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作品的英译及译介策略

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23.05.026

作为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王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同时，王蒙也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其作品被译为20余种文字在世界范围传播，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现有研究对王蒙作品的英译情况与译本的接受情况介绍较少，缺乏从翻译视角对译本质量的评价和对译者译介策略的探讨。本文将梳理王蒙作品的英译与接受情况，考察其作品译介面临的困境及译本采取的策略，并通过分析重要译者朱虹的译介实践，探索中国当代文学在突破外译困境方面的出路。

一、王蒙作品的英译与译本的接受

王蒙作品的英译活动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纽约Praeger出版社和伦敦Thames and Hudson出版社同时出版了社会主义国家作品集《苦果——铁幕后知识分子的起义》（Bitter Harvest：The Intellectual Revolt behind the Iron Curtain，1959），其中收入的唯一一篇中国作家的作品就是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见温奉桥、张波涛：《一部小说与一个时代：〈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第180页，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6。第二阶段为1980—1999年，《中国文学》于1980年第7期发表了《悠悠寸草心》等3篇王蒙小说，“熊猫丛书”于1983年推出王蒙小说集《蝴蝶及其他》（The Butterfly and Other Stories）。这些译本作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先锋，为英语世界读者打开了了解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一扇窗，也激发了英语世界主动译介王蒙的热情。随着王蒙的创作进入“井喷期”，对其作品的英译日益活跃，国内译出和海外译入齐头并进。第二阶段出版、发表的英译作品共22部（篇），先后有20多位译者参与译介，有以戴乃迭（Gladys Young）、梅丹理（Denis Mair）、文棣（Wendy Larson）为代表的西方汉学家译者，也有以朱虹为代表的中国译者。出版机构包括中国的出版社、英美商业性和学术性出版社。不同性质的出版机构与不同身份的译者组合，形成了多样的译介生产模式，共同构造了王蒙作品英译的多元图景。21世纪以降，为王蒙作品英译的第三阶段，共计出版译作11部，其中多数为中国译出，部分为上一阶段译本的再版，与王蒙充沛的创作力相比，王蒙作品的英译空间有待进一步开拓。

通过分析王蒙作品的英译历程，可以归纳出以下特点：

其一，译介体裁以中短篇小说为主，译本多采用小说集形式。选材囊括了王蒙最具代表性的中短篇作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蝴蝶》《夜的眼》等重要作品甚至拥有多个译本，王蒙十分倾心的微小说在梅丹理的《相见集》（The Strain of Meeting：Selected Works of Wang Meng I，1989）中也得到了大量呈现。小说集的出版形式能够灵活捕捉并充分展现作家的创作风格与动向，较大限度满足读者对丰富性和多样性的渴求，使其在较短时间内，对王蒙形成虽不够深入但相对全面的了解。相较于译介成果丰硕的中短篇小说，其他体裁则鲜有译者涉足，收录在《雪球集》（Snowball：Selected Works of Wang Meng II，1989）中由Cathy Silber和Deirdre Huang合译的《活动变人形》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王蒙作品的英译长篇。众多长篇和其他体裁作品的译介空白亟待填补。

其二，译本注重呈现作家的文体创新。王蒙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东方意识流”手法，创作了一系列被称为“集束手榴弹”的意识流小说。这一时期涌现的中国当代文学英译选集多囊括了王蒙的意识流作品，以展现中国文坛焕然一新的气象。例如，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主编的选集《花与刺》（Roses and Thorns，1984）便将《夜的眼》作为开篇之作，译者Donald A. Gibbs在译序中也特别谈到了小说对情节的摒弃、电影式的描写和内心独白等创新性叙事策略的运用；Perry Link，Roses and Thorns：The Second Blooming of the Hundred Flowers in Chinese Fiction，1979-80，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44.本文所引内容英译汉皆为笔者译，不另注。“熊猫丛书”推出的《蝴蝶及其他》收入了王蒙的意识流代表作《蝴蝶》，并以之作为题目；《1949—1989最佳中文小说》（Best Chinese Stories：1949—1989，1989）则收入了《风筝飘带》。此外，王蒙的部分创作谈也得到了译介，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创作主旨和文体创新。如王蒙写于1979年《关于“意识流”的通信》，经Michael S.Duke翻译，于1984年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上；《蝴蝶及其他》则收录了王蒙1980年的创作谈《我在寻找什么》，并将其作为选集的开篇。

其三，译材选择与时代需求关系密切。改革开放以来，飞速发展的中国渴望被世界了解，他国读者也对中国的社会变迁和人民生活充满好奇，因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尤为活跃。王蒙创作的深刻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剧变中的创伤、疑惧、反思、期待等复杂心理的作品，自然成了译介的热点。《蝴蝶及其他》的译序称，王蒙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具有中国当代文学从未呈现过的复杂性和深度，Wang Meng，The Butterfly and Other Stories，Beijing：Chinese Literature，1983，p.7.该译本选取的作品无一例外地展现了知识分子在理想信念受挫后的彷徨与反思，以及对中国社会的犀利洞察。《相见集》前言也指出，王蒙的作品“忠实、动人地反映了一代人猛烈的觉醒、跌跌撞撞的前行和理想的重唤”。Wang Meng，The Strain of Meeting：Selected Works of Wang Meng I，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89，p.xii.王蒙远赴新疆的独特经历也受到了译者的关注，他对新疆充满温情的书写，揭开了中国广袤西部的神秘面纱，为全面了解中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视角。21世纪以来，中国在对外译介活动中更加注重文化“走出去”，对王蒙的外译越来越聚焦作家探讨中国文化思想的作品，如《中国人的思路》（The Chinese Way of Thinking，2018）和《中国天机》（New China：An Insider’s Story，2019）。近年来，英语世界对王蒙作品的译入有朱虹、刘海明合译的《王蒙自传》（Wang Meng：A Life），2018年由Merwin Asia出版社出版。这部译作将作家于2006年至2008年分3卷出版的超千页自传压缩至350页，作家一生跌宕起伏的经历作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成了译介重点。

通过考察海外学者对王蒙的研究情况和海外读者对译本的评价，可以看出王蒙作品译本在英语世界赢得了一定的关注，但受众囿于学者群体，大众读者的接受情况不够理想，与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地位及其在国内享有的声誉形成较大反差。英语世界对王蒙的研究是译本接受成效的重要体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与译介的热潮相伴相生，英美学者利用译本，对王蒙的创作手法和其作品的社会、文化意义，进行了视角新颖、方法多样的探索，反映出这一时期译本在学者群体中较好的接受成效。21世纪以来，译本在主流读书网站上的得分与评论情况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大众读者的态度。以美国最受欢迎的在线读书社区Goodreads为例，王蒙的条目下共列出40部作品，包括王蒙作品英译本、原作和其他语种译本，共计获得407次打分。其中，英译本的平均得分均在3分以上（满分为5分），有读者甚至给出满分，并有读者将其标记为“想读”。

作为杰出的人民艺术家，王蒙的创作彰显了文学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但就其作品英译情况而言，不仅远没有充分呈现其全貌，而且存在着一定的译介困境和挑战。该如何采取有效翻译策略改变现状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二、王蒙作品的译介困境与译介策略

王蒙作品的译介受制于作家自身的创作特质。王蒙的创作扎根本土，书写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在时代动荡中的遭际，不为迎合大众的阅读趣味而刻意营造跌宕的情节，并且随着创作的深入，愈加注重对作品知识性、自由性、丰富性的追求。扎根本土的题材选择和不重故事营造的创作倾向对读者和译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既要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相当的知识储备，又要有较强的文学鉴赏能力。这些对王蒙的作品译介形成了挑战。王蒙鲜明的语言特色更为其作品的译介增添了难度。他的语言汪洋恣肆、天马行空，特别是在90年代的“季节”系列长篇后，王蒙进入语言狂欢的创作状态，风格日益凸显。语言特色依附于源语思维与表达方式，无法在翻译中自然传递，读者能否在译文中得见作家文风，考验着译者文学再创作的功力，需要译者在持续、艰辛的探索中反复打磨译笔。然而，多数译者对王蒙的译介浅尝辄止，缺乏对王蒙的长期关注和对其语言特色的准确把握。译本中普遍存在的原作特质的减损，使读者低估了作品的文学价值，也难以就作家和作品形成深刻、统一的印象。

王蒙作品在进入英语世界时也面临着中国当代文学外译的普遍挑战。英美国家对翻译文学持明显的拒斥态度，翻译作品在图书出版总量中的占比较低且难以提升，这种拒斥与英语世界的文化心态有关。“当一种文化处在转型期，也就是当其正在扩张、需要更新或即将步入革命阶段时，会出现大量的翻译活动”，Susan Bassnett，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Oxford UK and Cambridge USA：Blackwell Publishers，1993，p.10. 而对于长期处于强势地位的英语文化来说，翻译的作用则不被强调，这使得中国文学的译入困难重重。最突出的挑战来自英语世界以读者为导向的出版文化。汉学家白睿文（Michael Berry）曾提到，在美国，即使是知名作家，有时也需听从编辑基于对读者接受预判的意见，对作品进行修改，甚至改变情节走向和故事结局。见吴赟：《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传播与接受——白睿文访谈录》，《南方文坛》2014年第6期。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常因陌生的社会语境和意识形态冲突使出版机构对读者能否接受心存疑虑，译作通常无法在不断适应读者口味的调整过程中完成。由于语言障碍和知识背景的缺乏，英语世界的读者大多需要依靠译者与出版机构对作品的择取。为引发阅读兴趣，译作常以跌宕的情节、新奇的故事为卖点，无形中破坏了原作的整体性与文学性，误导了读者对作品的理解。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英语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误读，使得受众群体难以扩大。

译本能否突破作品特质与接受环境所形成的内外部双重困境，与译者采取的译介策略密不可分，其中，译材的择取和翻译实践中的具体方法是两个重要方面。王蒙的英译者在选材上侧重作家的文体创新，翻译上有“厚译”和“删减”两种倾向，使译本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以美国汉学家文棣翻译的《布礼——一部中国现代主义小说》（Bolshevik Salute：A Modernist Chinese Novel，1989）为例，译者仅选取了中篇《布礼》，将其作为“首部英译中国现代主义小说”推介给读者。文棣采取了明显的“厚译”策略，为克服语言文化理解上的障碍，译者通过大量加入副文本，以文外加注的方式为读者提供充实的背景信息，辅助读者领略作品全貌。文棣还结合自身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为译本撰写了前言与后记，前言介绍了中国20世纪文学的发展历程，着重阐述了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以及《布礼》作为中国现代主义先驱之作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译文后附学术文章《中国知识分子与消极的自我界定》，进一步分析了《布礼》的现代主义技法、结构与主题，探讨了逻辑和情感作为支配人物对待世界的两种方式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语言在建构真实方面的可疑性。副文本的设置考虑到了不同类别读者的需求，前言和注释为大众读者提供了足够的背景知识，附文解读则是译者与同行学者或希望深入了解作品内涵的读者的对话。《布礼》译本忠实顺畅的风格和译介质量得到了肯定。王蒙亲自为译本作序，感谢文棣将这部“叙述内心体验历程的小说”译成英文，让读者“体验一下这独特的遭遇”。Wang Meng，Bolshevik Salute：A Modernist Chinese Novel，Seatt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9，p.ix.汉学家傅静宜（Jeannette L.Faurot）盛赞文棣的翻译是“准确地反映了原作的风格与内容，对西方读者不熟悉的名字和术语进行了有益的注解，附文解读引人深思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重要问题”。Jeannette L. Faurot，Reviewed Work（s）：Bolshevik Salute：A Modernist Chinese Novel by Wang Meng and Wendy Larson，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 （Dec.，1991），p.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