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树”的姿态与精神

傅天琳是一位成名较早却少有诗歌评论家关注的重庆籍诗人。1979年冬，傅天琳受邀参加了由《诗刊》杂志社组织的“诗人大海采风团”，由此真正步入诗歌创作之路。对于年轻的诗人而言，这次采风活动不仅让她“看到了大海”，更重要的是得到了艾青、蔡其矫、吕进等前辈诗人和评论家的鼓励与指引。可以说，改革开放大幕的开启以及良师益友的扶持将傅天琳逐步推到了读者面前。热爱诗歌创作的傅天琳自然没有浪费这份机缘，一面努力工作一面潜心创作的她很快得到了诗坛的认可。1981年春，中国作家协会颁发了“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奖”，30多人中，舒婷和傅天琳是仅有的两位女性诗人，而她们留给读者的初步印象是——“舒婷诗写得好，傅天琳老实”。同为获奖者，人们对二者评价的视角不尽相同，这是否意味着在诗艺层面傅天琳不及舒婷，故而研究者稀少，而作为朦胧派诗人的舒婷则更受评论家的青睐呢？显然，这是印象式的评判，如果从诗学观念、主体的认知和客体的观照等方面考量，不难发现傅天琳的创作路径迥异于舒婷，相对于朦胧诗人的现代气质，傅天琳的创作更具传统与厚实的底色。

一、诗学观念溯源

年仅15岁就到缙云山园艺场当了工人的傅天琳，除去已经习得的园艺知识，有关诗歌写作的知识和诗学观念于她而言可谓“一片白纸”。行进在日渐开阔且充满未知的创作之路，除了情感本真的歌唱与描摹之外，能否找到一种更加自觉、澄澈的诗歌表达方式成为需要傅天琳进一步探寻的问题。作为文学青年的傅天琳是在某种诗学观念的影响与助力下从事诗歌写作，进而获得了“果树诗人”的桂冠？还是说她从未接受过任何文学理论的浸润，一直以本色书写，故而被认为作品朴实且“人很老实”？追溯其创作经历，可以确认的是，傅天琳受诗歌理论家吕进的诗学影响颇深。

傅天琳在一篇文章中说：“吕进老师是我的恩师，吕老师的诗歌理论对于我有着非同一般的指导意义。从1982年学习《新诗的创作与鉴赏》开始，吕老师不断有新文章和新书问世，我就不断地跟进学习。”毋庸置疑，已然走向读者的傅天琳在诗歌创作这件事情上并没有想着“本色示人”，相反，她深知自己诗学知识的匮乏，故而将吕进视为“像兄长像亲人一样的老师”，谦虚而真诚地沉浸于他的诗歌理论光照之中。傅天琳认为吕进的诗歌理论不生硬、不拿腔拿调，语言朴素、深入浅出，很值得像她这样只重感觉但缺乏理论支撑的诗人学习。

吕进诗歌理论的核心也是解读傅天琳诗歌创作的关键要素之一。作为20世纪80年代诗歌理论“上园派”的杰出代表，吕进出版过《新诗的创作与鉴赏》《中国现代诗学》《吕进诗论选》等论著。在《新诗的创作与鉴赏》中，论者倡导诗歌的“抒情说”，认为诗歌的本质是“情感的直写”；及至《中国现代诗学》出版，“诗歌是内视点文学”的理论命题突破了之前的“抒情说”。

如果对傅天琳《绿色的音符》《在孩子与世界之间》《音乐岛》《红草莓》《太阳的情人》《另外的预言》《结束与诞生》《傅天琳诗选》《星期天山就长高了》《柠檬叶子》《傅天琳诗集》《幽蓝幽蓝的童话》《果园与大海》《最好的风景最痛的山水——傅天琳诗歌精选》《傅天琳诗歌99》等诗集进行对照阅读，可以看出，长诗《结束与诞生》之前的所有创作，诗人几乎都是循着“抒情说”的路径去完成的；之后的诗歌创作明显做出了调整，即在抒情的基础上，诗歌文本开始有了“内视点”的彼此关照，特别是《柠檬叶子》的完成，近乎做到了“以心观物”“化心为物”“以心观心”三种审美视点的融会贯通。2010年，诗集《柠檬叶子》获得鲁迅文学奖，评委会给出的授奖词是——傅天琳坚持个性化的艺术追求，她的诗关注现实，思考生命价值，寻找心灵方向，率性而真诚，感情真挚而丰厚，语言优美而朴素。她眼光向下，感觉向内，精神向上，亲切真实中达到一种超越境界。可以这样理解，傅天琳对吕进“抒情说”和“内视点”诗学观念的学习领悟与创作实践，在这段授奖词中得到了较为集中的呈现。

如果再行探寻，吕进的“抒情说”与郭沫若提倡的“主情说”当属同源，他对新诗理论的建构与阐述主要“以感悟、经验、印象为肌理”，“走的是一条通往传统诗学的道路”。其后虽在诗歌表达方式上做了一定的调整与突破，但总体上依然坚持了“上园派”稳健、明朗和传统的诗学路径。这样的诗学观念对持有乡土生活经验、创作认知易与传统路径“联通”的傅天琳来说，无疑具有对应性和可操作性，诗人也进一步明确了二者的这层关联：“吕老师的理论帮助我理清了认识，明白了诗歌应该具备的基本品质。”不难理解，一个走在传统诗学之路上的诗人，和突破传统已然成为朦胧派诗人的舒婷相比，其人其诗显得朴素而“老实”。客观而言，一个远离诗坛热潮与主流话语中心的“老实”诗人要想得到评论界的普遍关注，委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或者说，评论家很难看到诗人傅天琳诗歌创作中的新鲜质素或明显的创新意识，这可能也是傅天琳在陆续获得全国首届优秀诗集奖、全国第二届女性文学奖、《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星星》等刊的优秀诗歌奖、冰心儿童图书奖，乃至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后，其获奖次数、级别与相关评论文章难成比例的主要因素。可以说，在园艺生活的浸染与读书学习的过程中，傅天琳非常自然地让自己和“一棵果树”站在一起，尽管没有耀眼的花朵和热烈的讨论，但她却能在创作之路上感受到劳动的快乐和存在的丰饶。

二、主体的自我认知

文学是人学，万物的复杂关联中，人以主体形象存在其中，具有艺术创造意愿和心灵塑造功能的诗人在追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揭示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时，作为参与者兼被观察者的诗人，其建立在一定诗学观念基础上的主体认知与表述方式非常重要，读者由此可以看到诗人持有的价值立场、审美追求和在诗歌文本中表现出的艺术宽广度。

就诗歌创作而言，诗人首先要面对并理解“诗是什么”这一命题。尽管诗人与诗歌评论家对这一命题的切入角度不同，所得答案因之见仁见智，但对于以笔触为锋刃，在创作过程中不断迫近诗歌艺术内在肌理的诗人来说，相对明晰的认知和判断力会直接影响到文本的艺术品相——对写作主体和对象的理解程度有多少，其作品的思想维度和艺术比重就会相应呈现多少。在一篇创作谈中，傅天琳明确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诗歌就是命运，写诗就是写阅历，写人生。”相对于诗歌理论家给出的定义，傅天琳对诗歌的认知是感性而直接的。命运具有不确定性，生活也具有无可预知的特点，包括整个宇宙万物都因不确定性的存在而变得丰富多彩，当然也会显得矛盾重重，甚至充满悖谬和荒诞。在这样宏阔的生存场域中，人的一生固然短暂，然而也会遇见难以计数的欢欣、困顿，以及混沌不清的心理和精神波澜。此时，诗歌也可跳脱出学理层面的限定，进而以烛照现实、引领人生的方式与个体的精神生活相遇，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将自身的光亮传递出去，那么诗歌创作也能达成艺术的共情与心灵的共鸣。阅历多了，人生自然丰满，命运的内核才会展现多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反过来又会让人生更具意义。基于这样的理解，可以看到傅天琳对诗歌本质的认知貌似感性直接，实则深刻朴素。这样的认知来自于她多年来与果树一起成长的生活经历，包括此后担任出版社编辑时的工作沉淀，以及工作之外对生活细部的用心体悟与思考。

在评论家吕进的研究视野中，傅天琳既不属于“归来者”诗群，又不同于朦胧派诗人，而是新时期的“新来者”。起初，傅天琳并不认为自己属于哪个流派，并执拗地表明“我只属于我自己”，后来随着与吕进交流的增多，她也开始确认了自己“新来者”身份。事实上，当时的“归来者”因之前已有的杰出诗歌作品而备受诗界关注，具有创新气魄的朦胧派因提供了新鲜的诗歌审美经验而广受诗坛盛赞。相对而言，以雷抒雁、傅天琳等诗人为代表的“新来者”在当时因籍籍无名而被漠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作为一名“新来者”，傅天琳对诗人这一创作主体的认知是否和她自己接受的诗学观念相吻合呢？对此，读者可从其公开发表的“诗观”印证：“作为诗人，必须具备敏锐的触角。留心生活处处有诗意，靠你去捕捉、去琢磨。我们的眼睛要珍惜所看到的一切。我对树有特殊的感情，诗也像株树一样，要有树干、树枝、树叶、树根，要立得稳，飞得起，降得下。”显然，这份“诗观”表明诗人须有沉浸并懂得生活、保持足够的敏锐力等基本能力，于她个人而言，诗人的生活体悟与生命智慧几乎已经和果树融为一体了——像树根那样抓紧泥土，像树干那样挺立腰身，像树叶那样飘飞，像果实那样落下。毫无疑问，这样的主体认知与表达可能不及“归来者”那样深沉厚重，也不像“朦胧派”那般理性深刻，然而其平实深挚、生动明朗的气息为诗坛增添了一份极具土地质感和自由生长精神的蓬勃生机。正如论者所言，读了傅天琳的诗作，“任何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很容易地进入到她的艺术世界中去，都不难感受到她所描绘的巴渝文化的生态景象。”

须得注意，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傅天琳对诗歌创作主体的认知逐渐浓缩至柠檬叶子和柠檬果实的辩证关系中——叶子由绿到黄，直至零落，它展现的是一个人的成长轨迹，而充满酸涩意味的果实，“它永远痛苦的内心是我生命的本质，却在秋日反射出橙色的甜蜜回光”。从果树宁静而又“充满祈愿”的姿态，再到用“甜蜜回光”拥抱“痛苦内心”的心路历程，不难看出傅天琳在主体性认知中多了一份诗性理想和超越精神。这种超越精神可在诗人重病弥留之际，在自己写下的墓志铭中略见一斑：“果园，/为我打开芬芳的城门吧//让花朵们因我的诗加紧恋爱/让落叶得到安慰”。城门何以芬芳？除了果树繁花带来的馨香，更有个体在经历风吹雨打后由青涩渐至成熟的包容与豁达，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生命智慧和人格魅力，其馨香之味尤其珍贵。花朵因诗“加紧恋爱”，意在表达青春与生命的可贵，每个人理当对其加以尊重和珍惜，当暮年真正来临之时，也要豁达地让落叶飘飞，让灵魂得到安顿。毋庸置疑，傅天琳对诗与生命主体的认知清晰而通透，朴素的诗句里面闪烁着哲理的光点。

三、客体的深切关照

基于“抒情”与“内视点”的诗学观念，以及“为命运和人生而写”的主体性认知，读者对其文本可以进行细读，以此检视“新来者”傅天琳的诗学认知与创作实践是否保持了内在的统一。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创作能力的提升，其“果树”的姿态与精神是否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拓展？

从《绿色的音符》到《果园与大海》，傅天琳眼中的世界体现出由小到大、由单一到丰富、由封闭到开阔的建构过程。试读其发表于《诗刊》1980年第4期的短诗《一个快乐的音符》：“一个快乐的音符，/在绿叶间跳荡；/峡谷里那股悲凉的风，/只会把它撞得更亮！更响！”再读发表于《诗刊》1998年第5期的《森林之爱》：“你终于看清了你的孩子/原本就是大鸟/原本就是披花羽毛的小雪鸡/就是风，就是雪，就是树/就是大森林/森林母亲又一次捧出自己的爱了/森林之子又一次举起自己的心了/去飞翔吧/去奔流吧/大森林的血/浓绿如染”。非常明显，随着阅历的增加和诗艺的精进，作为客体的森林内涵得以丰富，诗意的呈现也更显丰沛，及至诗人摘得2006年《人民文学》年度诗歌奖时，其作品中的森林与果树内涵已然具有了哲学思辨的某种意味：“我从青山绿水来/天待我太厚/我不能向你要瓜果，要丝绸/更不能祈望在墨玉河边，捡到一块/价值连城的羊脂玉//我捡起一片地上的叶子，一片箴言/我想我首先应该学会/珍藏一些，扔掉一些/甚至腐烂一些//我想我通过你已经获得上苍的赐予/和田的无花果树/一棵树就是一座森林”（《和田的无花果树》）。从80年代初的单纯呐喊，到90年代末作品厚度的增加，直至21世纪以来文本深度的延伸，可以看到“新来者”傅天琳对客体的认知视野在逐步拓展，精神层面的探寻也得以不断深入。

当代作家对当下题材的处理能力相对薄弱，一个可能的因素是生活和文学经验不够结实，此外从自我走向世界、从躁动走向沉潜的能力也相对不足。故此，许多小说、散文、诗歌都在讲述“过去的事情”，能否对当下的鲜活题材进行及时跟进与表达也就成了衡量一位作者创作能力及其艺术宽度的标尺之一。在这方面，傅天琳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一位诗人。当她走出果园，看见大海之时，能够对眼前崭新的世界做出积极回应：“当缀满星光的海面/月又升起/当我再次变成一只鸥/以日为镜/以泪净身/我会懂得/强烈的火总脱身于水中/天琳，路的结束/方是人的诞生”（《结束与诞生》）。即将迈入21世纪时，诗人对个体与当下的关系做出了归纳与辨识，以期在此后的创作中更加从容。诗人在与大海对视后，看到很多与海有关的事物出现又消失的状貌，结合自身境遇后得出这样的生活经验：诗即人生，当我们的生命历程行进过半时，剩下的就是“自我收缩，是退让，是在软弱中呈现出生命韧的一面”。

如果说傅天琳对个体与当下关系的理解并不足以展现其作品的艺术宽度，那么诗人对发生在身边的“地震”这一重大题材的处理无疑体现了其“走向心灵和世界深处”的勇气与魄力。“我为什么不哭/你给了我哭的时间吗//我唯一的母亲，那么多母亲被掩埋/我唯一的孩子，那么多孩子被掩埋/我唯一的兄弟，那么多兄弟被掩埋//我得刨，加紧刨啊/我刨了三天三夜，还在刨/我刨了九天九夜，还在刨//就当我是那条搜救犬吧//从泥石里，从钢筋瓦砾里/从窄窄的生命的缝里，一刻不停地刨……”（《我为什么不哭》）。当灾难来临，家园变成废墟之时，所有的称谓在诗人眼中都成了亲人，所有的悲情号呼都抵不上在废墟中用双手去刨，去挽救生命。诗人不是不哭，而是没有哭的时间，在突然降临的灾难面前，所有的疼痛与悲怆只能用行动去化解和抚慰。读者定然读到过有关地震题材的诗歌作品，这些作品有可能都在控诉灾难的无情，痛惜民众的不幸，也会为搜救者加油鼓劲。然而，真正的疼痛是完全顾不了那么多的，将唯一的关切点倾注于生命与死神的转换点上，并将主体完全融于客体之后发出的泣血之声才是真正的疼痛。诗人对客体的这种深切关照正如前辈诗人艾青所写的那样：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