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性”与李洱《应物兄》的叙事建构

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23.05.020

李洱《应物兄》具有清晰的“当代性”指向，也是“一部属于中国文学荣誉的高端小说”。孟繁华：《应物象形与伟大的文学传统——评李洱的长篇小说〈应物兄〉》，《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3期。已有研究者从文本与时代的同构性对该作品展开讨论，但在其对“异质性、综合性、开放性”周展安：《“当代性”的绽出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反历史化”契机》，《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1期。的中国经验对象化中实际蕴含更独特的叙事建构方式的研究不多。因此，本文试图以“当代性”为视域来还原《应物兄》与现实语境互动生产的历史现场，由此进一步探究小说如何与时代同频共振，又是如何将“当代性”有机内化为叙事元素。作为有效突破现代性观念限度的重要概念，“当代性”和“同时代性”近年被学界热议。面对复杂的现实世界，从文学和文化角度建构真理内涵的“当代性”价值成为刻不容缓的命题。丁帆：《“当代性”与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视域下的文学批评与阐释》，《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1期。借用阿甘本的名言，“成为同时代人，首先以及最重要的，是勇气问题，因为它意味着不但有能力保持对时代黑暗的凝视，还要有能力在此黑暗中感知那种尽管朝向我们却又无限地与我们拉开距离的光”。〔意大利〕吉奥乔·阿甘本：《何为同时代？》，王立秋译，《上海文化》2010年第4期。就《应物兄》重构经验与伦理、事实王国与价值王国的路径看，“当代性”不仅是小说中“观念终结”的背景，更成为在晦暗中感知存在之光的审美动力，从时代之“象”的分析式表达、时代心灵的复调化变奏，到时代精神的总体性升华，它在推进故事的过程中承担了诸多叙事功能。

一、经验与思想交融：时代的“象”及其认知装置

与时代贴身肉搏的“当代性”是解读李洱小说的关键词。《午后的诗学》《喑哑的声音》《饶舌的哑巴》《石榴树上结樱桃》等作品无不将鲜明的社会问题意识融入审美与思想的动态激荡，追求虚构对现实的能动介入。《应物兄》延续其一贯的先锋性，但在叙述形态上除了紧密关联现实，还以一种分析式表达来打开崭新的文学面向，即一方面以内在于时代的实感经验折射社会镜像，另一方面以思考的强度和力度揭示其深度话语运作，把握观念、意识和价值在当代场域的多元共存。小说在更广泛的世界文学场域内承续了哈韦尔、加缪、索尔·贝娄、库切、帕斯等作家引领的知性叙事传统。

就“当代性”作为一种设定和并置多事件的艺术结构策略看，《应物兄》以权力本位意识批判和消费资本主义批判为双重主题，有机融摄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元素。小说选取学院大厦为观察坐标，在太和儒学院由筹备建制到项目破产的过程中，铺陈开一幅政商学界的浮世绘，深描后现代社会道德和人心的裂变。借助对老黑格尔名言的生动演绎，“越是‘最坏的最无理的事物’，越是会有一个最冠冕堂皇的‘好理由’”，④  李洱：《应物兄》，第887、2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本文所引该书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页码。小说展示了荒诞吊诡的权力景观。正是打着学术创造社会经济效益的幌子这一“最冠冕堂皇的‘好理由’”，副省长栾庭玉、校长葛道宏与铁梳子、季宗慈、黄兴等企业家勾结成伙，对儒学院实施任意地操控和宰制，造成从知识生产到资本机器的彻底异化。小说揭示了象牙塔里建功立业的理想被顽固的权力欲望偷换，以复兴传统文化、建设一流大学的名义掩盖了薄弱的道德意志、病态的伦理背弃乃至丑陋的依附人格。与此同时，资本逻辑的霸权式渗透，进一步使文化沾染了利益习性，在知识商品化和学术资本化的循环扭曲中，传统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观念、文化形象发生畸变。小说中的“济州大学”再形象不过地象征着对金钱的敏感、对新功能的渴望、对古典美德的迅速抛弃等现代性危机。〔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第137页，李俊、蔡海榕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一定范围内的功利主义语境下，知识只对有效性负责，知识的目的转为金钱变现，知识分子也群体性、结构性地贬值为社会庸俗化的助推器。在这个意义上，《应物兄》直指我们时代的精神境遇，它以靠拢《普宁》《小世界》《月落荒寺》等后现代学院小说的旨趣，糅合《官场现形记》等晚清谴责小说的社会史手法，将笔触突入知识与资本无缝对接的当代文化运作模式内部，揭开因知识意义丧失在社会、文化和人性层面造成的纷繁困扰。

但不同于传统小说在权力、金钱等主题上对国民性、人性和道德进行揭示，《应物兄》的叙事形态主要呈现为对各种“不可见”的现实经验的分析式表达。故李洱并非单纯地讲故事，而是自觉构造一种对不稳定或被遮蔽的当代性的认知装置，就像“做病理切片，病理分析一样”，李洱：《问答录》，第21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把此时此刻、此情此景的经验放在显微镜下，切分成不同的侧面去检验，从而吸附更多维复杂的问题域，以见当代史的曲折幽微。譬如小说第6节，叙述者指出当代国人已将儒家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古老哲学忘到脑后，甚至走向“淫乐”的反面，这使我们困于欲望的辩证法，陷入为他者奴役的假性自由状况：

那与其说是纵欲，不如说是禁欲。这种纵欲主义其实是另一种禁欲主义。与古代的禁欲主义相比，现代的禁欲主义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处于禁欲状态的人，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是在禁欲，而且是被迫禁欲。相反，他好像一直有欲望，并且好像一直在获得满足。但是实际上，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阉割了……你本人并没有一种属己的、内在的、强烈的欲望和冲动。你不仅没有欲望满足后的解放和轻松，反而还常常陷入这样的境地：你不得不认可由他人和市场强加给你的欲望和消费方式。即使你在消费中明显感到不适，你也要努力让他人，也使你自己相信，你正获得一种高级的享受。

④

在这样的表述中，主体对现实的横断面分析打开经验的褶皱，剥落看不见的真相，从而在作者、作品、读者、语境共存的当下文化时空聚合为一种认知装置，推动了思想的冒险。此外，小说还穿插对话、书信、演讲、笔记、日记、手稿、摘抄等形式对我们正在亲历的历史予以同步的诠释。譬如第91节，应物兄的演讲成为判断和省察“娱乐至死”现象的思想剧场，通过孔教之“乐”与娱乐之“乐”在概念上的古今差异来透析人性嬗变。从有道德感的快乐、对友情的享受、亚里士多德的“道德习惯”，到花钱买乐、把道德感暂时放入引号里的纯粹享乐，语言的流变映照出人性由心性到物性的变迁。⑤  李洱：《应物兄》，第923-925、194页。诚如论者所言，“身处其中，而不是置身局外，对复杂的当代精神和生活经验进行审视和分析，才是我们时代作家的诫命”。李音：《“应物兄”和“局外人”》，《文艺论坛》2019年第3期。无论是被阉割的欲望，还是去道德的享乐，只有尝试用一种“使分析的客体复生的综合眼光”加以观察和解码，我们才可能跳出近在咫尺的、局部的实在，在整体中重新甄别它的缺陷和“超意义”。〔法〕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第25页，林骧华、徐和瑾、陈伟丰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在道德维度对人性展开的正面角力也将李洱的人文追求提升至叙事表层，构成凝视当代的关键视域。如果小说的价值和力量注定在于“冒犯”，张大春：《小说稗类》，第3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那么对一个常常从身边最熟悉的学院、同事和朋友里开采创作资源的作家来说，距离过近势必难以准确对焦，于是叙述人“替身精灵”的打造就显得尤为必要，从而将评判权移交给读者。最典型的就是小说面对费鸣时每每喧哗而起的腹语：对名利的贪图使你早已陷入“为了有趣而有趣，为了抒情而抒情”的怪圈；为两任校长起草演讲稿的经历使你的文字成为“语言与存在的分离”，真实地戴上了假面，虚假的却披上糖衣；你演讲稿的“否定性”激情与其让人体验真理的狂喜，不如说是灵魂睡着的瞬间空虚……

⑤作为学院精英和新兴势力的代表，精通权变术的费鸣不断压低底线，用知识和道德交换财富和名利。对此，叙述人设置了灵魂法庭的激烈审判，但与其说应物兄是用目光打量费鸣，不如说是通过审视他者来审视内心，是罪与悔的自我拷问。作品以文学的方式赋形了当代矛盾错谬的价值场域中一种自我/他者、高尚/卑鄙、真实/虚假不断悖反转换的吊诡情境。

通过经验和思想交融互生的共时性书写范式，《应物兄》俨然一个“词与物”的磁场，嵌入现实岩层的同时松动了原有的现实岩层。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曾提出“文化滞后”说来形容高度整合社会在加速时代产生的物质发展与人文精神的落差，及其造成的价值位移和精神困境。〔美〕威廉·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第265页，王晓毅、陈育国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李洱也有相似说法，大意是当代中国的发展经验呈现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历史矢量的混合交织，造成大量无法用既定观念模式来定义和阐释的剩余物的溢出。李洱：《问答录》，第45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两相比较，同样强调当代语境的悖论性，前者明显受制于单向度和线性进化的现代性意识，而小说家李洱的思维则更倾向某种以现在为时间媒介的合题性，并渴望用文学来实现对立体化、复杂化现实的审美组合。如果说“当代性”的空间哲学致力于“使同时代性破裂为数种时间”，进而“把本质上的非同质性引进时间来对它进行思考”，〔意大利〕吉奥乔·阿甘本：《何为同时代？》，王立秋译，《上海文化》2010年第4期。那么《应物兄》无疑示范了一种并置多元价值矢量的空间化书写，它试图在反思中将多重时间、多元世界和多种可能性纳入视野，对广阔无边的时代之象展开最大的认知和思考活动。

二、为“不合时宜”的同时代人造像

“当代性”不仅内在于《应物兄》的故事情节，框定其叙事结构形态，还直接参与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说毕竟不同于思想史，而必须借助人物情感和灵魂的刻画来思考真实世界的问题。李洱也曾多次谈到“这次我要写人物”，但《应物兄》的主人公显然不是“新人”典型，而是一个个在轻与重的临界处悬浮彷徨的局内知识分子，更准确地说，正是尼采和阿甘本所讨论的“不合时宜”的同时代人。

在文化谱系上，“局内人”与加缪的“局外人”存在高度的互文性。默尔索坚守不演戏作假的最后内心领地来反抗被体制和技术反客为主而不断丧失自由的现代性进程，应物兄们则恰好相反。从认识、情感到实践，局内人都持消解主客二分的态度，认同主客观世界的共存在场而非对立。在小说中，作为一种面向世间生活本身的实践理性和实用伦理，“虚己应物，恕而后行”试图以与时迁移、应物通变的“我存在”为核心，以看、听、回忆、判断、希望、选择等实在的感性经验为基础，从生命的此在性出发将西方现象学“自知”与王阳明“良知”两大传统融会贯通，在先验道德的伪自明上重新打开未知和思辨的缺口。但却不得不指出，“当代性”对现代性的超越，并不意味着它可以摆脱海德格尔勾画的“操劳性”——此在向世的存在本质，更何况严重的人情世故学传统下缺乏个体独立人格的应世周旋又加重了主客体的内在悖论。“当代性同时蕴含着传统和非传统的二重性，这就决定了它在反思传统同时而又必须成为传统”，③  张丛皞：《重审当代文学的当代性立场》，《文学评论》2022年第1期。无怪乎我们悲哀地看到局内知识分子们沉湎于夷平化的日常操劳空间，更在传统色彩的痛苦中一次次搁浅。“没有抽象的平滑流淌的时间，每一真实的时间之此总是苦味”，张一兵：《实际生命：此在是一个在世界中的存在——海德格尔〈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解读》，《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物性的粘连使时间的出场极为惨淡，而这样苦涩的当代意蕴带给我们巨大的震撼，也为应物兄赢得文学史画廊独一无二的位置。

出于“‘现代性’的在场主义立场”，‘当代性’将现代化作为社会和人的价值根源，将追求现代化的心理模式和思想文化作为文学价值的本体，

③这也直接体现于小说的人物形象载体。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曾深刻阐述文化与社会、文化现代性与经济行政系统之间的“激烈机制断裂”及由此生成的危机现象。哈贝马斯进一步将此归咎为文化现代性的悖谬后果，“它导致无节制的自我实现原则，对本真的自我经验的要求以及神经过敏的主观主义占据统治地位，从而解放了享乐主义的动机，而这些动机与职业生活的规训，从根本上不相容于目的合理性的生活方式的道德基础”。〔法〕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黄金城译，《文化与诗学》2019第1期。简单说，就是效率至上的功利主义逻辑加速了社会的废墟化，由于经济效益在政治体制中转为道德之善，享乐消费的生活方式也同步取得合理性，造成现代化目的与价值的对峙冲突。《应物兄》同样在这一维度揭示了非现代化的存在对本真生活的阻挠和对本真人性的蒙蔽。

经由审美的陌生化处理，社会现代化和文化现代性中涌现的、为思想家和社会学家反复讨论的宏大问题，被转化为作家对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细致入微的描摹与审视，尤其是社会转型在其身份、制度、心灵等层面所产生的剧烈震荡——“市场已经被提升到自由的支柱的地位。知识分子的集体权力的现代基础已经受到侵蚀：在整个现代历史中他们引以为豪的技能——伦理和文化立法者，正当的文化标准的设计者和保卫者的技能——几乎不需要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意义的其他支柱——他们作为公共事业的代言人的角色、‘道德社会’的理论家和供选择的社会安排的设计者——统统都被摧毁了”。〔英〕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的道德》，第275-276页，郁建兴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小说全方位呈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碎片之中的生活，立法者身份的沦丧，意义支柱的摧毁，恓惶无奈的情绪。当他们躬身入局，参与其中时，每每落得情感、人性、诗性的被伤害与被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