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诗学：符号的循环和再生

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23.05.003

一、小说写作的路径：符号—“象”—文化—历史

意大利作家、符号学家艾柯在谈到文化概念时，指出了三种基础文化现象：第一，关于改变人和自然关系的客体的生产和利用；第二，表现为制度化社会关系的基本核心亲属关系；第三，商品经济学交换。他认为这三种现象不仅是每一种文化的内在现象，而且已作为各种符号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被挑选出来，其目的在于指明整个文化都属于意指和交流，而人性和社会仅仅是在交流及意指关系中得到确定时才存在。因此他提出两种假设：全部文化必须作为一种符号学现象而进行研究，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作为符号学活动的内容而加以研究。见瞿明安、陈玉平：《论符号学与象征人类学的渊源关系》，《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

这种对文化的解读，实则将文化与符号等同了起来，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没有符号文化是无法显现的，在文化里每一实体都能变成一种符号学现象。尽管文化的定义可以有很多种，但是从符号学的视野来看，文化可以被视为一种复杂多样的人类符号系统，人类借助这套符号储存、衍生和发展着文化内容。人类各种历史记忆、知识生产和精神积累都以各种符号的形式而存留，尤其是语言诞生以后，语言符号是这些符号形式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我们得用符号去理解文化，又在文化中去理解符号，符号与文化的互相印证与阐述，才能使我们真正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特质。小说创作不仅经历着语言符号对文化现实的复制，更是在语言符号基础上蕴含着多个层面符号的循环和再生。

在韩少功和王尧的《大题小作》对话录中，韩少功强调写作对于事物复杂性的还原，实际上就是让符号回归到“象”，再从“象”回归到文化，回归到历史。他认为假如离开了特定语境，我们不可能理解任何文本和事物，事物和文本一样要放进语境中去分析、还原和阐释。这实际上便是将文化作为一种符号文本，从而要求着符号的语境与背景。文学作品是一种极为个人化的艺术创造，也就是说，从文化到符号，再从符号到个人的生命，这个渠道在文学作品中应该是通畅的，有着充分呈现的，这已经暗示了一种符号诗学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韩少功认为个人视角未必能写出好作品，但没有个人视角一定是很糟糕的。文学批评家王尧也认为，单纯的知识生产一定是缺少生命力的，从概念到概念，话语变得封闭，不能抵达概念之外的具象、感觉、实践。②③  韩少功、王尧：《文化的游击战或者游乐场》，《天涯》2003年第5期。而在当代社会中，符号在一刻不停地被生产出来，影响着人类看待世界和自己的目光。甚至说，中国人认识中国也受到各种关于中国的符号的影响。王尧进而认为符号改写了感觉，进而改变了生理。这是令人惊悚的，符号居然能够改变生理。韩少功以一种格言的方式说：“贫困感可能不是来源于贫困，而是来自一种描述。孤独感可能不是来自孤独，而是来自一种叙事。”

②符号的文化能量在今天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从本质上说，小说不是一种知识，虽然小说作为某种知识形态从小学一直到高校都被纳入知识生产过程当中，比如经典著作的名称、作者、历史背景和文本思想分析等，但小说并不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形态，而是一种关涉人类生活精神的最基础的也是最宽厚的艺术形式。小说与个人的鲜活生命以及文化滋养息息相关，正因为如此，小说作为语言的艺术才会获得如此强大的文化驱动力。生命之所以鲜活，就在于个人是处于复杂语境当中的，生命的性质不是给定的，不是确定的，而是在塑造与反抗、接纳与修为之间去表达的。韩少功认为文化是普遍人性的产物，但不能忽略利益和权力对文化的制约。他举例，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民间文化成了大众文化，民歌就是流行歌，民间服饰就是流行服饰，文化工业制造出关于想象民间的产品然后强加给了民间。因此，民间文化的萎缩有许多原因，但文化工业是造成萎缩的最重要原因。换句话说，一种伪装的民间文化替代了活生生的民间文化。在文化工业当中，媒体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符号的重要生产者便是媒体，媒体的极度发达是信息社会的主要表征。他也曾希望制度化地淘汰垃圾文化，包括限制媒体的权力化和资本化。尤其对越来越个人化的自媒体来说，公共性质正在遭受巨大的削弱，而一个正常社会要确保一些主要媒体具有社会公共性，成为真正的公共领域。

③这些看法正是一个作家的洞见，如果一个在今天写作的作家，对符号的复杂性视而不见，很难写出这个时代的根本特质。

二、小说的自觉意识：深入符号世界，超越符号边界

生活和文化通过符号这个中介实现了彼此之间的互相复制，这既是一个循环状态，又是一种繁殖和再生过程。而新崛起的电子文化正在瓦解空间壁垒，比如那种地域文化划分在未来也许不再是关键，湖南文化还是湖北文化，这种文化分类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但在文化认同方面因为历史惯性还会有持续作用）。在电子文化空间内，因为符号诞生的简易性（无需载体的反复生产）以及储存方式的近乎无限性（储存成本的降低），符号的激增达到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快速的阶段。人的生活会在过度符号化的侵袭下，变得越来越贫乏，因为符号在偷换经验。韩少功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物质性压力中含有越来越多的精神因素。他提出了一个概念：符号化社会。符号化社会的形成首先有赖于传媒社会的形成，无论是乡村还是荒郊都在电视机前和网络新闻中接受指导；其次是传媒技术的市场化和权力化，传媒不再是一个畅通无碍的自由松散的公共领域，可以由特定的投资者和消费方式去营造和改变。这种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也反映在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的兴起便是借助文化人类学的思考方法去分析更广义的文本。文化研究与文化符号关系极为密切，文化研究最大特点是微观关注，是以一种“准文学”的方式去进行社会科学研究。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如果仅仅限于文化的细节研究，而丧失了对文化的整体观念与宏大叙事，文化研究也会变成一种时代话语泡沫的点缀。这个时代由于历史的怪诞记忆，对宏大叙事是抗拒的，但是如果完全放弃了宏大叙事，便会失去大是大非的判断。在韩少功看来，我们应该放弃的只是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思想方法，而不是那种阔大的视野。在文化符号的解读中应该有现实批评的锋芒。我们知道，巴特是在阐述，而福柯的理论则是作为一种文化分析武器有着反抗力量。这需要辨析和明察，因为符号的背后还有认识论的不同，比如用科学来反对宗教是不得要领的。他对符号力量的描述是“兴风作浪”，我们的人生也在符号的作用下变成了一种“符号化的人生”。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一次价值方面的重建？经济学已经变成了生产和消费符号的经济学，经济学如果离开了符号学，便是脱离了我们时代特征的空洞学问，文化符号的影响已经遍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小说应该写出这种符号化社会的本质与现状，而不能仅仅成为符号化社会中的符号部分。那些与特定文化关系紧密的符号，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符号”，从文化符号进入一种小说诗学的运思当中，是文化诗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公认韩少功的小说对符号的敏感，比如《马桥词典》呈现了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它是怎样介入现实生活，《暗示》呈现了具象作为符号是怎样介入我们的人生。我们若是在文化符号的大视野中理解他的小说创造，就会更加明白他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他的小说刷新了现代汉语中对语言文化符号的认识，尤其是《马桥词典》还关涉到一个语言等级制的问题：何为方言，何为普通话，其中的权力关系与生存状态是怎么样的？他彻底展现出来了，并对那种语言等级制表明了批评的态度。《马桥词典》关涉的是民间文化或说民间世界的问题，而这个信息时代，民间的屏障已经洞开，无从判断的信息无处不在。因此韩少功提出：“知识爆炸，其实只是间接知识的爆炸，倒可能带来直接知识的减少，带来理论与实践的割裂。”韩少功：《韩少功王尧对话录》，第126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这个和我们平时所见到的口号截然不同，我们看到了太多论述知识爆炸的题目和文章，但实际上爆炸的只是信息，是一种“间接知识”，是一种泡沫化的衍生物。那么何为“直接知识”？知识与信息之间的分野在哪里？研究AI与文学关系的作家走走说：“对今天已经被验证可以写作的人工智能而言，上述隐喻已经成为现实。不过我想强调一点，从本质上说，它只能有中生有，不能纯粹地无中生有。它一定大于单个个体的知识量，却不会超出人类整体的知识总和。”走走：《探索未来，一半靠人，一半靠AI》，《南方文坛》2019年第6期。

换句话说，我们津津乐道的大数据分析，也没有增长关于世界的直接知识，只是说我们有了更加强大的处理信息能力。

三、符号的循环与意义生成

语言自然是信息密度最大的符号系统。自索绪尔以来，语言学家对语言的理解更加精微，区分了“历时语言结构”和“共时语言结构”，“要更透彻理解一段话，要尽一切努力恢复说话时所具有的价值和用意，既要重视它的历时维度，也要重视它的共时维度，要掌握哪怕是最古怪的表达方式和当时一般语言之间的联系”。李小均：《来自废墟的信使——乔治斯坦纳文艺思想札记》，第57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汉语因为有着漫长历史，因此它的典故比其他语言要多，这就是说汉语的“历时语言结构”还是比较庞大的，汉语写作背负的重担更大。在汉语庞杂的语言结构中无疑隐藏着大量文化符号，也即是说，符号以一种隐秘方式沟通了文学与文化这两者的复杂内涵。我们有必要重温罗兰·巴特的叙事学，它超越了僵化的结构主义概念，可以说，他的符号学是一种文化符号学，是一种以意义阐述为模式的批评写作。“罗兰·巴特的符号学思想涵盖了两个领域：文学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文学符号学是结构主义思维方式及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模式的产物，注重文本形式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及其关系，并从‘功能’‘行动’和‘叙事’三个描述层来显示文本结构运作规则以及在这种运作规则下意义的生产方式；文化符号学以大众文化为研究对象，探讨形式背后的意义并发现大众文化在表现同一主题——现代神话。”张淑萍：《罗兰·巴特符号学思想述略》，《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如果说古代神话在于表现人类对人类以外力量的想象性描述，而现代神话则是恰恰相反，特别关注于人类内部话语的想象性构造。巴特就将之称为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生活细节当中伸展着自身意志。现代神话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从饮食到艺术再到评论、穿着乃至梦想，可以说无处不在。这种世界观的强大之处在于，一切都被用文化方式渗透到了生存的每一个细节，不容置疑，而且难以觉察。这让人们自以为这样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便是确定无疑的，而失去了反思与生长能力。好的小说要具备这种对于处境的洞察能力，要洞察这种现代神话对于现代人的束缚与蒙蔽。

这方面以邓一光的小说为例。他作为作家的生命气质与内在精神情怀，从来不会止步于社会层面的描述，总是向美学的、存在的乃至信仰的层面探索和飞跃。在关于深圳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他对于现代都市中那种困塞人们心灵感受的书写，以及对于符号化社会的突围。在短篇小说《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中，我们读到这样的开篇：“夜里他又做了梦，梦见自己在草原上，一大片绿薄荷从脚下铺到天边。”邓一光：《深圳在北纬22°27′—22°52′》，《金沙江文艺》2015年第4期。一篇以深圳为标题的小说却以草原为开头是非常奇特的，除了邓一光，也许别人是不会这样写的。这和他血脉中的基因有关，他是蒙古族，一个心中有草原的人。草原和城市是两种距离最远的文化方式，这种距离要远远大于农业与城市的距离。因为农业文化也是能够孕育城市的，但草原不能，草原是永远开放的、拒绝中心的，与城市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地理学完全不同，故而草原与城市是水火不容的。在艺术上而言，这种极致冲突富含相当的美学特质。我认为，对游牧的乡愁、对自由的向往，从而导致城市处境下个体存在的生成，不仅是邓一光的悱恻心曲，更是成了他书写深圳这座新兴世界都市的精神内核。

和草原意象相关联的是一系列小动物意象，它们和这座城市的人一样渺小无助，特别能打动人心。《深圳细节》里边有只叫嘚瑟的小动物，它是一只雌性伶鼬。小说这样描述：

作为世界上个头最小的食肉动物，它和我一起生活了三年，你也可以说它是我的女儿。我是在惠州的一家野味餐馆里捡到嘚瑟的。它的妈妈在成为人们的一道菜之前生下了它，它被扔在厨房角落的垃圾桶里，埋在一段果子狸的肠子和一堆打蔫的芥菜叶下，浑身裹着脏兮兮的胎液，眼睛还没睁开。邓一光：《深圳细节》，《芳草》2013年第7期。

嘚瑟的父母已经被人类吃掉，只有嘚瑟幸运地逃脱了成为盘中餐的命运，这段描写无疑蕴含着救赎气息。嘚瑟在这部小说里还只是配角，邓一光还有完全以小动物为主角的小说《北环路空无一人》，专门写了一只名叫皮卡的狗。一个神经兮兮的朋友要去寻找他的女朋友，把皮卡寄养在了“我”这里。“我”是一个宅男，整天不出门，陷在空虚的失望当中，而皮卡则一点点牵动着“我”的心。一个人，一只狗，显然很难演绎出什么复杂的故事，无非是一点点生活细节的积累，但就是在这种积累中，人心获得了软化和净化。在小说的结尾，出现了近乎梦幻的场景，“我”对皮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