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断裂到共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范式观的反思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学”不是一个具有确定不变内涵的概念。“文学”有其连续不变的稳定性、持续性和内在性，体现为“常”;但也因应着时代、社会和技术的转型而不断重构，体现为“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因应着经济制度、社会语境、技术媒介等因素所铸就重构的整体文学制度的变化而不断重构。整体呈现出纯文学萎缩，大众文学、通俗文学、类型文学勃兴;纸质传播萎缩，网络传播及网络文学勃兴;文学深度模式受到严重挑战，碎片化和数字化、智能化深刻影响文学趋势等特征。某种意义上，当代文学因“变”而走到了一个“严重的时刻”，何去何从尚未可知。相对于当代文学，当代文学研究具有更强的稳固性和路径依赖，但也不能不因应当代文学的大变局，进行着坚守与求变的双重探索，从而使研究“范式”也呈现出高频的碰撞、对抗和更替状态。90年代以来，具有潮流性的方法探索包括历史化、史学化、文化研究、社会史视野、新左翼、文学制度研究、网络文学研究、数字人文研究等。其中文学制度、网络文学、数字人文等研究虽以研究对象命名，但研究对象的转向已然包含着深刻的方法论转向。新方法的出现也推动着新“范式”的生成，概而观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着革命政治研究范式、启蒙审美研究范式、文学社会学及文化研究范式、通俗文学及网络文学研究范式、数字人文及人工智能研究范式等5种主要研究范式。

本文重审当代文学的研究范式，目的并不在于具体而微地描摹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演进和更替的完整轨迹，而是借此反思在不断的范式变革过程中的“范式革命观”。各种“方法”及“范式”城头变幻大王旗般轮番飘扬于近30年来的当代文学上空，贯穿其间的是一种以互否、对抗为特征的断裂性思维。断裂是现代性的内生物，是20世纪以降中国文学革命的重要手段。断裂思维与革命思维乃是一体两面。革命合法性的获得来自让自我获得未来的代表权;革命思维的绝对化常以排他性、独断化的方式将局部经验普遍化。因此，断裂才能抵达唯一的正确;断裂理所当然成为革命的口号和方法。90年代以来绝大部分当代文学研究范式，也未能摆脱这种强调断裂性、不可通约性的革命思维。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人民文学”与“人的文学”、传统人文与数字人文，诸多因素形成了互相对抗的“二元对立”。即使是超越于一般研究方法的历史化倾向中也存在着历史化与史学化的分野，并未为一种共生性思维所弥合。

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经验而言，“范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时间更替性，但相互并非绝对“不可通约”。旧范式可能通过理论更新而获得新活力，比如50—70年代的革命政治研究范式以及“人民文学”研究在90年代以后重焕生机;差异化的范式也常共存共生，进入90年代，启蒙审美研究范式频遭质疑反思，逐渐瓦解之后，文学社会学及文化研究范式与通俗文学及网络文学研究范式就长期共存，回应着不同的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随着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数字人文及人工智能研究范式正在生成，但并不能对已经存在的其他范式构成全面否定。因此，局部的对抗断裂和整体的共存共生才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范式迁移的内在景观。重审当代文学的研究范式，有必要提倡以共生性思维缔造学术研究的“共同体意识”。在社会变迁和技术迭代使文学加速转型的“当代”，历史被切分成具有不同社会、技术规定性的时间段落。正是因为人类历史在社会秩序和技术秩序上的不可通约性变得如此剧烈，我们才更应肩负重任，在价值上将文学构筑为一个连续性的“范式共同体”。

一

今天，重新审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范式问题，有必要回到提供“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的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事实上，即使在库恩那里，“范式”的内涵依然随语境而有诸多变化。“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第19页，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范式”最核心的内涵是指在一定阶段内被广泛接受的一套科学理论体系和认识框架。在库恩看来，“范式”一旦从前科学转变为常规科学之后，就发挥了生产和维护常识边界的功能。此时的“范式”，更像是福柯的话语型。但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通常并非在以上意义上使用“范式”一词，或者说，库恩意义上作为维系常规科学知识体系的“范式”并未出现。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所使用的“范式”，更多是指一种在一定阶段和范围内产生影响、形成共识的研究方法或模式。今天，重识当代文学的范式问题，是因为从我们文学经验出发的“范式”与库恩“范式”之间所形成的差异和张力，也因为造成这种差异的深层原因值得深思。

关于《科学革命的结构》，陈平原指出：“那是八十年代我喜欢读的书。他谈的是科学史及科学哲学问题，可我以为对于人文学者同样有启示。库恩描述的科学发展模式是：前范式科学—常规科学—革命科学—新常规科学。一旦旧范式解决不了新问题，科学家们必定锐意创新，经由多年努力，若在理论、观念及方法上有大调整，且成果明显，那就标志着科学革命已经发生，新范式取代了旧范式。在我看来，人文学的变革没像自然科学那么激烈，往往是新的已来，而旧的不去，是一种重叠与更生的关系，而非绝然的对立与断裂。回到八十年代的语境，我们自信文学研究领域的‘革命’已经或即将发生，自己的工作目标，应该是努力促成这一范式转移，而不是修修补补。”[陈平原：《在范式转移与常规建设之间》，《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5期。]

此间值得留意处有三：第一，库恩的范式论其实是范式革命论。在这本首次出版于1962年的科学史著作中，库恩第一次提出了范式理论以及不可通约性、学术共同体、常态、危机等概念，范式显然是其中最著名的概念。[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大陆译本有，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孔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王道还编译，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85;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此书至2012年共出至第四版。]库恩将科学的进步概括为如下图式：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新的危机。因为任何科学的发展都是从常规到危机，从危机到新的常规。因此，从旧范式中辨认出危机，再推出新范式的合法性，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换言之，范式是服从于“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库恩论述的重点不在于常规范式如何运作，而在于旧范式如何迁移到新范式。在他看来，新旧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范式由一套知识体系维系其边界和稳定性，新范式不是旧范式的延伸、扩容或改良，而是一套知识体系的重构，由此塑造并重新定义了基本的科学常识。 第二，《科学革命的结构》参与了8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观念的变革，为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提供“革命”理论。“自从余英时先生借用库恩（Thomas S. Kuhn）的科学革命理论，解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上的中心意义”，[陈平原：《在范式转移与常规建设之间》，《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5期。]范式革命学说便开始流行。陈平原以亲历者身份道出了将库恩范式论引向大陆学界的桥梁。一部美国科学史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书，之所以对80年代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就在于它与彼时中国学界期待视野的契合，在于它为彼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变革提供了观念的燃料，它与那种以否定性为特征的革命思维很容易产生共鸣。8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范式的革命部分借镜于库恩的科学史革命理论，与其说是《科学革命的结构》能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具体的参照，不如说一种范式革命话语为彼时的中国学人增添了破旧立新的激情和勇气。范式革命为80年代重写文学史提供了革命依据，就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法国大革命提供合法性论证一样。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各种新理论对中国学术界冲击很大，其中自然包括库恩的理论。“20世纪中国文学史”“新文学整体观”等崭新的概念也在1985年之后纷纷出炉，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走向。某种意义上说，80年代文学研究也在此时开始自觉地以启蒙审美范式对革命政治范式做出反思，甚至不无全盘否定、取而代之之意。第三，库恩的科学史范式与人文科学范式存在差异。陈平原特别指出人文学研究的范式革命与科学领域不同，科学领域新范式取代旧范式乃是截然的，而人文学则常是“新的已来，而旧的不去”。此番认识，当不是在80年代就有。80年代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诸君，都对新范式有确定不移的信心。只是在此后的30余年间才发现：一方面新范式确乎重新定义了文学，改写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景观，但另一方面，新范式并不能一锤定音，定于一尊。过去30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发生的与其说是范式的革命和迁移，不如说是范式的喧哗与骚动。不断有更新的范式裂变出来，但并不能将既有范式彻底打包送走。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方法论之争的背后是价值观之争。范式内爆的实质是文学在面对历史、现实、未来等问题上多重立场的对峙、对抗甚至撕裂。事实上，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范式概念并非库恩意义上的。库恩的范式是长时段、总体性且不可通约的。所以，一“式”既成他“式”枯。在库恩那里，范式一旦从前科学进入常规科学阶段，就成了形塑知识边界的主导型认识论。在此意义上，或许我们要说，80年代中国文学变革的普罗米修斯们，虽从库恩处盗火，几十年过去，不同的研究模式你方唱罢我登场，却始终没有一种新模式能从“前科学”而跻身于“常规科学”。因此，我倾向于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概念虽直接得自库恩，却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因此，谈论库恩及其理论对中国80年代文学变革的影响固然重要，但基于独特的中国经验，重构范式的理论内涵，则更值得尝试。

二

20世纪50—70年代，当代文学研究由革命政治研究范式占据主导。这种范式以阶级论的阐释体系为文学方法，“以‘反映论’为其哲学基础”，[③④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第289、290、29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采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坚持文学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功能论。革命政治研究范式的主导地位是由50—70年代“一体化”的政治和文学体制所决定的，跟时代紧密相关。其局限性在于“把文学发展的历史归结为阶级斗争史”，③“只强调阶级斗争的作用，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多方面因素，如生产、科技、经济、城市、教育、传媒等因素也曾对文学的发展、变迁产生重要的作用”。④80年代革命政治研究范式逐渐受到启蒙审美研究范式的挑战，连带着关于左翼革命文学的研究一度被挤到边缘位置。启蒙审美研究范式在创作主体方面强调作家的启蒙主义立场，在文学功用上秉持审美主义立场，强调文学的独立性、自律性和内指性。80年代的启蒙审美研究范式催生的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话语便是“20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这种以世界主义、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和审美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研究范式在80年代中后期开始被视为未来的方向，并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学研究的进程。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重写文学史”及其代表的文学观、研究范式也开始被全面地反思。“后重写”时代的文学研究，因应着内外两种迫切性，不断寻求与时代、现实和历史对焦的学术方式，随之移步换景，以范式的新变回应文学之变局。洪子诚、李扬、旷新年、贺桂梅、蔡翔、罗岗等学者的研究使“十七年文学”重新成为研究热点，并促成一种融合了新的理论资源、重申“革命中国”合法性的革命政治研究范式的重新崛起。这深刻说明了在当代文学研究范式并非截然的更替，而是在演进中并存与博弈。

“人民文艺”在20世纪90年代历史评价的提升，同时也伴随着文化研究的崛起。某种意义上，正是文化研究所提供的崭新理论工具、方法和资源，使“人民文艺”获得了在审美主义之外被重评的可能。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成为重评“人民文艺”和当代文学研究之文化研究转向的重要桥梁。此书收录了刘禾、黄子平、刘再复、林岗、孟悦、戴锦华、马军骧等人论左翼大众文艺的文章，1993年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此书增订版，补充了周爱民、姚玳玫、王璜生、李杨、贺桂梅等人的文章。《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一书对90年代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影响甚深，它参与了90年代当代文学研究方法的转型和“人民文艺”研究范式的重建。从方法上说，“揭示出历史文本后面的运作机制和意义结构”[②③④⑤⑥⑦ 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第15、49、57、68、19、195、19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相比于80年代的纯文学研究，意味着文化研究为当代文学带来了方法论的更新;从结果上看，对“人民文艺”生产机制的“客观”揭示，不仅让左翼大众文艺的历史“可理解性”得以展示，也为“人民文艺”创造了价值重估的契机。

《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初版作者中，黄子平、刘再复、林岗、孟悦、戴锦华等人对大众化的“人民文艺”都有精彩的分析，却并不显出价值倾向。在《〈白毛女〉演变的启示》这篇十分精彩的文章中，孟悦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白毛女》如何“从乡民之口，经文人之手，向政治文化中心流传迁徙”②的过程，以及作品中“民间伦理逻辑的运作与政治话语之间的相互作用”。③但作者始终强调“不过是为了提出问题，而不是给出解答”。④黄子平剖析丁玲《在医院中》与《我在霞村的时候》《夜》《三八节有感》等作品，“以及同一时期，艾青、罗烽、萧军、王实味等人的作品，一起构成了一种深刻不安的历史氛围。‘五四’所界定的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家的社会角色、文学的写作方式等等，势必接受新的历史语境（‘现代版的农民革命战争’）的重新编码”。⑤戴锦华在《〈青春之歌〉——历史视域中的重读》中指出“十七年主流意识形态中关于知识分子的话语与传统意识形态中关于女性的话语间，存在着微妙的对位与等值”;⑥又指出《青春之歌》作为“十七年文学”中少有的关涉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充当着一种特殊的读本：一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手册”。⑦

其立足点是在复杂认识机制的阐发，而非任何价值上的重估或翻转。然而，“再解读”的方法更新，无疑为日后更多学者倡导“重返人民文艺”倡导“重返人民文艺”的文章主要有，旷新年：《人民文学：未完成的历史建构》，《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6期;罗岗、张高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返“人民文艺”》，《当代文坛》2018年第3期;罗岗：《“人民文艺”的历史构成与现实境遇》，《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埋下伏笔。

李杨、旷新年、贺桂梅这三位90年代在学界崭露头角的北大青年学者，他们的研究都不同程度体现着对80年代“纯文学”的反思，也呈现了文化研究方法如何助力于新的价值论辩。李杨等人在90年代就十分自觉地对作为方法的“80年代文学”做出反思，体现了十分敏锐的理论视野和创新意识：李杨对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下编“断裂性”的指出、对《林海雪原》《乘风破浪》《青春之歌》等红色经典的再解读，都充分地显示了作为文化研究主要理论来源的“后学”如何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新视野。早在1993年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与现代性》一文中，李杨就展示了为左翼文艺的纲领性文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一辩的逻辑和立场。在他看来，无论是“新民主主义论”还是《讲话》都是从话语上生产出“现代中国”的实践。不同于启蒙文学立场对《讲话》和延安文艺的批评，李杨旗帜鲜明地从“现代性”立场为延安文艺重申合法性。其论辩逻辑内在于90年代“新左翼”的思想和方法，此后贺桂梅取镜于竹内好的“东方现代性”概念为赵树理一辩，其方法与李杨如出一辙。李杨等人不同程度敞开了左翼革命文艺内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积极参与了90年代学术转型中“人民文艺”的价值重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