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40年乡土小说“语言问题”再认识
作者： 妥东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23.05.004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观念对于文学界而言，似乎是无可指摘的共识。然而文学、语言这两个概念及其所表征的具体范畴、理念，以及两者相互交织的互动关系，却并非不言自明。这不仅涉及如何定位语言作为文学基本要素的价值、标准，同时也涉及如何理解“作为文学的语言”与“作为语言的文学”之间的理论区隔。同样如何理解作为“语言”之艺术的文学，即如何定位、平衡语言与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往往也是研究者无法遽然回答的问题。
百年中国文学创作的经验表明，具有特殊的语言、形式意味的小说，往往是中国知识分子理解中国社会问题的重要形式。由于根植乡土中国的社会问题与生活实际，乡土小说内在经验的变化发展，向来反映着中国社会精神面貌的整体发展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的整体经验在语言/形式层面有了新的拓展，乡土小说语言经验层面的更新、调整，自然也便成为当代文学语言嬗变的一个重要参照。基于此，如何在乡土小说语言问题的讨论中，建立起文学、语言与当代生活之间的深刻联系，如何将乡土小说的语言问题纳入当代文学语言经验的整体变化之中，便成为当下文学研究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焦虑与危机：当代文学研究的语言迷思
对于创作者而言，“语言”似乎一直以来都是趁手的工具或媒介。文学创作中的语言工具论思维向来是造成语言问题无法被对象化的主要原因。需要指出的是，媒介相对于工具论而言，是一个后起的概念。它本身即具有超越工具论思维的特质。许多作家、批评家对于媒介的理解，大多停留在简单的形式层面。本质来看，语言所具有的特殊的“媒介性”，正是成就艺术与现实之间丰富意义的重要维度。一般而言，媒介（media）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词源意义上的媒介，指的是“在某物之间”，起到连接作用的中介。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之所以将“观点”视为“媒介”，其意义也是如此。因为在柏拉图看来，“观点”指的是位于真理和无知之间的中间状态；对于文学创作而言，语言的媒介作用在这个层面上同样表现得最为彻底，因为文学语言正是在所谓艺术与现实之间，凭借特定的形式生成了另一种“现实”。其二，引申意义上的“媒介”指的是“容器”。容器成为媒介，是因为容器有留白，可以随时装入新的东西，如果没有留白，容器内部的元素就无法得到流动进而获得意义的再生成。同时，容器对其内部的诸多元素起到一种支撑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容器的“媒介”并非简单的工具，相反，它不仅为整个系统内容提供了一种维护性的支撑，而且也为注入其中的存在提供安稳的居所或背景。在这一点而言，语言作为一种不透明的“容器”，同时也为特定意义的生成、传递，制造了各种复杂的条件。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文学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便始终停留在“内容”与“形式”的二分状态之中。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的语言学理论的不断出现，知识界对于文学语言的认知也开始发生转变。人们几乎很快意识到，如果从语言层面考察小说存在的意义，那么传统写实意义上的小说本身便是一个矛盾的概念。一方面，小说本身意在构造一个想象世界，它表达的是作家企图用语言建构“第二世界”的决心与勇气；另一方面，语言自身的“非透明性”，却又无不暗示出一种存在于现实世界与书写行为之间的“裂隙”。换言之，经由文学书写所编织的文本与它所临摹的世界之间，由于语言描绘世界形式的有限性，而存在着一条巨大的意义鸿沟。
现代文学因其对于文学与人生之关系的清晰定位——为人生的文学——而为新文学写入了重内容、轻形式的现代话语。这也使得“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语言是什么？’的领悟，主要依据现代西方人道主义语言观”。③ 郜元宝：《汉语别史——现代中国的语言体验》，第25-26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在艺术理念上，这种艺术表达主要表现为写实主义、现实主义的异军突起。许多作家在面对语言时，首先就有一套关于“言说者—媒介”的语言设定。如此一来，文学语言便始终停留在言说主体的自我指认当中，而无法获得一种超越性视角。也就是说，作为“说话—书写”的创作主体，由于其在语言面前始终处于积极能动的位置，而并未意识到语言作为一个有机系统的“自足性”，因而其关于文学、语言的理解与实践，便始终存在难以克服的悖论。“一方面，他们极力想要征服语言，企图把语言这匹悍马套进自己的车辕之中。”“但另一方面，许多作家又始终自觉不自觉地对语言怀有戒心，他们常常会陷入一种莫名的悲哀，仿佛是在挖掘一条永不见尽头的隧道。”王晓明：《在语言的挑战面前》，《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5期。
将语言形式视为某种思想观念的证明，暴露的乃是一种单纯的文本观念。这种观念似乎本能地相信文本所携带的思想内容，可以不经过非透明的语言而无障碍地传达给读者。这种认识显然割裂了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些在文学书写中所积存的语言问题，无疑限制了中国文学反思历史、文化、社会问题的深度。就主流的文学研究而言，当代文学研究的侧重点，一段时间以来，也基本上集中在文本的内容、意义层面，而不在语言或形式层面。在语言研究学科体系庞杂、方法理论颇为杂乱的情形下，多数研究者围绕文学语言展开的具体问题，不仅未能搞清楚这些语言问题的具体指向，也无法建立起关于中国文学语言问题的统一想象。
③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往往将语言视为不言自明的存在，而忽视了语言的重要性。如黄子平所言：“我们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却是忘却语言的‘艺术’。常见的格式是：‘最后，谈谈作品的语言……’。当把语言放到‘最后’来谈的时候，无非是把语言的处理方式当作文学创作的‘副产品’，把语言作为外在于文学的体系来看待，因而，文学也外在化了。更多的，连这‘最后’也没有。”黄子平：《关于“文学语言学”的研究笔记（二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编：《小说文体研究》，第19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这种研究的局限，同样使得多数文学史写作缺乏基本的对于文学“语言—形式”问题的论述、分析。“自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主张以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或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不下几十种，可是没有一部是沿着语言发展的线索而写作的。不仅如此，无论是关于汉语汉字的轰轰烈烈的各种讨论，还是作家各自的语言实践和语言风格，在文学史中都只是作为点缀出现。”文贵良：《以语言为核——中国新文学的本位研究》，第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不难看到，研究者对于语言问题的忽视或淡漠，造成了其长期以来未能被充分对象化的研究格局。正如坂井洋史所言：“早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强大的政治权力和革命政权的正统性为背景成为‘教条’之前，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重视内容’的偏向相当明显。换言之，将内容转换成为文本的‘媒介’（语言、形式等）在现代文学作家的兴趣和创作实践中一直没有充分地被主题化、对象化。”见张新颖、坂井洋史：《现代困境中的文学语言和文化形式》，第85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当然，语言问题缺乏主题化、对象化的薄弱局面，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对于当代文学的语言问题的关注全无经验可循。历时来看，自鲁迅在其《汉文学史纲要》中提出关于现代文学“语言问题”的基本认识以来，知识界关于文学的认知、理解，即包含着从语言层面重新把握中国文学的基本判断。鲁迅据此提出应从汉字的基本特点入手，遵循由文字至文章的基本思路。他说：“诵习一字，当识形音义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在文章而言，则因状摩其形态而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鲁迅认为，所谓“文”，其最初的语言与日常语言稍异，“当有藻韵，以便传诵，‘直言曰言，论难曰语’”。“文章之事，当具辞义，且有华饰，如文绣矣……今通称文学。”见鲁迅：《自文字至文章》，《鲁迅全集》第9卷，第354-3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从古典转向现代，五四一代作家的白话文学创作，很大程度上遭遇到语言转换初期难以克服的障碍、瓶颈。他们更多依靠其诚实的语言经验，创造出有意味的语言形式。在这一维度上，鲁迅、胡风、路翎等作家都贡献了自己的“实绩”。尤其胡风，他所主张的以“主观战斗精神”对语言进行的“突入”以及为了或许、提炼性的表达经验、艺术体验而生造词汇的尝试，都是中国文学在语言探索方面的实绩。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现代作家在其写作中充分展示了语言经验的重要性，且毫不避讳表达自己对语言的种种看法，然而仔细分析却不难发现，现代作家普遍遗留、积攒下来的语言经验，大多不过是一些修辞层面的只言片语而已。比如，“如何准确地使用语言”“如何提炼语言”等。这些言论虽精于讨论文学创作的语言技巧，却始终处于语言的外围，无法触及语言的本质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及以后的历次文学、语言运动，亦未能突破这一限制。
改革开放以来，知识界关于文学语言的基本观念得到了更新。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文学语言及其所蕴含的性质、意义，逐渐成为知识界讨论小说艺术的核心话题。汪曾祺即提出过许多关于语言问题的看法，并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进行了实践。1987年，汪曾祺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首次谈到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之后又写了一系列论文，专门谈论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其中，代表性的作品有《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在耶鲁和哈佛的演讲》《“揉面”——谈语言》《关于小说的语言（札记）》等。见曾祺：《汪曾祺全集》第3、4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汪曾祺的小说一改伤痕文学的话语套路，多直写感觉，注重提炼小说意境，同时注重表现日常生活的细小片段，因而在语言上属于另起炉灶。李陀对此称赞有加，并将其视为突破“毛文体”的第一人。李陀：《雪崩何处》，第156-157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九叶派诗人郑敏在对现代汉诗的回顾与展望中，也从总体性维度指出现代汉语诗歌传统的断裂问题。郑敏的论述不但将局限于以理论肢解语言的文学研究拓展开来，也将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重新提炼为一个独立研究话题。在郑敏看来：“汉字中的每个字都像一张充满感情向人们诉说着生活的脸。”郑敏：《语言观念必须革新——重新认识汉语的审美与诗意价值》，《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中国文学的语言传统、语言格局事关中国文学的文脉流变，因而讨论文学的语言问题，不应把作品中的语言降格为言说主体自身的话语，而是要将语言性质、言说主体同时包含在对语言流变的讨论中。这种观察的直接意图，就是要超越对个别作家语言技巧的简单观察，而直抵关于文学、关于语言的整体认识。这种关于语言、形式等问题的研究思路，“不是把语言纳入文学中去思考，而是（也许可以这么说）反过来把文学纳入语言中去思考”。郜元宝：《汉语别史——现代中国的语言体验》，第282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汪曾祺、郑敏关于语言问题的思考，改变了知识界关于语言的基本认知，也促使人们开始思考语言与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由此出发，步入新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才开始“两步一回头”地着手清理其内部存在的诸多“语言问题”。
21世纪以来，文学研究中关于语言以及相关形式话题的讨论也日益深入。一方面，当代文学创作中逐渐暴露的语言问题，使得研究者普遍对其发展抱有忧虑。余光中在《哀中文之式微》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母语能力的下降已经变成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教育制度和大众传播的方式任其发展，中文的式微是永无止境，万劫难复的”。余光中：《哀中文之式微》，《语文世界》（高中版）2002年第3期。作家白先勇也感叹目前的语言环境，并总结道：“百年中文，内忧外患。”转引自恒沙：《“英语崇拜”与汉语写作的意义》，《人民日报》2004年6月15日。知识界对于当代文学存在的语言问题的反思，自然不仅止于此。频频出现在评论语言中的诸如“汉语语言表达力量弱化”“语言沙漠化”“口语化”“粗俗化”等，早已成为表述语言危机的陈词滥调。许多人借由对小说语言问题的指责，甚至提出了汉语传统“断裂”以及“小说已死”等结论。在笔者看来，更为关键的问题或许还在于，在所谓汉语写作的粗制滥造的“舆论环境”中，不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他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其实多少已被这种关于语言的“危机舆论”所影响。因而，对当下文学创作中存在的语言问题，出于道义上的指责自然是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殊不知这种经由评论和媒介合谋而构筑的“共识”，实际上正对他们造成了某种深层的遮蔽。相对于文学创作中切实存在的语言问题而言，许多研究者不假思索便全盘抹杀当代作家在语言探索方面的努力，更是需要正视的问题。这些关于文学语言问题或所谓“危机”的议论，不仅包含着文学语言自身存在的问题，同样也涉及知识界整体的语言观念的变化。正如刘象愚在《文学理论》译者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当下知识界对于作为媒介的“语言”，已经普遍产生了一种质疑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