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多重镜像与自我建构

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23.05.011

汪曾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具有独特精神气质的作家，高邮历史悠久的乡土文化传承和善于变通、维新的儒商家庭作为其文艺创作的初始场景，奠定了他在颠簸起伏的生命历程中朴素精致的诗与思。时至今日，汪曾祺的精神风骨仍旧彰显着强大的凝聚力量，不同时代的人都能在他身上找寻到灵魂“共振”的气息和余韵。自汪曾祺1997年5月16日逝世至今，单篇的回忆文章多不胜数，仅结集出版的初步统计就有十余种，我们能在此间感受到不同“镜像”折射出的生命律动，“汪曾祺热”也由此成为文化史、思想史中永恒的“风景”。人们以多重“镜像”构建汪曾祺形象，使带有真实生命体温的“老头儿”形象愈来愈丰满清晰，而他的自我定位则别具独特的精神丰仪。考察多重“镜像”与他自我定位间的微妙关系，应为接近汪曾祺诗性灵魂的窄门，也可以发现作家形象生成的普遍规律。

一

目前，汪曾祺相关研究日臻丰富，正有条不紊地行进在“经典化”的学理道路上，研究者不断阐释其文学作品的内在精神价值，透过文字表象洞察主体生命内核，在感知“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的形象交汇与碰撞中，建构生成了汪曾祺的艺术形象。综观汪曾祺的全部生命历程，虽然身处革命战争动荡与急剧转折的历史时段，置身于政治旋涡的中心，花甲之年重操小说旧业时却自甘于边缘，摒弃宏大叙事的小说写作范式，重归笔记体，在人伦常情中复原消逝的文化史风貌，呈现出散淡、文雅的传统士人气质。但他在新时期的悄然登场带给文坛的震动却是巨大的，批评家以基本一致的文学史坐标为其定位。1988年，“北大年轻学者黄子平、陈平原诸位，评论汪曾祺有一句话，大意是：士大夫文化熏陶出来的最后一位作家”。林斤澜：《〈纪终年〉补》，金实秋编：《永远的汪曾祺》，第123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孙郁对此持认同态度，直接将研究汪曾祺的论著命名为《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孙郁：《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士大夫”是中国古代对社会上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和官吏的统称，他们深受儒家思想浸润，心系江山社稷，具有感时忧国情怀的宏伟理想抱负。汪曾祺自认为，相较佛、释、道思想而言，自己更多地接受儒家思想，但“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我很喜欢《论语·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我以为这是一种很美的生活态度。”汪曾祺：《我是一个中国人》，《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43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由此观之，汪曾祺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和接受，并非传统意义上宏大的经世济民理念，而是侧重于其中的人道主义情怀和美的生活态度，这种美学倾向在小说《钓鱼的医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主人公王淡人是作家以父亲汪菊生为原型塑造的人物，他在治病救人中秉持人道主义思想，对生疮长疖子等小病症免收诊费，如遇到家境困难者，还会白送药材；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他抛却个人安危在洪水中奔波救治病患；即便病人身无长物，也定会竭尽所能，以尊重、平等的姿态挽救个体生命，村民合赠的“急公好义”牌匾便是他人道主义精神的真实写照。日常生活中，王淡人追求美的生活态度，钓鱼时随身携带白泥小炭炉子，葱姜作料和酒水一应俱全，尽情享受及时烹制鲫鱼的鲜美滋味；家中小院除种植鸡冠、凤仙等草花，还刻意从外地寻来瓢菜种子，与院中原有的扁豆相配，以此呼应医室内悬挂的木刻对子：“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汪曾祺从情感角度接受儒家思想，内化为“以人为本”的现代意识，且追求和谐的人伦理念。在文学创作中，他塑造的王淡人身上既饱有儒家思想的人道主义，也蕴含着士大夫敢于担当的品格和淡泊的高雅情怀。因此，批评者将汪曾祺定位为“士大夫”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历史合理性。

汪曾祺与传统士大夫文人雅趣相投，自幼受琴棋书画的熏陶，不仅精通笔墨，借书画自娱，而且对饮食文化兴趣浓厚，以美食饮誉海内外文友，可以说，书画和饮食构成了他的部分生活艺术。中国古代的文人画和写意画是士大夫表达“与自然为友”的最直接的艺术载体，他们多借花草、树木、山水等自然风物表情达意，恰到好处的题词则补充强化了画作的主体意蕴。汪曾祺亦然，他的画作简洁明快，以写意为主，善于将丰富的情感融入浓淡相宜的墨色间，所绘花鸟皆为寻常品类，用简单舒朗的线条勾勒物体形态，偶尔就地取材，用菠菜汁呈现初春野树的新绿，以白牙膏代替梅花花蕊，将笔墨情趣自然呈现于纸上。“题画”则是以补白形式提示强调创作的意图，他的边款文字既有诸如“明日将往成都”的平淡记叙，抑或“故园有金银花一株，自我记事，从不开花。小时不知此为何种植物。一年夏，忽开繁花无数，令人警骇，亦不见其主何灾祥。此后每年开花，但花稍稀少耳。一九八四年六月偶忆往事，捉笔写此。高邮汪曾祺记于北京”的绵绵乡愁；但更多的则是“凌霄不附树  独立自凌霄”“残荷不为雨声留”的主观抒情。写字和作画于汪曾祺而言虽属文章余事，却意义非凡，他的题字与画面相映成趣、精神相通，画作整体呈现的意境与主体情绪具有内在一致性，确有士大夫的文雅气息。

在饮食层面，汪曾祺爱“吃”，自称是“有毛的不吃掸子，有腿的不吃板凳，大荤不吃死人，小荤不吃苍蝇”汪曾祺：《豆汁儿》，《汪曾祺全集》第6卷，第3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的杂食者，敢于挑战生牛肉、炸蝗虫、牛肝菌、炒青苔等地方特色吃食，甚至晚年仍对在江阴读书时没有勇气吃河豚的往事感到遗憾懊悔。而且汪曾祺懂“吃”，他在系列散文中畅谈四方食事，既有对故乡食物的品评，如杨花萝卜水分充足，微甜极脆，除了生嚼也可以拌萝卜丝，“萝卜斜切为薄片，再切为细丝，加酱油、醋、香油略拌，撒一点青蒜，极开胃”。汪曾祺：《萝卜》，《汪曾祺全集》第5卷，第24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也不乏对旅途特色吃食的记录，昆明的汽锅鸡、火腿、牛肉、炒鸡蛋，内蒙古的手把肉都使他直至暮年仍难以忘怀。他还乐于实践，发明了“夹馅回锅油条”这道“专利菜品”。据袁敏回忆：“早餐剩下的那两根油条，被老头塞了用荸荠、虾皮和小油菜拌的肉馅，切段回锅油炸，外焦里嫩，油条嘎嘣脆，肉馅口感有层次，有嚼头，鲜香极了。”袁敏：《淡泊杏花图》，《文汇报》2015年6月7日。汪曾祺谈论和烹饪的食物与他的审美趣味相契合，从家常小菜着手，制作过程中，极大程度地保留食材本味，即便煮干丝也不宜用螃蟹等辅料“喧宾夺主”，他制作的美食具有清纯、本味、中和的鲜明特色。事实上，“汪曾祺谈吃，只是表达‘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对文化的态度’——对生活的热爱，对天地厚赠的感激——不是暴发户的摆阔、饕餮之徒的痴迷、风雅之士的自标格调”。郜元宝：《与“恶食者”游——汪曾祺小说怎样写“吃”》，《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5期。他热爱世俗生活中的艺术，以“雅”的方式对待饮食，将“吃”艺术化，视“吃”为生活的情趣，超越口腹之欲的味蕾满足，是精神上的寄托与享受，朴素寻常的食物也潜隐着作家的日常生活美学和高山流水般的名士雅趣。

二

友人以更加日常化的生活场景和细节细致入微地还原了汪曾祺淳朴可爱而独具个性的生命形态，这显然是以人伦常情为光谱的人物“镜像”。他们抛却附着于主体的文学成就和作家光环，以作家为认识对象，跨越由文学史产生的“镜像”阻碍，从汪曾祺的生活实际出发，让他的喜怒哀乐跃然纸上，回忆建构出汪曾祺作为普通人的日常形象。

汪曾祺交友广泛，就读西南联大时期，与朱德熙因戏曲结缘，患难与共，直至晚年依旧保持密切交往。两人专业相近，互相激赏扶持，常于往来书信中交流学术意见，“他们的友谊，是君子之交，平淡持久，堪称当代的伯牙子期”，徐强：《浊酒一杯天过午——汪曾祺与朱德熙》，《同舟共进》2020年第7期。当属知音。何孔敬在《长相思：朱德熙其人》中，以回忆视角讲述了汪曾祺吹笛子、喝酒、送干巴菌等细琐往事，间或提及朱德熙评价汪曾祺的文字：“曾祺将来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作家”“曾祺喝酒很少喝醉，就由曾祺喝吧”“曾祺烧的菜，是馆子里吃不到的”。何孔敬：《长相思：朱德熙其人》，第67、194、19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朱德熙从创作能力、生活趣味等诸多维度充分肯定了汪曾祺的超群技艺和人格魅力，当汪曾祺得知好友因病离世的消息后，深夜作画遥寄相思，以致放声大哭，泪不能禁，两人的友情在此可见一斑。20世纪50年代初，汪曾祺与刚调入文联工作的林斤澜和邓友梅过从甚密，“文革”结束后，正是在这些老友的鼓励下，才重拾信心，再次提笔进行小说创作。林斤澜用“我行我素小葱拌豆腐，若即若离下笔如有神”概述了汪曾祺创作的心路历程，“若即若离”指作家在不同时期与文学主潮的关系，“我行我素”则意在强调他在曲折人生道路上的精神坚守。他们交往多年，是文友亦是酒友，林斤澜曾在文章中追忆两人最后一次饮酒的经历：90年代初，两人乘飞机到黄山脚下的屯溪，伴随着夜晚昏黄的灯火和迷蒙细雨，“一人一碗螺蛳，一个口杯温上一瓶黄酒，自斟自饮自说自话。两天三夜，不上黄山，也没有醉。说不上‘豪饮’，略略渗着点‘豪情’吧”。林斤澜：《〈纪终年〉补》，金实秋编：《永远的汪曾祺》，第125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在邓友梅的记忆中，汪曾祺文学创作呈现出“大俗大雅”的鲜明特质，他的“大俗”涉及丰富的人间生活场景，“大雅”则独具打捞消逝的文化史记忆功能。汪曾祺工作中沉稳内敛，担任《说说唱唱》编辑时，对人谦虚有礼，朴素实在，“他申请入党时支部曾责成我与他保持联系，进行‘帮助’，结果发现他的政治觉悟比我还强，个人主义不说比我少也要比我隐蔽点”。邓友梅：《漫忆汪曾祺》，《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5期。汪曾祺对待朋友热忱直爽，得知邓友梅的《烟壶》发表后，他欣然接受为此写评论文章的邀约，当好友向他表达谢意时，他却直言道：“先别高兴，我还有话没写上呢，你那个库兵不行，是个多余的人物，这篇小说没他什么事也碍不着，只因为你对这种人物有兴趣就写上了。这不行！破坏了结构的严谨。我只在文章中说你九爷写得好，没提这写得不好的库兵，给你留点面子，当面这一件还得告诉你！”邓友梅：《再说汪曾祺》，《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6期。对文学的共同热爱缔造了汪曾祺与好友间的真挚情谊，朋友以同辈人的立场漫忆往昔，涉及作家创作、饮食、工作、生活等诸多领域，显然概括了他精神世界的重要面影，友人的视角无疑为我们呈现出带有鲜活生命力的汪曾祺“镜像”。

汪曾祺待人宽厚，乐于扶持后辈学人，家中常有青年作家、学者到访，从汪曾祺与陆翀、宋志强等人的书信往来以及新发现的致曹乃谦的五通书信中，可见他竭力帮助文坛新秀，并与之保持密切交往。被誉为“第一汪迷”的苏北是汪曾祺在鲁迅文学院的受业学子，对先生的学识才情饱含崇敬之意，他视汪曾祺为“精神上的父亲”，苏北、徐芳：《汪曾祺为什么这么迷人？——苏北、徐芳对谈录》，《文艺评论》2017年第7期。为学习汪老的写作技巧曾手抄《晚饭花集》，在不断的阅读与走访中收集大量资料，为深入研究汪曾祺奠定现实基础。苏北认为汪曾祺的作品虽然短小，但生气盎然，他冲淡平和的文字为青年作家提供了丰厚的养料。龙冬夫妇亦是汪曾祺家中常客，在龙冬意识深处，汪曾祺平易近人，给予他亲人般的无声滋润。藏族作家央珍与汪老情同父女，“先生那和悦舒展的脸庞同炯炯发光的眼睛，表达出来的豁达、善良、恬淡、儒雅，给我们一种难得的享受”。央珍：《来自一个西藏人的纪念》，《作家通讯》1997年夏季卷。每次辞别汪先生，央珍总会顿觉精神得以净化，内心充实，仿佛朝圣归来。后辈友人对汪曾祺高山仰止，汪老既是他们文学创作上的引路人，又是慈祥和蔼的父亲形象。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的五种关系准则，分别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由于朋友的特殊性，对君臣、父子、兄弟不可言者，皆可与朋友分享。因此，友人眼中的汪曾祺相较文学史中的作家“镜像”更为平易可亲和真实可感。

三

汪朗、汪明、汪朝三人合力撰写的回忆录《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极具史料和研究价值，子女们以细腻的笔触回溯了父亲生前的生活片段，用零散的记忆拼贴出作家的生命轨迹，为研究者提供了诸多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的真实资料，在对父亲的深切缅怀中建构了家庭血亲伦理语境中的汪曾祺“镜像”。

在子女的记忆中，汪曾祺爱烟嗜酒，即使晚年在家人的严格监管下也要偷偷饮酒，虽然被外界誉为“美食家”，但厨艺并不算过人，只是懂得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纵使在文坛上声名显赫，被人尊称为“汪先生”“汪老”，可在家人眼中，父亲只是亲切温和的“老头儿”。他对于自己知之甚少的领域总是虚心求教，认真听取他人意见，作品初稿完成后，必然需要经过家庭成员的审阅，家人可以提出意见或在作品上涂改，即使读小学的孙女们也可以对他的得意之作随意指摘。

爸在一篇文章里谈到知识的积累，说一个人知识的积累就像冰山一样，往往只有四分之一漂浮在水面上，而多达四分之三的只是平时是淹没在水下，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文章发表后，颇得评论赞赏，但在我们家里，却引发了一场“炮轰”。妈说爸是“科盲”，告诉他冰山淹在水下的部分远不止四分之三……于是，一家大小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向老头儿发起“攻势”……爸缩在沙发上，听任我们疾风暴雨般地一通攻击，满脸愧色，真的像做错了一件什么要紧的事儿。后来这篇文章再版时，爸认真更改了这个被我们定性为“老头儿特没文化”的错误。汪朗、汪明、汪朝：《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第345-346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