘秘笈’，从梁斌《红旗谱》、曲波《林海雪原》，到杨沫《青春之歌》，莫不如此。《腹地》恋爱被诟病，联系文学史的上下文，其实主要针对的不是‘恋爱’，而是‘与谁’恋爱，以及‘怎样’恋爱。”相对于论文谈到的“阶级论”和“典型论”所指向的“‘与谁’恋爱”的问题，恋爱中革命故事的作用指向的则是“‘怎样’恋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