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迟晚年的观念转变与创作危机

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23.05.010

徐迟是新时期文学的标志性作家。在“科学的春天”里，他的科学报告文学应运而生，大受欢迎，《哥德巴赫猜想》风靡一时，洛阳纸贵，甚至被许多地方的党报争相转载。于是，知识和科学便成为徐迟晚年报告文学创作的核心主题。然而，文学上的困局与晚年的种种际遇交织在一起，造成了徐迟晚年人生和文学的双重悲剧。

造成徐迟晚年危机的原因，固然有时代性因素，但徐迟自己在文学认知上的局限，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徐迟沉浸在科学世界中，对科学的认识渐趋片面和极端，最终将他晚年的文学创作引入封闭与僵化的境地。

谈及晚年，我们的观念通常如此：晚年意味着岁月的积淀、阅历的丰富和经验的累积，人会变得成熟而富有更高的智慧，人生信念和价值立场经过时间淬炼而愈发坚定。“庾信文章老更成”，对作家来说，得益于丰富的创作经验，晚年写作往往会更加娴熟、圆融，形成健笔凌云的“晚年风格”。然而，正如萨义德所言，还有另外一种“晚期风格”：“它包含了一种不和谐的、不安宁的张力，最重要的是，它包含了一种蓄意的、非创造性的、反对性的创造性。”〔美〕爱德华·W.萨义德：《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第4页，阎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徐迟晚年的创作，无疑蕴含了这种“不和谐的张力”。他放弃了已有的风格，否定“旧文学”，希望以科学为中心，创造一种与现代化合拍的“新文学”。然而，他的“晚年风格”不仅没有达到“老成”的境界，反倒显示出严重的混乱和困境。

从徐迟晚年的创作危机切入，分析他文学观念的转变及原因，有利于深化对徐迟晚年创作的全面理解。不仅如此，在科学技术和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时代，在科技与人文的关系更显复杂的当下，分析徐迟晚年文学创作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思考和把握文学与科学的关系，对我们探索科技时代的文学写作，亦大有裨益。

一、晚年的焦虑与危机

1994年6月，上海书店编辑出版了《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一书，收录了徐迟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创作的9篇作品。按照徐迟自己的说法，这是他漫游在科技领域广阔天地的记录。徐迟：《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第158页，上海，上海书店，1994。在很大程度上，这本书可视作徐迟晚年科学写作成果的结晶。然而，这本汇集了徐迟晚年心血的文集，却受到冷遇：“我写了一本书，去年出版了，在上海书店的《文史探索系列》中，是柯灵和范泉主编的。但是在这系列的已出版的十七种书中，它却像是踽踽独行的，单身一个。形单影只，孤苦零仃的。因为是光棍一条，它的心里是特别的，冷落的，寂寞的。”徐迟：《网思想的小鱼》，第36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这番“冷落”与“寂寞”也是徐迟晚年创作危机的缩影。在《哥德巴赫猜想》大获成功之后，信心满满的徐迟响应号召，将书写、弘扬科学作为自身使命。他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我们的国家需要科学，人民需要科学，是他们把我推到那个领域里去了。”③  徐迟：《文艺和现代化》，第29、3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弘扬科学是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此时的文艺工作者，自然要顺应时势，为科学鼓与呼。正是基于这番认知，徐迟对科技书写的未来寄予厚望：“我们只要紧密团结，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我们一定能实现敬爱的周总理为我们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③徐迟的态度积极且乐观，他相信科技写作拥有光明的未来，更相信作家能够为实现现代化贡献不可或缺的力量。

然而事与愿违，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降，徐迟的科技写作影响日渐减弱。徐鲁清晰地记得：“1978年《哥德巴赫猜想》出版时，虽有一部分标明是‘非卖品’，却也发行了百万册之多。然而到九十年代《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出版时，却只有寥寥数千册的印数了。徐迟为此百般焦虑。”⑦  徐鲁：《徐迟——猜想与幻灭》，第84、81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这种意料之外的反差，令徐迟极为不解。在他看来，为了迎接新时代，科技写作应当得到积极响应。然而，徐迟对科学的推崇不仅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反而面临着愈发严重的接受危机。珠流璧转之间，徐迟困惑不解，逐渐心灰意冷。1996年6月，在与好友郁风的通信中，徐迟失望地感叹：“我的时间不多了，还能写多少字呢？世界观改变了，许多东西不想写了，没有多少话是值得写的。”周明、向前主编：《难忘徐迟》，第83页，上海，上海书店，1997。此时的徐迟，已深陷于思想的危机之中。

徐迟的危机与他晚年创作的变化同声相应。自《哥德巴赫猜想》出版之后，徐迟创作的大量科技题材报告文学，逐渐从书写科学家移至书写科学本身，凸显出愈发强烈的技术性特征。当然，在文学作品中展现科学并非不可。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徐迟有意罗列了抽象的数论推导公式。这些公式对普通读者来说有如天书，但由于整篇文章凝心聚气在人物上，这些公式反而成为凸显科学魅力的亮眼点缀。

然而，徐迟此后的科技文学创作越来越沉溺于直接书写科学知识。在报告文学《结晶》中，徐迟用大量笔墨介绍胰岛素和肽链的相关内容。在《刑天舞干戚》里，关于葛洲坝工程中处理大坝基岩的泥化夹层技术的介绍，占据了大量篇幅。在《来自高能粒子和广漠宇宙的信息》中，徐迟更是不厌其详地介绍基础物理学概念、量子力学发展历史。毋庸讳言，大段的说明性文字，其实是对科学资料的通俗化翻译。在徐迟晚年的创作中，对技术与理论的介绍与说明，占据了作品的大量篇幅。

面对徐迟这一阶段的创作，作家洪洋曾这样感叹：“徐迟的《神“计”妙“算”小型机》，技术性太强，文学感较差。”洪洋：《太阳从南边升起——洪洋蛇口日记》，第16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徐鲁也对徐迟的这些作品很不满意：“到最后，别说读者，就连徐迟自己也承认，‘写起它们来实在太吃力了’，有些内容简直无法形诸文字。”

⑦这显然表明，这种充斥着理论概念的创作方式，影响了读者的阅读与接受。在很大程度上，这是诱发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徐迟对技术性内容的问题并非毫无察觉。事实上，随着科技内容的增加，他完全能够意识到接受危机与创作方式之间的关联，他也开始对自身的创作公式产生怀疑。所谓公式，其实是徐迟所秉持的书写范式。在《我的不解之缘》中，徐迟详细介绍了公式的由来：

那时我说过“我不懂科学，但我可以懂得人，懂得科学家的为人，也就可以写一点科学了”。这似乎是对的，我的作品也受读者的欢迎。后来我却改口了，我说：“我不懂科学，但我可以懂得科学家，所以写了几篇科学家和科学。现在，为了更好地写科学家，我想还是最好要懂得一点科学。”这个公式一变为“要懂得一些科学”。在我接着写《结晶》这个胰岛素的科技项目时，我就写科学家又多写了一点儿科学。在我接着又写《刑天舞干戚》的葛洲坝水利工地的水电工作者时，我硬是写了两大段的大坝基岩和河势的科学内容，结果读者就有点纳闷了。效果就不怎么好。

②  徐迟：《网思想的小鱼》，第312、31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按照常理推断，徐迟此时显然应当适时调整，赢回读者，“也许我应该回到我原来的公式上，不要再写科学了，但可以写科学家其人及其事”。然而，徐迟最终的选择却令人如堕五里雾中，他表示：“我当然是可以这样做的，但这样做，我会感到气沮的。”既然已认识到科技写作得不到欢迎，为何还要继续坚持呢？徐迟随后的表述，揭示了矛盾背后的真实逻辑：“我们国家在电子科技发展上，是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我们不能不在这上面努力奋进。现在文学艺术界很少注意这些事。”

②在徐迟看来，文艺创作是提升我国科技水平的重要手段。正因为这样，即便科学内容不被接受，但为了推动科技发展，他还是要继续写下去。显然，徐迟此时创作的核心出发点已非为了读者，而是为了令科技“努力奋进”。在此基础上，他的认知也发生了偏移：“拥抱信息时代和高科技时代，本是件火烧眉毛的事儿，可为什么似乎都不那么着急呢？即使偶尔有人报道了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却又总如空谷之音，响应者寥寥呢？”徐迟：《科学家需要更多的知音——报告文学集〈成功启示录〉序》，《博览群书》1997年第2期。很显然，徐迟已经凌驾于读者之上，将科技写作奉为圭臬。他无视了读者的主体性，简单地默认科技写作必定能召唤万千读者走向新的时代。

这种反差无疑表明，危机背后有着不可忽视的观念因素。如果说，徐迟之前的创作还是以文本为中心，以读者接受为目的，那么，此时的他则已完全被科学统摄，被预设的观念牵引，他的文学观念体系已发生了整体性变动。晚年的徐迟在创作上遇冷，在期待中受挫，与这种变化有着密切联系。

二、观念的陡转

徐迟的危机折射出他晚年文学观念的重大转变。在曾经的创作中，徐迟非常重视作品中的人物、情节、构思和语言，反对“通篇不见一人”的文学作品，也极为摈弃“技术性的无法理解的文字”。在《1956年特写选》的序言中，徐迟集中地表达了他的文学观念：

有的特写没有描绘任何形象，不记录生动的语言，常常通篇不见一人。偶然也提到几个人名了，还作了一些叙述，也悭吝得很。较大的篇幅给了技术性的无法理解的文字和政治性的尽人皆知的文字。这种特写，写得四平八稳，可是内容乏味，文字枯涩，读者不读它们，它们不能到达读者中间……特写既是文学形式的一种，特写的语言也应该是文学的语言，精炼的语言，漂漂亮亮的。特写的思维也应该是形象的思维，为了把读者引导到现场去，特写要鲜明地描绘环境……特写要精心地塑造人物……所以特写有像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一样的构思、布局，可以有高潮、有伏线，或有出奇制胜的结尾……此外，还必定要有行动，还可以有情节、有戏剧性等等。中国作家协会编：《1956年特写选》，第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在50年代，徐迟强调语言的生动形象，强调文学作品应描绘环境、塑造人物、构思布局，强调作品要充分考虑读者的感受，到达受众中间。彼时，在这种文学观念影响下，徐迟的作品有着优雅的诗性特质——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细节丰富鲜活，语言风格优美流畅。这集中体现在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的一系列广受欢迎的作品中。

然而，自80年代中期开始，徐迟的创作却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在这一阶段的作品中，描绘环境、塑造人物已不再是中心，而对技术与理论的介绍，逐渐占据了大量篇幅。在《谈夸克》一文中，徐迟完全沉溺于对“夸克”的介绍。作品中没有环境，更没有人物，通篇皆在转述量子力学的发展史以及相关科学知识。再如《大海之中的一滴水》，这篇文章将重点放在了对华中电网局供电管理流程的介绍，堆砌了大量文字资料，几乎是“通篇不见一人”。

此外，徐迟往常重视的语言在这一阶段也大为失色，几乎不再通过联想、比喻来触发情感，而成为直指客观存在的逻辑符号。在《攻主战场者谓主力军》一文中，徐迟用一段缠绕的语言，表达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细节：“他到抚顺时又次日之晨，零下二十度，觉得足底心太冷。他在小摊上买了一双羊毛毡鞋垫。他垫上鞋垫，以保护他的脚底心，免得寒气从脚底心上升。照他的经验，只要脚底心不冷，全身就不会冷。”徐迟：《徐迟文集》第3卷，第41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这篇文章中的大量语言乏味枯涩，往常巧妙干练、富于灵气的语言通篇难寻。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篇文章没有分段，全文密密麻麻地堆在一起：流水账式的布局，枯燥干瘪的语言，毫无情节可言的结构，整篇作品几乎难以卒读。

再次，徐迟这一阶段的创作逐渐省却了精妙构思，他曾追求的“高潮、伏线、出奇制胜的结尾”，在文本中纷纷遁形。《刑天舞干戚》《大海之中的一滴水》《汽车城观感》《这里是特殊的战场》《新概念的中华自行车公司》《神“计”妙“算”小型机》等作品大多结构平铺，内容直叙，没有任何情节与细节，更遑论所谓的高潮与伏线。这些作品将重点放在了对客观现实的介绍与描摹上，凸显出强烈的“报告”特性。《刑天舞干戚》以时间为序介绍葛洲坝建设情况，几乎是面面俱到地介绍了工程的建设情况；《这里是特殊的战场》是徐迟探访武汉钢铁公司的采访记录，记述了高炉改扩建工程的始末；《新概念的中华自行车公司》是对中华自行车公司业务的介绍；《神“计”妙“算”小型机》则介绍了深圳赛格电子集团公司的相关情况。为了更好地达到创作的现实目的，徐迟在作品中堆砌大量资料，文本也因而成为运输知识的载体、搬运概念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