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愿坚的意义

“十七年文学”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革命历史叙述。稍一回望，我们很容易发现王愿坚的独特性：抗日战争、敌后斗争、解放战争、合作化等题材领域的重要作家作品，通常可以并举多人多部，但一涉及“长征”题材，可以列举的独有王愿坚一人。对比“三红一创保林青山”，王愿坚的三十三个短篇小说无论从题材范围还是从体量来说，都不能称其大，——当然，“十七年文学”也产生了诸多凭借革命历史题材短篇小说成名的作家，除了王愿坚外，还有峻青、李准、茹志鹃、马峰等，但是如果绕过王愿坚的短篇小说，则几乎绕过了长征叙事，革命历史叙述便是残缺的。这一情形已受到一些研究者注意。问题是，“十七年文学”本是革命历史叙述的高潮阶段，王愿坚的这种独特性何以形成？这种独特性是否指示了革命历史叙述的某些规则或者规律？“新时期”以来，革命历史叙述备受新历史主义的冲击，王愿坚的这种独特性又有着怎样的命运？

一

冯牧在1959年评价王愿坚时，认为其小说之所以吸引建国后的读者，主要是依靠“罕见而重大的题材”，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1937）。据冯牧观察，当时广大的读者“有着一种迫不及待的偏爱之情”，“多么热切地盼望着能够早日看到正面反映这一英勇卓绝的斗争时期的作品”，因为“反映这类题材的作品确实是太少了”。

十七年时期是革命历史题材文学的高峰时段，然而确实极少作品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取材。没有人会轻视这一革命时期的重要性。作家们较少从中取材，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是中共领导革命的探索期，存在诸多曲折和教训，写起来有实际困难。但是，长征恰恰发生在这一时期，是举世皆知的革命奇迹，在中共建国之后成为最为重要的革命历史教育资源：文艺界领导和作家们理应视长征为重要领域。可是为什么直到1959年，冯牧还感叹这类作品“实在太少”呢？或者说，是什么原因影响了长征文学作品的涌现？

这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长征文学创作的某种规则有关，简而言之，即亲历者写长征的传统使许多作家临长征而止笔。

《随军西行见闻录》被认为是最早反映长征的作品，于1936年春天连载于巴黎华侨组织主办的中文杂志《全民月刊》上，署名作者为廉臣。随后，中共在巴黎所主办的《救国时报》连载了署名作者杨定华的《雪山草地行军记》《从甘肃到陕西》。相形之下，这三部作品不仅发表和传播方式完全相同，而且写法相似，都是以被俘国民党士兵作为第一人称来叙述跟随红军长征的见闻。这三部作品合在一起，构成了红一方面军较为完整的长征全图，是当时国外国内读者了解红军长征基本事实的第一批作品，对宣传长征产生了巨大作用。

人民出版社在1955年以“内部发行”的方式重新刊载这三部作品时，微妙地披露了作者信息。编者为《随军西行见闻录》加了一句附注：“本文作于一九三五年。当时为了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作者在文中装作一个原在国民党军队中后来又因被俘在红军中工作的医生；在论述红军的长征时，作者用的也是第三者的语气。”重新刊载的《雪山草地行军记》《从甘肃到陕西》，则直接隐去了署名作者的身份信息的整段文字。如此一来，这三部作品的真实作者的身份特征显露了出来：不再是被俘的国民党士兵，而是长征的亲历者，而且是重要亲历者。

1936年8月5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与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名向红军部队的各军团首长发了一封重要电报，同时向全体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发出一封信，号召他们拿起笔来“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段”，组成一部宣传长征的集体创作。红军将士们投稿踊跃，最终，这部作品在徐梦秋、丁玲、成仿吾的编辑之下成型，即收录44位作者共计100篇纪实散文、诗、歌曲的《红军长征记》。这44位作者，几乎全都是红一方面军的文职干部。

碍于当时的统战环境，《红军长征记》没有马上出版，直到1942年11月才由八路军总政治部作为整风资料内部发行。但中共所招徕的外国友人、政治同情者、文化战线上的秘密党员、左翼作家，纷纷以《长征记》为蓝本，秘密地将红军长征故事改写改编。据笔者统计，1937-1949年间以《红军长征记》为蓝本而流通长征故事作品有百部左右。应该说，《红军长征记》编辑完成后虽然没有以本来面目出版传播，但大量的改编本、汇编本、节选本、（节）译本等，使《红军长征记》的情节几乎家喻户晓，达到了“一提红军必言长征”的效果，也使《红军长征记》成为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宣传长征和中共的重要资源。

在《红军长征记》衍生的作品中，当属《西行漫记》影响至大。斯诺自1936年6月至10月采访陕北红军后，根据他的观感和红军提供的资料创作了一部纪实作品，1937年10月以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为名初版于英国，迅即被中共地下文化组织翻译，1938年1月以《西行漫记》之名在上海秘密出版。《西行漫记》对中共革命的影响之剧，不必由笔者赘言，迄今为止，它仍是叙述中共革命的名著。该书第五章即为《长征》专章。斯诺当然没有参加过长征，但他的《长征》一章所叙内容基本上来源于《红军长征记》所载稿件，这已成为学术界较为普遍的认识。

可以说，1949年之前的长征文学，就有“亲历者写长征”的特点。这一情境，持续到建国后的一段时期。

1949年后诞生的第一批有重大影响的长征作品是两部剧作：大型歌剧《长征》和话剧《万水千山》。歌剧《长征》的主要作者李伯钊是为数不多的长征女红军。建国后，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在聂荣臻、肖华等军事顾问的参与下，李伯钊结合亲历长征的感受创作了歌剧《长征》，于1951年“八一”前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贺龙等到场观看，两个多月内连演50余场。《万水千山》的作者陈其通同样是长征亲历者，经过长期酝酿，1954年该剧由解放军总政文工团在北京首演，连演195场，毛泽东邓小平等到场观看并提出修改意见，成为较长一段时期内反映长征的话剧代表作品。

建国后影响最大的长征文艺作品，莫过于《星火燎原》。1956年7月，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经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发起了广泛的征文活动。此次征文规模空前：毛泽东亲自为征文丛书题写“星火燎原”书名，朱德作序，彭德怀、贺龙等将帅亲自组织征文，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亲自过审稿件，530余位将领和省部级以上领导、数万名官兵及转业干部撰稿共计3万余篇，最终结集后的《星火燎原》自1958年至1963年相继出版8卷，用13种文字、8种版本发行国内外，36篇被选入全国中小学课本，发行710余万册。其中读者“谈论最多的、引起最强烈震动的”是1959年出版的第三卷“长征”，该卷发行量也最大，约100万册。

《星火燎原·长征》是继《红军长征记》后，中共组织的又一次大规模集体长征创作。《红军长征记》主要对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以及将士们的革命英雄主义进行了全景性地展现，由于战时环境的原因，具有朴素生动的特点。而《星火燎原·长征》的创作则更显审慎周祥，它首次对长征中的重要会议、重大决策进行了披露，特别是亲历者们对遵义会议、经典战役（四渡赤水）、草地分家进行了还原，使长征的历史史实趋于清晰完整，确立了建国后关于长征的基本认识，引发了亲历者回忆长征的热潮，其深远影响及于今日。

历时性地看，亲历者们亲自建构起了关于长征的宏大叙述。从陈云、邓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雪山草地行记》，到抗战期间红军将士集体创作的《红军长征记》，到建国初期的剧作《长征》《万水千山》以及大型回忆录《星火燎原》，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从1930年代到1960年代的长征文学史。——中共还没有如此规模地组织过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其他革命时期的叙述。如果再将次第面世的数首毛泽东长征诗词算在内，那么这一段长征文学史不可不谓壮观，不可不谓可靠，——还有谁比这些亲历者更有资格去叙述长征？还有哪种叙述比亲历者的叙述更加可信？

1930-1960年代的长征文学史，很大程度上正是“亲历者写长征”的历史。一些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叙述被排除在宏大叙述之外。1958年人民出版社将《红军长征记》加以编辑重印，在机关、团体、学校、部队内部发行，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它剔除了《红军长征记》中的非主流叙述。比如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它没有关于遵义会议的任何信息，多是对他和战友们在遵义城“享受着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的描述。比如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徐梦秋，他是《红军长征记》最重要的编辑，并写了七篇作品，但因为他在1940年代被俘叛变，《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便不再收录其作品。冯雪峰是仅有的几位亲历长征的左翼作家之一，长征结束之后他动手写作了数十万字的长征小说《卢代之死》，但书稿在他1941年被俘后散佚。建国后，他准备重启长征小说的写作，但由于他曾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接下来他便中止了对该题材的写作。

显然，亲历者并且是政治可靠的亲历者是叙述长征的身份标识，这确保了长征叙述的历史真实性和鲜活性，也使之逐渐成为一个固定的文学场域。如果我们注意到建国后的亲历者本来不多，而其中具有文学才能者更为稀少的情况，那么冯牧在1959年感慨长征题材的作品“实在太少”则事实上预示了一种危机：十年二十年后，当这些长征亲历者大部分故去，是否就意味着长征文学的终结？

二

紧随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的重版发行和《星火燎原·长征》的征集，非亲历者王愿坚的《三人行》《七根火柴》等长征小说发表了。

毫无疑问，王愿坚的非亲历者的身份，在无形中冲击着“亲历者写长征”的传统，这使他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极高的关注。这种关注，首先并不投向他的作品，而是投向他的身份。王愿坚曾把《启示》《草》两个短篇小说投往《北京文艺》，小说表现的是周恩来长征过程中的侧影。编辑部把稿子送给文化部门负责领导审查，“这位同志说：作者没有参加过长征，怎么能写长征？”于是把稿子压了下来。

可见“亲历者写长征”虽不是规则，却体现着一种集体无意识，在主流文学视野中更是如此。王愿坚的写作先不论其艺术价值，其写作行为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冒犯——冒犯了长征叙述的历史纯洁性。妻子翁亚尼在王愿坚去世后曾坦言，王愿坚常被人提醒“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王愿坚为此承受了心理压力。

王愿坚的心理压力来自于他作为“非长征亲历者”的身份焦虑。王愿坚1929年生于山东诸城，长征开始时他仅有5岁。他没有参加长征。1945年入伍后，王愿坚主要在山东军区从事文化宣传工作，直到1952年调任《解放军文艺》编辑。这一段不算短暂的革命体验，也给予了王愿坚以创作资源，他在此期间开始创作。1953年秋他访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福建一带的老根据地，了解到很多长征故事，深受感染，自此开始了小说创作生涯。其创作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党费》为代表的以长征为背景的福建根据地游击斗争小说（1953-1956），二是以《三人行》《七根火柴》为代表的长征小说（1956-1964），三是以《足迹》《标准》为代表的反映长征途中革命领袖风采的系列小说（1977-1978）。

至少表面上看，“长征”贯穿了王愿坚创作生涯，打破了“亲历者写长征”的传统。但是正如妻子翁亚尼所坦言，对“非亲历者”的身份焦虑也几乎贯穿了王愿坚的创作生涯。他所焦虑的不是这个身份本身，而是这个身份给读者带来的不信任感。他无数次流露没有亲历长征的遗憾，于是在文本内外，王愿坚进行了一系列设计，小心翼翼地为他的长征小说增添叙述上的可靠性。

这首先体现在王愿坚在题材的剪辑技术上。“长征”在王愿坚笔下经历了一个从背景到场景的递进过程。最初的《党费》《老妈妈》《小游击队员》等小说写的是长征主力出发后留守在根据地的游击队，长征仅仅是背景。这应该是王愿坚的试探阶段，他还没有足够的信心和储备来直写长征。真正以长征为场景开始于1956年的《赶队》，写了一个长征途中的负伤战士和一位女红军看护一起过草地的革命友谊。小说情节比较紧张，而男女战士的温情对话又调适了故事节奏，写得比较成功。接下来的数篇小说，包括《三人行》《七根火柴》《村野的火星》等较为知名的作品延续了这种写法，也延续了这种场景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