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柔情何谈硬笔

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23.05.015

一

由于双雪涛、班宇、郑执三位优秀作家次第登场，加之《耳朵大有福》《钢的琴》《白日焰火》等电影营造的艺术语境，以及董宝石俗常却另类的《野狼disco》等歌曲在媒介上引发的热潮，关于东北的文学书写成为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最引人关注的文学现象，以至于有人以“东北文艺复兴”命名这一现象，而双雪涛、班宇、郑执则自然而然地被指认为“东北文艺复兴三杰”。作为一位文学评论家，笔者长期关注这一现象，不仅因为他们的出现为寂寥的当代文坛带来些许亮色与暖意而高兴，也因为他们独异的艺术追求为当下文学带来诸多启示而兴奋，更因为他们以文学的方式将不应被遗忘但却又在相当程度上被遗忘了的“东北往事”重新拉到人们眼前，让人们不得不面对那场并不遥远的社会巨变给人们的生活、情感、心理、生理、思想、精神带来的深刻、深远的影响而感动、敬佩，并点赞。

但长期阅读、琢磨他们的作品，又时而有一种不满足感浮现出来。大致而言，在他们的书写中，东北在相当程度上被奇观化、幻梦化了。我当然知道这样书写的意义，即正是凭借着奇观和幻梦的美学加持，那个一度被遗忘的东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就在变动中迷茫的东北，才像一个奇异的巨人一样，晃晃悠悠地来到人们眼前，引人注目。客观看，如果没有这样的美学“变形”，没有幻梦般的巨人“身影”，很难想象人们会不会关注东北。毕竟，东北不是巨人，或已不是巨人。

但笔者的不满之处也就在这里：如果我们长期沉浸在这种美学变形之中，隐藏在这个巨大身影之后，我们会不会把好不容易召唤出来，还没有从幻梦中彻底清醒，也未真正看清容颜的东北重新推到远方去？说实话，这两年，我的这个顾虑越来越重。而且，我意识到，在所谓“东北文艺复兴”的话术中，这个巨人身影上的美学色彩越来越暗淡，而消费主义的镀金色彩则越来越浓重。我担心，如果我们在美学和消费的联合涂抹中将东北再次送走的话，我们还有没有机会、能力再次将他唤醒、寻找回来呢？我没有答案，特别是肯定的答案。

正因为如此，我希望“东北书写”不要踟蹰彷徨，更不要半途而废，而是要在多个维度上继续推进，不断深化。我们当然要继续凸显幻梦的、巨大的东北“身影”，因为，毫无疑问，在骤然的历史变动中，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层累了太多看似荒诞不经实则真若磐石的故事与现象，其中的历史与美学能量，远未释放出来。毋宁说，我们目前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书写这样的东北故事时，一定要守住艺术底线，不要用消费主义的镀金美学——有时看上去非常美丽——稀释乃至替代文学的多彩的梦。我们还要呈现可能不那么梦幻，甚至因逼真而矮小的东北“身体”。因为，这样的身体或许不够高大，但里边凝聚着同样丰富的人生故事与况味，凝聚着同样多的理想、梦想、幻想，凝聚着同样多的打拼、挣扎、搏杀……换言之，这个并不高大的身体才是那看似高大实则虚幻的身影的内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步步走近东北，最后，走进它的骨肉、魂灵中。

就目前看，我们尤其需要直笔“硬写”的东北。因为，有了这样的书写，我们对东北——艺术的与现实的——的认识，才会更全面些，更可靠些。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东北，既经历过辉煌也品尝过苦难，并因辉煌苦难转换节奏太快而心理落差太大，一度痛苦迷惘而又正在渐渐苏醒前行的东北真正留住——留在文字中，留在人心中。

就在这个时候，我陆陆续续读到了蓝石的一些书写东北的小说。我觉得，他的小说就是“硬写”的代表，或者，借用曹寇的说法，是“经验写作”，“使用自己有限的才能书写自己有限的人生经验”。曹寇：《代序：故乡不仅埋有父母，也是青春的葬身之地》，蓝石：《但总有人正年轻》，第1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22。因此，他笔下的东北往往是“硬写”的，是去奇观化、幻梦化的，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我阅读双雪涛、班宇、郑执作品时的不满足感，并为“东北书写”提供了不一样的叙事维度与美学空间。现在，这些小说以《但总有人正年轻》《但总有人正年轻》共收入12个短篇小说，除《年三十儿》《交个朋友不容易》，其余10篇都与东北有关，主题相对集中，叙事基调也基本相同，因此，可以将其视为蓝石这些年来“东北书写”的合集。为题出版了，正好可以谈一谈。

二

与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的小说相比，蓝石“东北书写”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他的小说里边没有“英雄”——不仅没有一般意义上的“英雄”，也没有所谓的“失败英雄”，甚至连“反面英雄”也没有。这使他的作品在同类题材作品中显得很是突兀，自然也就别有意味。

略微回顾一下，就会知道，这些年“东北书写”之所以一纸风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作品提供了许多“英雄”形象，特别是一些失败的“悲情英雄”形象，勾连起了人们的东北记忆，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重工业基地辉煌一时的东北记忆，进而让人们反思，这样的历史是如何消失的，这样的“英雄”又是如何失败的。

在这方面，双雪涛可谓佼佼者。他引起文坛广泛关注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这篇小说里，除了少年作恶、中年发迹、一生世故的庄德增，其他人物身上，几乎都洋溢着英雄色彩。李守廉，原先是拖拉机厂钳工，劳动模范；失业下岗后，尽管一个人带着女儿李斐苦苦撑持，但却从未失掉人的尊严，生活朴素、清洁、有礼、有节。警察蒋不凡误认他为杀人凶手，开枪击伤他，同车的女儿被追尾的卡车撞成瘫痪，他惊怒交加下把蒋不凡重创成植物人，被迫走上凶险之路，深藏浅出，但依然行止从容，本色不改。而当两名城管在执法中造成一名12岁女孩面容被毁的悲剧，有关部门行为不公，庇护为害者，他激于义愤，杀死城管，虽然成为法律意义上的罪人，但同时也成了民间伦理中的侠义之士。庄德增和傅东心的儿子庄树，童年淘气，少年觉醒，成为一名警察，始终元气满满，挺拔向上。傅东心，虽无意中嫁给了庄德增，但一生知黑守白，沉稳静穆，为人敬重。李斐，美丽纯真，即使意外遇险，身体瘫痪，失去正常生活，失去爱情，但却从未放弃对真善美的追求，以柔守刚。实际上，这些人都是“摩西”，或者说，想做“摩西”，救助自己，也救助他人走出“苦海”。他的《飞行家》中的李明奇，人生畅达的时候，想的是高空，是飞行；人生失意了，被踩在泥土中了，想的还是高空，还是飞行，而且，是带着穷朋友一起飞行，逃离贫寒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做人要做拿破仑”，“做不了拿破仑，也要做哥伦布，要一直往前走”。双雪涛：《飞行家》，《飞行家》，第17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他的《大师》中的棋王“父亲”，在与和尚对弈时，明明胜券在握，却有意失误，让对方赢了自己。这一让，不仅在棋上给对方留了活手，也在生活上为其留了余地，颇有仁义大家气象，尽管这时他已衰老、落魄至极。读着这样的文字，看着这些人的言行，禁不住想起了陈年喜的一句诗：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

班宇、郑执的“英雄”情结并不像双雪涛那样重，但他们也都塑造了特色鲜明的“英雄”形象，特别是凡人“英雄”。班宇的《盘锦豹子》里的孙旭庭就是这样的人物。他的人生该有多么失败呀！工作越来越差，收入越来越少，一条胳膊也因工伤废了。家庭更糟，妻子痴迷赌博，最终弃他而去；儿子不学无术，浪荡街头，打架斗殴；父亲去世，母亲老病，正可谓百事堪哀。但即使这样，他依然没有放弃，艰难而又韧性地活着，善待亲友。即使儿子那么不上进，他依然关心、呵护、督促他。即使早已形同陌路，听到离婚多年的妻子把他的房屋抵押出去后，他也只是一句“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啊”。然而，当所谓讨债公司的人来“看”他的房子时，他手持菜刀，“极为矫健地腾空跃起，从裂开的风里再次出世”，“在逆光里，那些火罐印子恰如花豹的斑纹，生动、鲜亮并且精纯”。见班宇：《盘锦豹子》，《冬泳》，第41-44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绝境中，他“豹变”了。

《生吞》是郑执的代表作，虽然小说写的是残酷青春，极其压抑，但里边的一些人物，特别是天才少年秦理身上，依然闪烁着“英雄”色泽。虽然一再遭遇傲慢与偏见，一再被侮辱与损害，他却不卑不亢，抗辱存生，然而，当相知的女孩被变态商人侮辱，哥哥被警察冤枉，被逼入绝境后，他绝地反击，凭着高超的智商和近乎偏执的坚持，十年如一日，还原真相，讨回正义。其命运令人唏嘘，坚忍令人感慨。

笔者之所以不惮烦琐，补述双雪涛、班宇、郑执小说中的“英雄”叙事，是为了比较、鉴别。读了上述三人的小说，再读蓝石的小说，你会惊讶，他们写的是同一个“世界”吗？写的是同一个“人类”吗？确实，蓝石的小说中，不仅没有形形色色的英雄，甚至凡人都不多。是的，蓝石小说的主角往往是些生活中的边缘人、怪人，乃至畸人。这一点，在《别杀人》中体现得格外明显。这篇小说的主角刘宇可是个狠角色：当年，为了帮“我”摆平生意上的纠纷，不动声色间一刀扎进秃头大腿里；蹲监劳教期间，因不愿出卖朋友，又不愿被管教“过”电棍，他毫不犹豫地跳入“碱槽子”，“脚上的肉在融化，一滴滴掉下来，露出白花花的骨头”，“年轻的管教当场吓哭了”，④⑤  蓝石：《别杀人》，《但总有人正年轻》，第59-60、64、66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22。连连呼救；他是惯偷，来北京看“我”，“我”请他到国贸商厦顶层的比利时“精酿”啤酒屋喝啤酒，他看到对面桌上有一个LV包，就说要拿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力阻才作罢；还是连环杀手，一年多的时间杀死六人，而且都是用锤子，锤击头顶……这样的怪癖，这样的恶行，想想都瘆得慌，换个人写，虽然不能把他写成“英雄”，但写成个“狠人”却易如反掌。但蓝石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之所以铺叙其“狠”，实际上是为了烘托其“怯”。他杀人被捕后，“每天早晨都是在噩梦中醒来的，嘴里大喊：‘别杀我！别杀我！’”他“双手抱头，蜷缩在墙角，满头大汗，脸色蜡黄”。

④当一位熟识的狱友出狱时，他再三叮嘱，出去后“千万别杀人，千万不要意气用事”，让对方觉得荒诞。

⑤实际上，他之所以杀人，是因为他入室行窃后腿脚不便，走不快，担心自己离开后，被盗者摆脱束缚并报警，所以才痛下杀手。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了他的凶残并非天性，而是出于卑怯。把这股狠劲从他身上抽走，相当于把筋骨从他身上抽走，他再无形状可言，更再无神气可言，而是变得那么卑琐、畸零、丑陋，他所寄身的角落自然也就毫无可观之处，那么阴冷，那么抑郁。

如果说刘宇让我们看到的是卑怯与凶残纠结的东北罪人，那么，在《故乡一夜》中，我们看到的则是浮夸、虚荣、无用、委顿。为了祭扫父母，“我”回到故乡丰城，原先一起做生意的兄弟韩羽为“我”接风，于是，“我”原先的“朋友”次第登场，在言来语往、一举一动中，他们的过往与当下、生活与心理也一一浮现出来。首先是李响，明明“我”已淡忘他了，只是在韩羽悄悄提醒下，才叫出了他的名字，可原先“叼着烟，抖着腿，头故意侧扬着，望向斜上方天边”的他，一听“我”叫出他的名字，就“扑上来，抱着我使劲晃，两只毛茸茸的大手在我的脸上又擦又抹，一通胡撸”。原来，“我”露面之前，他已与韩羽打了赌，如果“我”认不出他来，他饭也不吃，“扭头就走”。见蓝石：《故乡一夜》，《但总有人正年轻》，第83-84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22。几句话、几个动作，这个人物就形神毕肖，“站”在读者面前：这肯定是个曾经的“社会人”，只是如今风光不再，可架子一定要撑着。果然，一落座他就讲究上了，还不断问“我”记不记得他那些“典故”，让“我”恍惚不已，也让同桌的朋友烦恼不已，甚至移师歌舞厅后，请客的大军竟然不给他找陪唱小姐，原因“不是舍不得钱”，而是“每次给他找，他就知道跟人家讲他的光荣历史，嘟嘟囔囔，磨磨唧唧。不听还不行，用胳膊卡人家脖子”。③④⑤⑥  蓝石：《故乡一夜》，《但总有人正年轻》，第94、86、87、87、96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22。其情其景，可见一斑。小说结尾，当我们知道他贫寒的家中还躺着个久病在床的妻子和懂事上进的孩子后，对他这副倒驴不倒架的做派就更反感了；而当我们看到他家的祖传宝贝——一个宋代官窑琮式瓶，被他最信任的朋友“我”近乎白捡一样“骗”走后，他还心存感激，在离别时，把家中小卖部里为数不多的几盒好烟一股脑送给“我”，我们禁不住一声叹息：孱头！

大军不是孱头，而是混子，近乎人渣。李响是端着出场的，他的出场更不同凡响。就在“我”与李响推杯换盏时，“包房的门被人一脚踹开了”，

③“土匪”大军闪亮登场。他一登场就玩起了“魔术”：先一包一包往外掏烟敬烟——当然都是好烟，在韩羽刺激下，一下子从小皮包里掏出九盒好烟，“一盒盒把烟摆在桌子上，一字铺开，又聚拢，墩了墩，码成一摞。花花绿绿，像一手好牌”。

④这还不是全部，韩羽了解他的毛病，又逼着他从怀里掏出盒黄山天都。这是显摆，就像韩羽说的：“每次喝酒都这样，兜里不揣五盒烟不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