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之问与疫病之思

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23.05.021

城市叙事作为文学世界的重要命题，其伴随着城市转型和城市本身的发展变化而产生新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叙事由早期的“宏大叙事”向“传奇叙事”的反思现代性转向，让城市从叙事背景逐渐走向前台，成为叙事主角。以叶兆言的“梅城叙事”为契机，对这一历程进行爬梳，我们发现“梅城”成了对往昔的回放装置。“怪胎”“标本”“盆景”三位一体的“梅城”内核成为文学城市构镜中的叙事单位和可被解析的文化符号。作者将城市问题化，借“梅城瘟疫”对中国卫生现代性历程进行反思。传教士哈莫斯与“梅城”百姓之间的碰撞交流、共同抗疫过程成为中西医学、中西文化碰撞、磨合的缩影。在此意义上，“梅城抗疫”为近年新冠疫情影响下的世界提供镜鉴，还为探究文学疾病叙事动力机制提供可能。作为叶兆言城市叙事的起点，“梅城”的意义建构为其实现“巴尔扎克式的野心”打开了新的诗学空间。他对“城市的本质”进行哲学追问的同时，也为当代文学城市叙事提供了新视角。

一、城市叙事转型与“梅城”的诞生

叶兆言说：“我在小说中虚构一个城市的开始。这以前我的小说中有秦淮河这样的点，但这只是利用，只是到《花煞》时才突然决定虚构一个城市，它有了一种诞生的感觉……这以后的小说将多以这个城市——梅城为背景。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传统的继承，是一种巴尔扎克式的野心……建立王国的野心。”叶兆言、余斌：《午后的岁月》，第22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梅城”被赋予了作者特殊的情感心理结构，叶兆言对自己的心理期待直接给予揭橥，其原型在新安江、兰江和富春江的交汇处。“梅城”成为源头活水，激发了作者“巴尔扎克式的野心”——极尽展现中国的社会风俗及整个社会的面貌。

若将新时期之后的城市叙事进行整体考察，不难发现，其中呈现出一种从“现代化叙事”到“世俗化叙事”再到“城市传奇构建”的演变趋势，出现了诸如朱文颖的《水姻缘》、铁凝的《哦，香雪》、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贾平凹的《废都》、陆文夫的《围墙》、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王安忆的《长恨歌》、叶兆言的《花煞》等一系列以城市为书写对象的写实小说作品，从不同侧面书写了城市的“层累形象”。

其实，许多小说家都有自己的“一座城”，诸如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卡夫卡的“城堡”、鲁迅的“S城”、沈从文的“凤凰城”、贾平凹的“废都”等。在《花煞》这部反映汉语小说文体变化的小说中，“梅城”作为叶兆言城市叙事的诞生之地，给予人们广阔的想象空间。在《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中，叶兆言将笔触转向南京，书写了另一个“梅城”。在《状元镜》《追月楼》《半边营》《十字铺》等“秦淮系列”作品中，作者将南京视为一种背景而存在，真实的南京被“虚化”，背离了历史主义的“城市叙事”，而“南京”是否成为宏大“历史叙事”并不是关注重点，叶兆言只想建构一个属于城市的“浪漫传奇”。在此意义上，“梅城传奇”成为对早期宏大叙事的一种反拨、一种对历史心性的回应。

在以往的小说中，叶兆言通过塑造医生视角中的“非正常”人物，进而将社会医疗史、卫生现代性和百年文学之关系紧密联系起来。诸如《后羿》中具有神话色彩的智力发育不全的“羿”，《去影》中有性瘾症、偷窥狂的迟钦亭，《挽歌》中患癌症、肺结核的林黛、仲癸，《花影》中的植物人妤小姐、乃祥，《状元镜》中患性病的张二胡、沈三姐，《追月楼》中的搭背丁老先生，《半边营》中瘫痪的华太太，《夜来香》中患肺结核的蕙，《走进夜晚》中有性瘾症的马文，《走近赛珍珠》中癌症患者刘岳厚，《枣树的故事》中患尿血症的勇勇，《苏珊的微笑》中失眠的苏珊和瘫痪的张蔚芳，《玫瑰的岁月》中肺纤维化的臧丽花，《我们去找一盏灯》中“我”经常失眠还有抑郁症，《桃花源记》中的小芸小时候得过大脑炎导致一条腿有些跛。苏珊·桑塔格指出：“疾病并非隐喻……然而，要居住在由阴森恐怖的隐喻构成道道风景的疾病王国而不蒙受隐喻之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第5页，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在此意义上，苏珊关于隐喻的指涉为我们探究“梅城”的诗性空间提供文化层面上的深度思考。

从“梅城”开始，叶兆言将城市叙事的目光转向了城市本身，希望构建一个个“城市传奇”，让城市从叙事背景逐渐走向前台，成为叙事的主角，进而对“城市的本质”进行解答。城市是人类满足自身发展需要后天形成的人文环境，符合人性发展是城市的本质基础，满足人类需要是城市本质的核心，环境则是城市本质的基本载体。城市的产生、发展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叶兆言突破以往对城市进行宏大叙事的桎梏，强化城市在现实关系中的对话张力，让“梅城”成为历史价值的当代链接。“梅城瘟疫”将卫生现代性“问题化”，构成“梅城”意义建构的重要内容。

叶兆言指出：“梅城是一座有特殊意义的城市……别墅区仿佛是这座小城之外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它仿佛是人身上长在危险部位的一个肿瘤，惹不起碰不得。”③  叶兆言：《花煞》，第308、28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类似医学语言增添了作家对“梅城”的反思力度，“梅城”的现代性历程充满了“内忧外患”的悲剧色彩。小说人物哈莫斯成为叶兆言的代言人，“由于靠想象写文章给哈莫斯带来了极大的乐趣……总是情不自禁地在《梅城的传奇》中，胡乱塞进一些他的私货”，

③这些“私货”正是叶兆言想深入探究的。他将作家创作的主体性与历史发展的客观性进行了融合，坚持所谓“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须怎样的手腕”。鲁迅：《故事新编》，《鲁迅全集》第2卷，第35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在疾病叙事思想层面，一般情况是小说用疾病和死亡作为工具去揭示人物的心理发展，进而构建故事情节。与其他作品所描写“身体”之病不同的是，在“梅城”故事之中，叶兆言将目光投射到了历史的纵深之处，叙述视角从个体抗“病”转移到了宏大历史场面中的集体抗“疫”上来。

二、“怪胎”“标本”“盆景”：“梅城”的意义阐释之维

叶兆言说：“我虚构了一个叫梅城的城市，这个城市是中西文化大碰撞产生的结晶。它是一个泡在酒精瓶里的怪胎，是一个被钉子戳在墙上正逐渐风干的标本，当然也可以说是一个作家辛苦培育出来的盆景。”②④⑤  叶兆言：《花煞》，第357、309、311-312、3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作者对历史发展的片段性与延续性做出象征性描绘，这里的“怪胎”“标本”“盆景”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的三个维度：“怪胎”象征其杂糅性、丰富性、糟粕性；“标本”象征其价值与历史底蕴；而“盆景”则象征其可塑性、现代性和反思性。在此种意义上，“梅城”不仅仅是江南的一个城市，而是一种符号化的存在，是中国社会状态的缩影。为此，在医疗史研究中展开“现代性”问题的探讨，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还可能推动中国这一问题研究取得突破。当然，这也拓展了“梅城”的意义阐释边界。

在小说《花煞》中，作者对“梅城”鼠疫进行了深描，其故事时间被定位在20世纪上半叶。起初，人们并不认为街上出现的死老鼠和人们发烧有着某种必然联系，“人们相信发高烧只是因为触怒了神灵，因此，每当鼠疫流行刚有预兆的时候，家家便在神龛上供上香，而且在每天天亮前，噼里啪啦地在房间大放爆竹。从发现街上的第一只死老鼠开始，直到城市里埋葬了死去的最后一位病人，这种仪式始终被大家顽固不化地执行着”。

②这种由来已久的仪式反映了民众对疾病、对身体乃至对宇宙的认知。从生物学视角看，这种企图通过“传统仪式”达到治疗结果，无疑是无科学依据的迷信行为，也无法准确地衡量其具体的确实治疗作用。人们至多从“心理疗法”泛泛地解释它的存在。第二年，“顽固不化”的态度出现转变。鼠疫流行时间的快速性、范围的广泛性，引起人们对鼠疫的重新认识，也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社会对鼠疫的认知、预防及应对策略的改变。

关于如何抗击鼠疫，在光绪年间就有相关的医著中出现过抗疫之法，并涉及近现代卫生概念。清代嘉定人余伯陶在《鼠疫抉微》中指出：“避之之法，当无事时，庭堂屋洒扫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洁净，房间窗户，通风透气，风黑湿处，切勿居住，闻近邻有鼠死，即要时时照察……不可众人拥杂一处，反易致病。”余伯陶：《鼠疫抉微》，第951页。《鼠疫抉微》为鼠疫专著，不分卷，刊于1910年。此段话结合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对地气及郁蒸过程的顾忌以及西方对起居环境卫生的特别重视。小说中有类似的细节：“可以采取在家中隔离治疗的办法，但是重要的前提是一旦发现病人，就必须立刻报告……人们不再拒绝医疗队来把病人拖走……活着的人便变得越来越理智……无数的臭虫被消灭了，街道上墙角里积水的坑被填平，所有的粪坑都加了盖子……”

④与西方工业化带来的城市水污染及环境污染有所不同，这一时期的中国还处于“工业启蒙”时期，“卫生”概念更多指向了“日常生活”。

围绕鼠疫的对策、防疫措施及治疗方法，从哈莫斯在抗疫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以看出，抗疫在中西文化认知层面上的差异。强制隔离的防疫措施难以让民众接受，早期中国的避疫思想和经验，传递了这样的信号，即本能的躲避与医学上对瘟疫传染的阐明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并且也有违“患难与共”的传统道德。当然，作家以一个外国人哈莫斯的经验表明，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与交流在“抗疫”这个层面上，达成了“和解”——居家隔离，发现后立刻汇报，并将其经验进行推广：“很快，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搭起了男女浴室……任何人只要一发现有发烧的症状，便主动地送往隔离处，人死了立刻挖坑深埋……”

⑤

叶兆言对“梅城”鼠疫进行深描，揭示了鼠疫开始时间、发病时候的症状、人们面对鼠疫的各种心态、抗击鼠疫的一些具体措施、抗疫经验推广、抗疫结果等。“梅城”抗疫很大程度融合了世界各大瘟疫的文化历史语境，作者对其进行了在地化、整合化处理。从更宽泛意义上看，作者不仅以小说家身份书写鼠疫，同时以人类学家田野考察视角对此次鼠疫进行纪实，更以一位医者如何抗疫的视角看待此次抗疫行动。鼠疫的医学解释是：“鼠疫是由鼠疫杆菌所引起的急性传染病。腺鼠疫是由老鼠等啮齿类动物身上附着的跳蚤等通过吸食人的血液，将鼠疫杆菌传入人的体内而引发的疾病。而肺鼠疫通过飞沫也能传染。”〔日本〕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朴彦、余新忠、姜滨译，第2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作者在小说中对鼠疫的具体描写符合医学意义上对鼠疫的概念界定。

显然，“梅城”抗疫经验与中国近代卫生制度的形成有着紧密联系。近代中国的卫生制度化是在对19世纪末广东和香港的腺鼠疫流行和20世纪初东北、山西的肺鼠疫流行的应对过程中，摸索着逐步展开的。在近代瘟疫中，政府在鼠疫的防治上采取了一系列令人称道的举措，最终较好地控制了疫情的蔓延，进而促进了现代国家公共卫生和防疫机制的初步建立。当时，民众对西方人引以为傲的西医并不接受，对其疗效也不相信，而西医也似乎找不出中医医疗系统对抗鼠疫的优点。在应对“梅城”鼠疫的策略上，体现了中西文化之间的持久对立与冲突。尽管如此，各方还是对此做出积极反应，在这次抗疫行动中达成一些抗疫共识，诸如接受哈莫斯的抗疫经验，医疗队允许进行一次送瘟神运动等等。在叶兆言的小说中，历史事件不仅仅作为一个叙事框架而存在，而且更作为反思的对象被抽取出来并给予人性思考。

小说《花煞》中，“梅城”的故事时间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长达半个多世纪，“梅城”成为晚清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投射，“梅城”的抗疫过程也成为中国卫生现代性进程的缩影，同时，这也构成了小说的隐性叙事线索。而故事的显性线索则以“梅城”教案引出洋人与华人、教民与百姓之间的矛盾，以官府缉捕斩首带头分子情节结束，并于结尾处铺陈了一个“留种”的情节，由此引出胡大少的两个遗腹子胡天、胡地的故事。在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一个虔诚的浦鲁修教士，他以虔诚的信仰感动了胡天手下对洋人洋教恨之入骨的“匪徒”。小说中传教士哈莫斯的《梅城传奇》记录了关于中国某个城市的纪实故事，他还在中国遇到自己的爱情，逐渐被中华文明所征服，最后定居“梅城”，和胡天胡地打交道，和鼠疫奋战，最终成为一个“中国人”。这两条叙事线索相互交织，其中旧家族、小官吏、市民、土匪以及外国传教士都成为中国现代性进程五线谱中的特色音符，叶兆言通过这些时代浪潮中一线人物的命运及切身感受，揭示了历史发展进程中小人物的生存环境和精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