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菩提树》、“非虚构”与思想的良苦用心

张贤亮在多种文本多种场合，反复说过一句话，“我没有那份为文学而文学的闲心”。不知文学圈内他的研究者、读者怎么理解这句话。“闲心”实际上是西北地区特别是宁夏境内最底层老百姓的一种方言用词，估计取自谚语“咸吃萝卜淡操心”，多为贬义。完整的表达通常是“没那份闲工夫”“没时间操那份闲心”以及“闲扯淡”“瞎操心”等等。为文学而文学，乃至为纯文学而献身，不要说在世界文学史，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也绝对是成一派成一独特思潮力量而存在的。相关文学人物常是如雷贯耳之徒，在某些历史紧要关口及时生产新审美元素，矫正某种审美偏差，以保障文学的学科纯正性为己任。怎么能说为文学而文学就是“闲心”呢？张贤亮肯定不是在一般性情况或文学的一般意义上否定纯文学，也并非他20世纪90年代以来深度介入文化产业市场，因“实体”而藐视“务虚”的一种无意识表露。否则，他也就不会一边自信满满自夸平均一年发表10万多字算得上“完成任务”，一边还不无戏谑地常拿“我不靠文学吃饭”来搪塞纠缠不休的媒体。张贤亮这句话其实是他对文坛严肃而认真的回应。“闲心”别有用意，不可不细察。

一

现在来看，批评界及他的一些读者，恐怕没真懂他的“闲心”一说。若再翻一遍最早的“争鸣”集《评<男人的一般是女人>》^①及几部文学史教材对他的相关史论^②，方知“闲心”实在有确指。他的“爱情三部曲”及其他相关题材小说和“改革三部曲”及其他相关题材小说，均是1980年代初同一时期所完成。也许一边写作发表“文革”中的“爱情”，一边为着稀释“苦难”的沉重而去写“改革”；或者反过来一边无法平静因“思想解放”而释放出来的话语激情，一边叙述不堪过往提请人们注意以应有历史感对待来之不易的好时代。总之，两者在张贤亮那里，无法断然分开，本就是一体两面。可是诡异的文坛偏执地加之与张贤亮的，似乎只有前者。一时间，导致关于张贤亮性叙事与苦难叙事的纷争四起，造成了张贤亮就是擅长这两点的阅读意识形态。另外，这两个题材创作之后，确有一段时间张贤亮未曾拿出新的作品，“江郎才尽”成了人们对张贤亮某种“意料之中”的预判，所谓“沉寂”“过气”一类说法接踵而至，这中间不但“冷落”了他亦很上心的改革文学，而且日益误解、歪曲了他通过“性”或“爱情”，以及自身苦难或特殊年代普遍性苦难，所意欲揭示的历史真相和所意欲达到的思想目的。即是说，当他亲眼看见他变成了一个简单的符号化、标签化作家时，说出“闲心”，确有了如许雅致高量般的“愤怒”。这时候，他再次由90年代“讲述话语的年代”，返回到60年代“话语讲述的年代”，实在是倔强的一意孤行，也实在是别样的壮士断腕。从这一侧面看，张贤亮确是当代作家中对自己的写作最终要干什么达到什么目的最清楚的一个，也是最富有历史感、主题最专一、思想要求最严格的一个。

此种情景，恐怕是理解张贤亮《我的菩提树》的基本语境，也是了解他创作意图的切实条件。斯人已逝，无以回答。更要命的是，作为历史文本，虽则标明是昔日“日记”和对昔日日记的“注释”，就一定能完完全全当作日记认证那些“真实性”吗？虽则自认为并以“小说”的创作为出发点，就一定能彻彻底底当作“虚构”技术性地谈论其“叙事性”吗？乃至虽则明知文学轰动效应早已不再，人们的健忘已然神速彻底，在先前自叙传基础上更进一步刮骨疗伤拿出绝没有消费性、娱乐性、话题性的生命印证就一定能唤醒沉睡着的良知吗？仔细思量，均似未可知。那么，首要问题显然需要搞清楚《我的菩提树》的文体和文本性质。

90年代还没有“非虚构”文体一说，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首次引进由美国自由作家雪莉·艾力斯编著、著名翻译家刁克利译较的《开始写吧！非虚构文学创作》一书，该书囊括了写作灵感培养、拼接式写作、人物刻画写作、场景（空间）写作、多线并程写作、隐喻与展现写作和“感官式写作”在内的几乎所有第四类写作培训和技巧练习。2011年4月，在中国实力派调查记者纪许光和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一批学者倡议下，中国第一个非虚构文学创作（应用写作技巧优化）教育工作室在广州成立，取名“路边社第四类写作教育工作室”。至此，“非虚构”不胫而走，以《人民文学》为代表的各大文学期刊相继开设“非虚构”栏目以助推，“非虚构写作”遂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至今不衰。与人们熟悉的“纪实文学”概念的不同在于，“非虚构”更强调支持作者以个人视角进行完全独立的写作行为，不应依附或服从于任何写作以外的（包括政治）因素。2022年4月18日《探索与争鸣》杂志主办了“文学与历史学跨学科对话”论坛，与会者对“非虚构写作”又提出了新的认识。南帆指出，“非虚构写作”对于社会实践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对个别人物性格形成过程的重视，在非虚构作品中，交替出场的众多人物与纷杂线索的交汇共同组成一个公共事件。吴义勤着眼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在社会真实性的表达上遭遇的困难和障碍来理解“非虚构”，认为该概念的提出和写作实践，针对的是当代文学的“三重不满”。50至70年代的现实主义写作实际上包含着某种失真，这是一重不满； 80年代的先锋小说在主观上呈现出一种对现实的排斥态度，一定程度上切断了文学与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这又是一重不满； 90年代以来的报告文学成为一种对时代的同步记录，而不再是80年代意义上的反思性文学，这从文学的角度来讲也是令人不满的。

1960年某农场及其劳改队，是偶然事件；1960年全民“低标准瓜菜代”波及下的某农场知识分子犯人遭受非人的皮肉之苦，是特殊事件；1960年由“反右”而全民性“文化大革命”，则必然是重大的公共事件。《我的菩提树》中的“日记”所记即为作家对1960年的亲历，“注释”所释则是站在1993年对1960年代以来的回望，是建立在1960年“日记”基础上对现实和历史的重构。这看起来无可置辩，但自1993年直至今天，关于《我的菩提树》的看法乃至无看法，其实颇为扑朔迷离。其中所聚焦的无言无声乃至漠视、遗忘，不是一句误读和健忘能解释得了的。因此，《我的菩提树》虽则几乎可视作是生成“非虚构写作”概念、蕴藉理论内涵和实践模范的前文本，但当时张贤亮写此书的初心可不是单纯发明一种什么别出新裁的文学文体，这还得从他自身的思想状态说起。

直观印象，好像就张贤亮本人在为《我的菩提树》说明、解释甚至辩解，这些文字通常夹杂在他的散文随笔和其他小说文本叙事结构中。每当大发议论时——张贤亮喜欢在小说叙事中突然打断叙事人或小说人物，干脆代替他们议论，这些议论涉及对文坛时风的看法，也自然包括对文坛冷落该作的辩驳和解释。这一点他本人清醒且乐此不疲，研究者更是全当回事，一本正经地进行批判，暂且不说这个问题。

二

回到《我的菩提树》，张贤亮的说明、解释或者辩解，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该作倾注了他特别的心血，自1993年发表以来，单行本亦有多种版本出版形式，可就是没得到文坛较为上心的关注，更别说像他“爱情三部曲”那样轰动的争论了。于是他觉得读者、批评界严重忽视了它的重要性，自己有必要说明它的重要性以引起注意，毕竟他认为此书不单是文学抑或本质上不是文学内的事；二是不同于别的作品，他心知《我的菩提树》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或者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分子的大事。而且写作这本书的心态，几乎不是为他既有的文学积累增添什么，像他说的，对自己肉体和心灵主动“再折磨一次”，因而此书实乃不得不说、非说不可的产物；同时他也有预判，他的写作会得到大多数知识分子，至少得到跟他有共同遭遇者的支持，并且自信从这部书开始，面向历史，中国当代文学乃至思想叙述应该有个根本性转向，打开更加广阔更加深入更加彻底的书写格局。然而，错位还是在他的意料之外发生了。《我的菩提树》一经面世，的确出现了令他想都未曾想到的落寞，这甚至让他对他的文学盛名也产生了深度怀疑。为此，他曾对此书的艺术表达方面还做过检查，“我一页一页地翻下来，就我的文学水平来说，我并没有发现此书在艺术的表达上有什么明显的不足”。^③于是，他不能不王婆卖瓜似的反复重申此书的重要性，特意提请读者和文坛注意，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学叙事上，特别不能封闭在文学圈，只盯着“小说”人物形象的艺术完成情况来衡量。“当社会的大环境粗暴地把人们一切似乎多余的线条都砍掉之后，把人们从历史中所继承和形成的所有异于动物的那种细腻的、多层次的情感和思考，也即我们现在通常所谓的有关‘文化’的那部分都剥光了之后，把人们还原为最单纯的生物人之后，所有的人只能是这样粗线条地、以极简单的形式来活动或死去。如果要观察和研究‘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的问题，要了解人性的原始标本，那么1960年中国的劳改队便是最佳的实验室”^④。

说上面这些话时，他自己是把《我的菩提树》当作小说来说的，所谓“粗线条”，是他误认为文坛对此书的印象就是如此，故而从艺术对人物刻画的要求和此书所面对劳改队活人的实际状况来辩解的。

关于此书的评论，虽不多但不能说没有，张贤亮可能忘了或压根儿没读到。1995年到张贤亮去世前的2014年，2014年至2018年之间，均有评论出现。不过，这些评论一直把此书当作小说来读，不知这是受作家本人界定所影响，还是此书就该是小说。总之，作为小说评论，所触及基本不超过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与20世纪90年代普遍性文学价值倾向对比，及从张贤亮个人前后创作对比中来说此书。认为在平面化的文学艺术四处播散的时代，在丑陋的、貌似轻松而内心布满了恐惧和紧张的消费性写作比比皆是的九十年代，在虚假的幻觉文化的大潮中，此书表达了作家既真诚批判极左思潮，又有能力识别自己曾也是那一“文化信念”“潮流”和“隐含的权力意志”之一部分的新的理想主义姿态，因此此书真正完成了新思想的深刻和历史细节的真实性^⑤。二是在社会学结构的角度来衡量此书内涵，认为根据张贤亮的个人经历，《我的菩提树》的情节发生在《绿化树》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之前；然而，张贤亮的精神重心却是从马樱花、黄香久或者海喜喜那里转向了章永璘的内心。换言之，章永璘成了中心。这不仅是指人物在故事之中的主角位置，而且表明了张贤亮如何从社会关系的意义上集中考察章永璘们的身份、历史、内心世界及其现今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后者成为前者的依据，社会学的考察隐蔽地投射到文本结构中。”^⑥

由此可见，拘泥于小说，除了自说自话的“深刻性”“真实性”“新旧理想主义”及作家个人文学史的“进化论”式变化外，对实有历史及更深远思想可能性的进一步探讨，均无法展开，或者马上处于言说的失语状态；即使意识到张贤亮前后作品可能存在一种社会学的前提，即个人与社会、故事与叙事、现实与历史之间的互证关系，但由于关注点是中心人物形象问题，社会学也便仅仅是一种论述陪衬，文学话语放不进刺耳的社会学话语，文学叙事的自洽要求也摆不进历史逻辑的断裂和破碎。很不幸，不是《我的菩提树》是烫手山芋，而是文学学科不允许杂音的干扰。

但事实却是，《我的菩提树》中根本不存在一个一以贯之的主人公，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不但推动情节发展，还无一例外指向一个预设的意义框架；也根本不存在一个从头至尾顽强游走的情节草蛇灰线，叙事者犹如长坂坡激战曹魏三军的赵子龙，如入无人之境，几进几出，天上地下无所不知；更不存在一个或一群听命于作家主体性暗中操控的多角力量，虽起起伏伏、曲曲折折，但至始至终服膺或反抗既有历史、现实、政治，留下错综复杂的价值镜像，构造完整的虚构世界供人们释放象征与隐喻的力比多。非但如此，从根本上说，《我的菩提树》还是反小说的，凸显的是与通常的小说叙事不完全相同的另一模样。读之，枯燥，苦涩；品之，辛酸，心碎；念之，惊悚，恐怖。既无审美之愉悦，也无趣味之涵咏，更无体验之超然。有的只是视觉之错位，皮肉之紧绷，心灵之战栗。

“日记”加“注释”是其基本结构形式。先有日记，后才有注释，没有日记就不会有注释，这应该是该书的自我规定性。可实际上，日记本身并不统一，相应的，注释也就随之在不断变化。总体上是以1960年7月11日至12月20日长达5个月左右的流程为时间线索结构全书的，但就日记而言，7月11日至9月10日日记普遍较短，有些甚至只一句话，客观陈述事情，绝不过多缠绕。9月11日至12月20日日记，内容不断增多篇幅也就随之较长。当然，这只是外表变化。更大的变化是注释，这时候的注释早不满足于仅仅解释日记了，它几乎成了独立于日记的另一套文本体系。究其原因，自9月11日以来，劳改队的劳改犯人因肉体被折磨、煎熬已超出人能承受的最大极限，于是只能彻底放弃做人，变成一个简单的动物或生物而活着。有了这个“彻悟”，转向内心来顺势消化处理极限，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看起来，改造接近成功了，其实是改造更加残酷了，也就彻底走向了它的反面。这样不按作者事先构思和基本意图，而是遵循重大公共事件本身发展状态的叙述，内中容量，显然早已超出了小说文体应有的负荷。界定它是不是“非虚构”已毫无意义，重要的是理解它的非预定性和真正的公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