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读、误读、选读及其反思

无论作者如何标榜自我独立，文学作为深度植根于特定文明和社会文化的艺术形式，总能从各个层面将复杂的文化以更为具象的方式展示出来。这种展示与其所属的社会文化相互映衬、相互作用，最终合力成为一枚滤镜。文化与文化之间也是透过这样的滤镜互相观察与了解。如此看来，文学的译介与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决定这枚滤镜背后的样貌是更为真实，还是更为变形和虚幻。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观察很多时候也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正如学者姜智芹所说：“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形象影响着该国的发展和在国际上的地位，而文学的海外传播对于改变一个国家的形象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1）

此种关于文学传播的意义的共识，在近些年来成为许多研究的理论根基。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中国当代文学海外译介、传播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英语世界，少部分提及法语世界，对其他语种的译介、传播研究还很难见到，这是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的空白之处。本文将梳理中国文学在西语世界（包括西班牙和除了巴西的整个拉丁美洲地区）的译介与传播情况，并对其特点和问题进行分析探讨。由于中国文学体量巨大、谱系庞杂，且分类标准多元，在一篇文章中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因此，笔者将以年份和地域作为分类标准，仅探讨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地区的当代文学在西语世界的译介和传播情况。一方面，自21世纪以来，中国与西语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愈加频繁，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姿态愈加主动，呈现出一种“走出去”的意愿与状态；另一方面，中国国力稳步提升，国际影响力逐年增长，西语世界从自身利益出发，也迫切需要了解中国。这种独特的内外合力客观促进并加强了中国和西语世界的文化交流。

一

文学作品的译介与传播数量可以反映出译入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视程度和接受意愿。从纵向的角度看，在西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与传播在最近20年来堪称井喷式增长。从1949年到2000年，仅有19部中国内地当代文学作品被译介到西语世界，而从2001年到2023年5月，则有188部作品被译介和传播，数量为上一时段的近10倍。但是从横向比较可以发现，无论是与这20多年中国出版的图书数量相比，或者与外译到英语世界的作品数量相比，甚至与西语世界当中其他语种的译本数量相比，外译到西语世界的中国文学作品在绝对数量上还是较少的。^（2）

外译作品的文类反映出译入国对中国文学不同种类的兴趣。自21世纪以来，译入西语世界的文类相对齐全，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漫画、非虚构和学术评论。毋庸置疑，小说占据了绝对主流，共有120部，占比63.8%，这与西语世界人民的阅读习惯相符。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诗歌的译入数量也较大，共有21部诗集，占比11.2%。数量最少的为学术评论，严格来算仅有1部。

对文学作品的直译与转译情况反映出译入国对中文译者的培养与储备现状，也一定程度反映出西语世界对中国文学的重视程度。在188部译入作品当中，共有141部为直译，占比75%，其他作品均为转译自英语、法语版本。

被译介的中国作家数量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西语世界的中国文学传播情况。仅以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的被译情况作参考，截至目前的48位茅奖获奖作家中，仅有17位被译介到西语世界。^（3）当然，茅盾文学奖不是评判优秀作家的唯一标准，但是获奖作家可以被视作能够展示中国文学某一方面成就的一个代表。除此之外，在这些被译作家当中，大多数作家是成名已久的成熟作家，年轻的新锐作家较少，到目前为止，仅有陈春成一人。

从国家个体来看，出版国家反映了译入国对中国文学的偏好。在整个西语世界中，出版国家的分布和出版数量则反映出该国对中国文学的接受程度。在188部作品当中，共有142部由西班牙的出版社出版，占比75.5%，其他的出版国家有墨西哥（8部）、智利（7部）、阿根廷（7部）、哥伦比亚（1部）、哥斯达黎加（1部）。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作品由不同国家的出版社先后出版，如《一百首中国当代诗歌》（Un país mental –Cien poemas chinos contemporáneos）由阿根廷、智利和西班牙的出版社先后出版。除此之外，有一部分是由中国的出版社出版，属于中国的文化“走出去”项目。此类作品共有26部，占比13.8%。

出版类型可以反映出译入国对中国文学的偏好，以及译入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在西语译入文学作品中，大部分为单行本，内容与原版本保持一致。但也有一小部分是选编版本，反映译入国的选择与审美偏好。

二

基于以上西语世界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我们可以归纳出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两股热潮，由点到面。如本文开头所述，文学的译介和传播作为横亘在两种社会文化间的滤镜，当一种文化突然对另一种文化产生兴趣时，那么对滤镜的需求也会增高。

20多年来，中国外译文学作品数量增长有两次热潮，^（4）一次是2008年前后，一次是2012至2018年期间。显然，这两次热潮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及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5年刘慈欣获得雨果奖相关。这三个事件在西语世界产生了较大反响，也引发了西语世界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学的兴趣。

我们也能观察到一些有趣的现象。在2008年的热潮当中，译入作品与奥运和体育并无太大关系，西语世界此时更加倾向于寻找可以佐证他们当时对中国的认知的作品。在第二次热潮当中，除了数量增长外，我们也能看到一种滞后性的出版，以及痛定思痛的预测式出版。如在已出版的莫言17部作品当中，仅有4部在其获奖之前或者获奖当年出版。换句话说，在西语世界，目前拥有莫言作品版权的出版社在2012年几乎都没能赶上由诺贝尔文学奖所带来的销售热潮。而在已经外译的8部刘慈欣作品当中，有5部出版于2015年雨果奖之前。但引起热潮的事件并不一定意味着传播出去的作品与该事件相关。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类事件更多是作为对外传播的契机而存在，通过这个契机传播出去的作品多种多样，总体上表达了译入国对中国的兴趣，而非仅仅对中国文学的兴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热潮所带来的契机在商业上的意义要大于文学的意义。比如在第二次热潮当中，除了莫言的作品和科幻作品被译介，也出现了漫画等其他类型的作品。这些作品正是在这次热潮所带来的巨大商机之下在短时间内译介出版的。

由这两股热潮所形成的译介趋势也展现出西语世界在面对中国文学作品时日渐成熟的态度，即从最开始的较为执拗的固化认知，到逐步认识到中国文学的更多外延与可能性。虽然中国与西语世界的审美选择和文化偏好依然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随着双方在文学之外的关联越来越多，西语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和需求也会变得更为多元和迫切。

第二，宣传的偏见与错位的想象。从题材上看，除了科幻题材，西语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大多集中在描写底层苦难等作品上。甚至在科幻题材领域也有这种倾向。在西语世界对《三体1·地球往事》的讨论当中，仍有许多人将评论的焦点置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情节之上。一些学者会将这一现象归因于政治观念的不同和政治宣传的要求。受限于政治因素，目前部分西语世界对中国当代的社会现实持一种较为复杂的质疑态度。从现有资料看，一部中国文学作品若对中国现实“批评”得越狠，这部作品在西语世界似乎就越受欢迎。除此之外，随着近10年来网络社交媒体快速发展，许多西语世界读者以碎片化的形式了解中国，民众所接触的很多是不利于正确认识中国的负面信息。基于此，一些西语世界读者产生了两极化的观念，即关于中国的正面描写皆是政治宣传，只有负面描写的内容才是现实。大部分读者的这种观念也会呈现在购买文学作品上，所以许多出版社就更加倾向于出版这类作品。从这个角度来推导，我们会发现，出版社对中国文学作品的选择归根结底是出于利益，而非意识形态。虽然在目前的传播过程当中，意识形态因素依旧是不可辩驳的显性因素，但是我们也能看到，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西语世界的主流宣传和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二者也呈现出渐趋剥离的趋势。这一特点笔者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除了以上原因之外，西班牙和部分拉美国家对于描写苦难与不公的中国文学作品的偏好还与它们自身的历史有关。西班牙和部分拉美国家都曾经历过铁腕独裁时期，在西方宣传之下，许多西语世界民众错误地将其独裁时期与中国的特殊历史时期联系起来，以一种扭曲的方式从心理上将“自我”和“他者”混为一谈。当他们对自己的独裁历史抱持批判态度时，他们对中国也抱持了批判的态度。而他们在阅读描写苦难与“伤痕”作品的时候，也认为自己在反思和批判自己曾经的那段时期——一段自身已经摒弃并且超越了的时期，从而获得心理上的道德优越感和民族优越感。从这个角度来看，西语世界对中国文学中苦难和不公描写的偏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要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仅仅依靠对中国发展的正面宣传是不够的，还需要双方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用更加巧妙的方式，来解开这个因为封闭和误读而产生的历史死结。

第三，思潮与政治先行，文学性靠后。如前文所述，对苦难与不公描写的偏好，导致了西语世界对中国文学的选择与接受具有强烈的旧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潮与政治色彩，而文学性本身则被忽视。译介只是文学作品传播的第一步。之后在译入国的评论与宣传也颇为重要。在一些书评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政治先行的特点。我们以相似题材的中西两部作品为例。西班牙作家米格尔·德里比斯（Miguel Delibes）的《诸圣婴孩》（Los Santos Inocentes）是一部描写20世纪西班牙农民悲惨生活的小说作品。在一些关于这本书的评论当中，我们能看到对作者真实而富有力道的笔力的推崇、对农民悲惨生活的同情，以及对当地乡绅贪婪秉性的批判。与之产生强烈对比的是，余华的《活着》同样描写农民的悲惨生活，大多数书评的关注点却不在文学本身，而在中国的解放战争和“文革”，进而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发表“评判”。显然，对于同样的题材，西语世界的主流声音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大多仍在思潮与政治上。

除此之外，这一特点在书名的翻译上也可见一斑。如骆英的诗歌集《拒绝忧郁，小兔子及其他》的西班牙语译名为“Memorias de la Revolución Cultural， conejitos”，若将这个西语译名再直译回中文，就是“文革记忆，小兔子”。从标题的变化也可以看出西语世界对政治题材的偏好。另外，还有一种更为隐性的情形：贾平凹《废都》的西班牙语译名为“Ciudad difunta”，直译回中文为“已死的城市”。虽然乍一看这个译名与原名并没有相去甚远，但是其宣传语的第一句为“在中国遭审查并禁售17年……20世纪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精准地描绘了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的变迁”。^（5）这一段宣传语搭配上血红色的封面设计与巨大的“已死的城市”这一书名，其政治意味不言自明。

总之，从各个层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西语世界对中国文学的态度依旧是思潮与政治先行，但是这种情况近些年也在好转。随着网络媒体和网络算法技术的发展，以及中西之间实体交流程度的加深，虽然关于中国的负面宣传依然存在，但是一部分西语世界的民众也会接触到真实的中国，关于中国文学的文学性讨论也在增多。

第四，主流与民间的剥离趋势。承接上一特点，我们能够看到，近些年来，西语世界出版商和文化专栏记者与西语世界普通读者之间的论调并不完全一致。二者其实已经有了剥离的趋势。

我们可以通过Goodreads平台的评分来进行相对客观的量化。在表1中，笔者选取了评分人数超过100人，且评分在3.8分以上的作品。^（6）

从表1可以清晰看出，西语世界读者所认可的作品与西语世界主流宣传所认可的作品并不重合。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和持续观察：一是作品种类多元，不仅有小说，也有戏剧和非虚构文学作品。二是既有已故的经典作家，也有成名已久的作家，并且出现了“90后”作家的作品。三是思潮与政治的色彩不似之前20多年那么浓重，普通读者愈加对文本本身感兴趣。较为明显的例子是《三体》系列。在西语世界主流声音中备受推崇的是《三体1·地球往事》，并且对其中的“文革”情节讨论甚多。但是在这个表格中，评分较高的却是《三体》的后两部。《三体1》的单行本并未单独上榜，而是作为《三体全集》的一部分出现。四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不再水火不容。西方读者对社会主义的敌视态度有所缓解，毛泽东的《实践论  矛盾论》也能在施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中得到较好的分数。当然，我们也能看到西语世界民众对余华的偏好，其所有西译作品评分均在3.8分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