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世界的痛楚和等量的喜悦

如果2012年蔡东不以《往生》重新返场，仅在2006年第3期《人民文学》“新浪潮”栏目发表小说《嘿，天堂》的她，可能也就和众多当时比她更风光的“80后”作家一起湮没无闻了。2012年，蔡东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往生》，这成为她个人文学写作的新起点。《往生》，冷静、均衡、丝丝入扣地讲述了一个普通女性的爱和善意，以及内心微薄的喜悦和无言的痛楚。小说《往生》后来被不少评论家指认为蔡东写作的起点和成名作，以至于蔡东更长的写作前史和长达五六年的发表空白期都被大家不经意地忽略。蔡东在后来的创作谈里说到她初到深圳工作和生活的诸种不适应，她称深圳为“南方边城”。[② 蔡东：《在全世界找到一张桌子》，《我想要的一天》，第219、220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表面看，这是几乎每个在陌生城市开始职场生涯的人都可能经历到的。但我想知道的是，从《嘿，天堂》到《往生》，蔡东作为写作者在隐失的时日里，文学之于她的意义又是什么？

蔡东说：“很多个夜晚，我看到小说正发光，光芒在幽暗的写作室微微地跳动，给予我秘不可宣的快乐。我感激此时此刻，也感激过往那些荒疏和混乱交织的日子。”②而我认为，正是因为这些被感激的，才有《往生》直面人生的哀与丧、悲凉与无望，却以最大的善意和慈悲爱人爱世界，哪怕这人和世界的边界只是亲人和家。有意思的是，和《往生》内容情节类似的人和事，又被蔡东发表在2016年《十月》第4期的《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重新书写了一遍，只是这次小说里的周素格需要处理的日常生活更加不堪和颓丧，更没有前途和希望，可是周素格曾经有过美且好的过往，有丰沛和敏感的内心。事实上，蔡东小说里还有这种值得彼此对读的例子，比如《我想要的一天》和《伶仃》，小说的两个女性都要面对丈夫从家庭出走的困扰;比如《净尘山》和《天元》，都写了女性在“狼性文化”当道的职场中的处境。蔡东小说的数量并不多，如果让我来选择，我觉得《净尘山》《往生》《天元》《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这几篇是她小说中最好的部分，放在同代人的写作中依然也是好的部分。

一

蔡东小说隐约存在着故乡留州和“南方边城”深圳两个文学空间，她小说的人物也多有在这两个空间的旅行，但这里面并不因此存在显豁的现代性进步和古老文明对峙中的臧否。留州是蔡东小说很多人物的来处，但她很少把留州做成失魂落魄的城市溃败者的归处，甚至《我想要的一天》里的王春莉宁可在世界流徙，也不回乡。从另一面看，留州有一切中国小城的世故和无聊，但似乎蔡东对这些世故和无聊也少峻急的批判。留州就是留州，一个中国小城的样本。

蔡东小说所写生本不乐大多是当下比留州大得多的大都市生活的人之苦。这种人之苦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足够丰沛的物质供给和整体性的蓬勃物欲，这些都诞生于中国的大都市。物质和物欲使得不足和有余之间的阶层差距越来越大，以至于不足者因匮乏而苦，有余者也因永不餍足而苦。从这种意义上，蔡东大部分小说属于当下中国真正意义的城市文学。这和几乎无地方性传统文化负累的深圳领改革风气之先，迅速成为一个崭新的现代大都市不无关系。小说《无岸》写购物中心里“琳琅着最美、最高级、最上等的货色，灿若星辰，恍若仙境”“最大程度地愉悦和满足你，令你觉得无比尊荣”。[本文所引小说原文如非特别注明，均出自蔡东的《我想要的一天》（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和《星辰书》（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不另注。]都市繁华如小说中的柳萍感受到的，“最大程度地令你觉得自己无比低贱”“活在这城市本身就是享受，活在这城市，本身也是侮辱。她挥金如土，尽享荣华，又伤痕累累，以身饲虎，生祭了这座城”。考虑到这种都市对人的巨大吞噬和改造力量，缺少洞悉力和反思性的小说家很容易选择做高度物质化都市的疏离者和浅薄直白的批判者，如果有乡可思有乡可愁，则还可能在假想中成为逃离城市的还乡者。

但蔡东看到的不只是物对人的奴役，也包括城市高度物质化对个人选择，包括审美选择，最大限度满足的另一种可能。基于尊重每一个人追求精致日常生活合法性的前提，蔡东自述：“我是生活的信徒，从没有停止过向生活赋魅。收集貌美的杯盘，在清晨午后的某些时刻讲究仪式感和器具之美。”“茶几下软布覆盖的茶具，抽屉里闲置的烤盘，阳台角落蒙尘的方盆，是喝茶、烘焙和种菜的残留，也是我努力生活的痕迹。”可以想见，没有城市丰饶的、源源不断的“物”的翻新和输送，怎么可能兑现蔡东所说的“仪式感”和“器具之美”？有意味的是，类似的话被蔡东搬用到小说《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中，也是小说里的周素格曾拥有的理想生活：“她时常在清晨午后的某些时刻讲究仪式感和器具之美：生活中需要这样的时刻，哪怕有些做作，哪怕心知肚明这不是常态。储物格里是软布覆盖的茶具，抽屉里是闲置的烤盘，角落里是蒙尘的长方形塑料盆——她喝茶、烘焙和种菜的残留。”

批评家饶翔和蔡东曾经谈及并试图解释这种生活方式，但令人意外的是，蔡东的同代人饶翔似乎没有径直在当下城市的现世和现场找寻理由，而是征用了一个古典的参照。饶翔以为：“生活方式和人的关系，这种所谓现代性的美学面孔，其实在中国古典美学中也能找到对应，比如说南唐的李煜、明末的张岱也是一样，最后是一个朝代都没落了，他最后一定是回到自身，回到那种美和日常中去。”[③ 见饶翔：《知人论世与自我抒情》，第205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7。]

作为一种回应，蔡东也觉得：“他们特别能欣赏物的精美，特别知道这个物是好在哪里的。这非矫揉造作，这就是对生活用品的美的发现。”③以古为师，从烦扰喧嚣的当下生活遁入古人古风古意的生活，这种置换和致幻，蔡东的小说人物深谙此术。缘此，尤其是从时代生活溃退的“中年文艺男”，在蔡东小说几乎成为一个人物谱系，就像《布衣之诗》，蔡东写孟九渊的夜读，“读张岱，读白居易……日复一日，除了翻书的声音，四下寂然”。但值得思考的是，类似张岱幽居的高士生活场景，在抽离其所属时代的反抗性，仅仅将其作为一种审美剩余物转场到当下城市，古风古意能否焕发出新生？

其实，无论古今，核心是器为我用。客观存在着从器物到“我”的器物的差异和转换，就有可能存在器物的移情和转义。古人也好，今人也罢，都面临器物从有价的商品转换成有我的、有情的器物。只是和古典时代相比，这种移情和转义不是发生在古典时代器物制作手艺人和文人的“我”之间，甚至在古典时代，某些文人本身就是一个器物手艺人。缘此，当下大都市可能也不乏个体手艺人的创意市集和工坊的器物生产和输送，但更多的器物肯定来自标准化、同质化的工厂生产线，同时又依循着现代商业逻辑进入流通。现代商业逻辑引导下的器物制作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很少是一对一的。因此，古典时代器物制作者附加在器物之上的美且有灵就可能脱落。器物商品化直接的后果是审美亦即消费，其所激发的往往是在拥有器物的瞬间物欲即达成，而不是好看而无用单纯的审美。因此，常常物欲的达成就是新欲望的开始，欲壑难填，越是难填越可能招致更强烈的虚空感。

蔡东提供了当下大都市物和人之间关系的可能——高蹈的审美趣味如果纵情于大都市的“物流”，则可能被“物流”裹挟和征用。一个典型的例子，奢侈品往往以高蹈的审美趣味为自己作注，而且器物审美价值大过实用价值。就此，很轻易就可能把迎合的时尚误认作高蹈的审美，更容易被说服和迷惑，进而丧失人的独立与自省。所以，蔡东小说的麦思和柳萍们得不断流连于满足着她们也压抑着、奴役着她们的购物中心，这是她们高蹈审美的第一现场。《我想要的一天》，藏身图书馆“在资料室当闲人”的麦思，她生活的幸福感在于每次过关去香港购物的那种体验，“一到口岸，麦思就浑身有劲儿”。这种体验容易成瘾和致幻，所以“每隔一段时间，麦思就想在崇光七楼游荡一天，那里陈列着最雕琢、繁复的家居精品：手工切割的水晶瓶塞，印着凡高画作的马克杯，散发出桉木和薄荷香味的蜡烛，优美纤长如天鹅脖颈的烛台架……”现在需要追问的是，这种需要强大且可持续的经济实力作后盾的“美的生活”，要由谁来为资料室闲人麦思买单？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像《天元》里的陈飞白那样幸运，遇到有一份丰厚薪水且爱惜她的何知微。更多的情况则是像麦思，稍纵即逝的占有愉悦掩盖了日常世界的局促，并为无亲密关系的隔与离埋下隐患。值得注意的是，麦思绝不可能将自己定义为“物质女”，她将资料室的工作看作“寂寞且自由”，并由此获得精神贵族的自我定位，“自由一旦享受过，任凭什么肥缺美差，皆可视若粪土”。麦思是美且自由的，但亲密关系中的丈夫高羽，即使厌倦工作环境，也不能逃离，他得说服自己“我是男人，有个家要养，不能冒险，不能逞一时之气，不能悬崖撒手”。哪怕他心知妻子麦思“哄着他沉迷游戏”以缓解压力，是为让其安分工作，以支持两人经济上脆弱得不容有一环脱节的生活。

古典文人的生活方式在当代成为一种袭用和表演，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蔡东小说很少写那种贫贱夫妻百事哀，而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女性以高蹈审美之名释放的物欲导致的资不抵欲的困而哀。蔡东的小说发微出城乡、家庭、职场等矛盾背后深层的大都市的商业逻辑，其小说人物陷于物和人关系纠缠的困境，进而陷入精神和物质的悖论，这既是她诸多小说的主题，也是其小说的结构。

二

面对蔡东持续地思考物质与女性关系问题，我认为，较之男性，物质和女性关系的相互纠缠、伤害、限制和成就更复杂，也更“文学”。由此观察蔡东的小说，可发现其在中国当下文学中的独特价值。

《我想要的一天》中，麦思偷眼看着母亲，“她穿假冒的洞洞鞋，里头的肉色丝袜若隐若现”;《无岸》中，柳萍“已经变质了”，“几天不逛山姆超市就难受，她永远记得第一次使用双立人切菜时的幸福的手感，家里摆满了瑞士护肤品、新西兰蜂蜜、意大利羊绒衫”。麦思和柳萍，并非古典女子，而是被现代物质文明教养过的女性。那么，在物质占有的过程中能否完成女性自我型格的塑造？细读《无岸》，柳萍的书架上放着李渔的《闲情偶寄》、袁枚的《随园食单》、文震亨的《长物志》、王世襄的《锦灰堆》，“玩乐的雅兴，琐碎的情趣，轻灵地过渡着现实和诗意”。难怪饶翔和蔡东的对谈里会提及中国古典美学。在这个问题上，柳萍是蔡东小说人物形象中的“一个”，仔细梳理这“一个个”，蔡东小说便有了一个值得深究的人物谱系。这个人物谱系中的女性都有着张扬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追求，而且以古人古风古意作为她们这种追求合法化的有力证词，并以此区隔社会阶层和群落，获得自身的成就感和优越感。

《照夜白》中，和柳萍一样同为教师的谢梦锦，一定程度上可视作高阶版的柳萍。柳萍“下了课，一句话都不想说”，只是一种倦怠。而在谢梦锦，不想说就不说则成了一种高蹈的反抗俗世庸常的人生姿态，并且最终得以实现。小说写到那节无声的课，谢梦锦“坐下来，不说话，学生也不说话，大家就这样一起沉默，一分钟，两分钟，四十分钟，四十五分钟，铃响了，所有的人一言不发，寂然散去”。不仅如此，《照夜白》对谢梦锦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描写也是唯“美”是从，当然这个“美”已经是被资本定义过的。在大都市女性的词汇表里美和时尚有时是不加区分的。小说的一个细节写谢梦锦家里的洗衣液：“在搁架的最右边。同样的瓶子，搁架上放了一长排，细看起来标签并不一样，牛仔布洗衣液，羊绒洗涤剂，深色衣物洗涤剂，丝织品洗衣液，运动衣物洗涤剂。”“她当然知道一个人不需要也用不完这么多洗涤用品。她只是没法抗拒‘认真’二字。第一次走进这家洗护用品店，她见到了创始人在洗衣服这件小事上的痴心，世上就是有这样认真的人，把每根纤维都当回事儿。”蔡东小说所描写的这种“美”是与巨大的生活成本支出成正比的，虽然这种成本有时被“美的生活”的幻觉所包装和掩盖。

蔡东对女性物质态度两歧性的反思更令人玩味。无论如何美化谢梦锦“占有”的优雅，其对生活“认真”的态度，它征用的依然是现代商业逻辑，并非纯然的审美逻辑。在这个意义上，谢梦锦不仅并非全然古典，她的精神取向还和现代商业文明并无违和。甚而，离开了现代商业逻辑和当下商业现场，谢梦锦便无法证明自我的独特性。商业逻辑支配的当下社会，自我的存身不仅通过物质占有来实现，而且和物的占有相关联的还有社会圈层和等级，就像小说写到的小区楼群的鲜花店开业，谢梦锦是“第一批办储值卡”的人，这样“日常里就有了点高于生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