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的“代际之分”与“代际之争”

将“代”的概念引入对文学创作的考察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常见方法之一。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云：“摧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①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开篇指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②胡适认同文学进化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③在这些论述中，“代”生成于漫长的岁月沉淀，其意多指向于朝代、年代和时代等，着重强调因时代不同而引发的文学创作与文学审美的变迁。在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中，伴随着代际理论的传入与发展，这种“代”在保持宏大时代之意的同时，也进一步细化为更具体更微小的、具有某种“现时性”的种种“代际”：“新生代”“中生代”“中间代”“晚生代”“第三代诗人”“70年代作家”等指称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产生，在世纪之交，以出生年代命名的“80后”一代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从“70年代”作家到“80后”作家，以年龄代际为划分的“xx后”这一指称也逐渐从“80后”蔓延到“60 后”“70后”“90后”“00后”等。

文学场域中“xx代”与“xx后”的流行，实质上是从代际视野出发对文学现场观察、批评和研究的一种路径。近30年来，代际批评迅速发展，引发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众多争议。

一、“代”与“代际”：从生物学、社会学到文学批评

代际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兴起，而后传入中国，成为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视角。但“代”这一学术概念本属于生物学，涉及时间的延续与生命的更替。因着时间的流动，生物有了年龄之分，从这一代生物到下一代生物，从这一代到下一代，代代相传，生命由此绵延不息。这即是所谓代的“自然属性”：“代首先是一个自然（即年龄或生理）范畴，具有自然属性。”④

从人（生物）的年龄与年代到社会和世界的年龄与年代，“代”的含义逐渐延伸到“时代”“朝代”乃至于世界从诞生至今的无比漫长的“代”“纪”区分，“代”也逐渐从生物学概念演变为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概念，逐渐从“自然属性”延伸出其“社会属性”。更重要的是，“代”的划分标准逐渐脱离其“自然属性”的唯一性，而着重依托“社会属性”的异同：“人们已经更倾向于以社会文化标准来划代，即赋予代以社会文化属性——一代人区别于另一代人的实质性内容是其社会文化特质而不是其自然属性。”①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代”到社会学意义上的“代”，这期间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甚至有学者认为，直至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意义上的“代”才真正存在：“无论是在以血缘和以阶级为尺度的社会中，'代'都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概念，它的生物学意义远远超过它的社会学意义（几乎不存在社会学的意义）。”②究其原因，一方面代际理论在20世纪中后期才兴起;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相对稳定，代与代之间的隔阂、冲突与断裂相对较小，它隐秘而微弱地，而不是显性地存在。

一方面，代际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兴起，在20世纪80年代才传入中国，而在此之前，中国学界尚未全面重视“代”的社会学意义。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外有学者开始从代际角度出发，分析社会学相关领域问题，如关于代际与职业流动问题。1957年，伊夫·德·约卡斯和罗彻的《魁北克省的代际职业流动》（“Inter-generation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the Province of Quebec”）从代际视角切入职业流动和职业稳定性研究，探讨索罗金提出的“代际职业流动”问题。1958年，B.本杰明在《职业上的代际差异》（“Inter-generation Differences in Occupation”）中 探讨社会流动中职业转变的代际变化。而后出现代际理论与心理学相结合的研究。B.G.史黛丝将代际与心理学联系在一起，在1965年起先后发表了《成就动机与代际流动》（“Achievement Moti- v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 Mobility”）、《关注状 态与代际流动》（“Concen with Status and Inter- generation Mobility”）、《代际流动与投票》（“Inter -generation Mobility and Voting”）等文章，分析不 同代际在成就动机、关注状态和社会行为上的异同，探讨由代际关系产生的心理问题。1970年，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出版《代沟》③一书，提出了“后象征文化”（后喻文化）、“互象征文化”（互喻文化）、“前象征文化”（前喻文化）等代际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了代际理论研究与运用的重要基石。

“后象征文化”可以理解为一种长辈文化——长辈即权威，即知识，即经验。在这种文化中，社会的发展与变化显得迟缓，乃至凝固。在漫长的岁月中，生活方式与生活理念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且保持一种封闭状态。“他们的长者表达了这样一种意识：事情就该是这样。孩子是长者身体与精神的后代，是长者的土地与传统的后代;兹事体大，不容混淆，孩子的身份意识和命运意识都是不准改变的。只有外来的暴力事件的冲击，如天灾或军事征服，才能改变这一点。”④在这种文化中，晚辈继承的不仅仅是房屋、土地和生产资料等物质存在，还包含完整的、持续不变的精神存在，大到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小到解决生活问题的历史经验。于是，祖辈的生活即是后辈所要“继承”的生活，“祖辈的过去”即是“后辈的未来”，两者之间并无本质性的区别，不过是在一代死亡新一代又出生之间的不断轮回和重复。于是，代的数量与代的传承显得无比重要：代的数量越多、传承越完整，其文化影响则越深入、越坚固。

“互象征文化”可以理解为一种同辈文化。在“互象征文化”中，尽管长辈仍然是权威，仍然代表着秩序的制定者与守护者角色，但他们已经无法为后辈提供有效的经验和知识。因为，“互象征文化”是对“后象征文化”的突破，它发生在原有社会文化发生某种巨变之后，长辈无法向后辈提供新的、相适应的生活模式。这种巨变有多种形式：“或是经过一场大动乱后，全体人民，尤其是对领导地位十分关键的老年人死伤惨重;或是新形式的技术发展的结果，老年人对这些新技术不在行;或是由于迁徙到一个永远把老年人视为移民和陌生人的新国度;或是一次军事征服的后果，屈服的人民不得不学习征服者的语言和生活方式;或是改变宗教信仰的结果，成年的皈依者试图培养儿童去体现新的观念，而他们本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未曾有过这种经历;或是有目的地搞一次革命，为年轻人引进一种新的、不同的生活方式。”①但无论出现以上哪一种情况，一个事实是：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而长辈并不比年轻一辈知道得更多，了解得更深。因此，在“互象征文化”中，年轻一辈“必须根据自己的经验发展新的形式，并向同代人提供榜样”。②在“互象征文化”中，外在环境远不如“后象征性文化”中外在社会环境那般稳固、封闭，它总是变化的、波动的，甚至是颠覆的。于是，“在我们这种社会变动性很大的社会里，在教育和生活方式方面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代与代之间的断裂”。③代际的断裂，带来了代际的隔阂，也带来了代际的冲突：长辈在面对年轻一代不同价值观念时，常感受到自身权威被挑战;而年轻一代在“凡是在没有祖辈人或祖辈人失去控制权的地方，年轻人便会堂而皇之地蔑视成年人的标准，或采取不同于他们的态度”。④但是，正视代与代之间断裂的存在，正视长辈与年轻一辈之间有着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精神信仰和处事风格等方面存在的种种不同，恰恰是不同代际之间能够真正相互交流的基础，也是现代世界文明的特征。

“前象征文化”可以理解为一种晚辈文化。工业革命以来，我们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不可逆的巨变，“世界变成了一个共同体，尽管它还没有组织形式和政治团体可以运用的制裁手段”，⑤“知识的冲击是世界范围的”，⑥“我们在理解过去、解释目前或展望未来等方面都毫无准备”。 ⑦这种巨变导致的情形是：我们处在一种新的文化、新的秩序的边缘，晚辈在接受能力与创造能力上都表现出超越祖辈的倾向;未来是属于晚辈的，属于那些尚未出世的孩子，而不是长辈;新的道路、新的创造方式、新的经验将在晚辈中产生;长辈并不比晚辈懂得更多，甚至他们在新的社会文化中需要或不得不向晚辈学习新的经验与生活方式，即晚辈反哺长辈。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与智能化技术的迅猛发展，中老年人向年轻人学习网络、计算机、智能手机、各类软件等的使用，即是一种典型的“前象征文化”现象。玛格丽特·米德在20世纪世界各国青年运动风云涌动之时对代际的研究，使得代际理论迅速地成为一种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文学等其他学科研究的新视角，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结构相对稳定，代与代之间的隔阂、冲突和断裂相对较小，它隐秘而微弱地，而不是显性地存在。按照玛格丽特·米德的理论，中国传统社会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处在“后象征文化”中：在数千年中，中国始终处于农耕文明之中，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且相对稳定;以儒家为主、佛道为辅的传统文化精神影响着世代中国儿女，展现出中国社会文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长辈权威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始终存在，始终处于专制地位;“天地君师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等众多伦理纲常在道德层面与宗族层面约束着每一位中国人的行为举止。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后辈大多遵循着长辈的意志、经验与规训，重复着祖辈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模式。当后辈在思想、认知和行动上表现出与常规不一致时，就容易被视为“不忠”“不孝”“不义”之徒，成为封建社会中的“异端”，从而受到伦理纲常的剧烈批判与猛烈打击。二者力量的极度差异使得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即便代际之间有隔阂、代沟与冲突，也并未完全地显现，而总是隐秘而微弱地存在：或被毁灭于萌发阶段，或是隐藏于心默默忍受。在巴金的小说《家》中，高家长孙觉新接受了新潮思想却又深陷宗族礼法、伦理纲常而无法真正付诸行动，真切地表现出这一特点。在《家》中，中国社会的封闭状态已经被打破——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各类工业革命以来的新科技、新事物和新思潮等均涌入中国。相比中国数千年的封闭状态而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接连而至：抵抗外国侵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废除帝制、建立民国政府、军阀内战、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计划生育、科技革命……百余年来，中国社会文化与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代与代之间的冲突表现得比以往都要明显：青年群体反抗权威，竭力发声，身体力行，为寻找中国自强道路而不懈奋斗，“他们感到一定有更好的办法，他们必须找到它”。①

这种代际冲突显现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政治上，各种不同政见相互碰撞，各类社会变革接连而至;在教育上，科举制度废除，传统秩序分崩离析;在文化与思想上，争斗日益剧烈，西方现代思潮影响深重，引发众多中西之争，青年一代发起新文化运动;在文学上，青年一代相继发起“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白话文运动”……凡此种种都显现出社会变革时期代际的隔阂与冲突。社会性因素而非生物性因素成为代际划分与代际研究的重要依据。在今日，代际传承、代际传递、代际差异、代际隔阂、代际冲突、代际公平、代际伦理、代际流动、代际正义、代际心理、代际批评等都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热门话题。“代”与“代际”也从生物学领域走向了更为开阔的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领域。当然，也包括文学批评和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之后，代际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方法与新颖视角被广泛运用到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中，为文学研究和批评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径。

20世纪90年代末期，“80后”群体的“特立独行”与“横空出世”引发了广泛关注。21世纪后，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80后”作家的创作逐渐引起主流文坛与文学研究者的注意。2004年2月2日，春树的照片登上《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春树与韩寒被杂志文章称为中国“80后”的代表人物。这一事件引发了社会热议，直接点燃了“80后”写作群体内部关于“偶像写作”与“实力写作”、“谁能代表80后”等问题的激烈争议，也引发了文学评论界对于“80后”作家作品的关注。于是，在2004年前后，一大批关于“80后文学”的评论文章相继面世：“偶像派”与“实力派”、“市场化”与“主流文坛”、“80后写作特点”与“80后写作局限”、“80后文学”命名的有效性与合理性、“80后”文化现象等问题引发了广泛讨论，甚至论争。2004年11月22日，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共同举办的“走近‘80后’研讨会”在北京语言大学会议中心举行，白烨、曹文轩、梁晓声、杨匡汉、程光炜、高旭东、陈福民、郑万鹏、路文彬、谭五昌、徐妍等众多知名学者、评论家和作家与会。这一会议“意味着'80后'写作首次得到学术界的大面积关注”。②我们且以2004年的几项研究成果为例。白烨在《崛起之后—关于“80后”的答问》中表示：“主流文坛对于'80后'，不能说完全没有关注，但确实关注得不够。目前我们知道的这种'关注'，还主要是个别的和个人的现象”。③江冰在《试论80后文学命名的意义》中梳理了“'80后'写作群体内部的“偶像派”与“实力派”之争，认为'80后'不是年龄段的概念，同样也不是商业化的概念”，“《时代》周刊对'80后的命名，其实更多的是着眼于'另类'这一社会学与文化学的意义，至于'年龄段'只是一个限定词，更多地指称在于社会学上的'代沟'与文化学上的'亚文化群落'”。①在江冰看来，“80后”的命名事件“可以成为一种文学现象载入文学史。其意义在于从一个侧面解读了当下中国文学界的心态，并且成为从网络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群体生存状态的一个写照”。②而曹吟对于“80后”写作者的命名事件表示坚决反对：“仅仅以作者出生年代为差异的命名方式是难以想象的暴力认识论的结果。”在曹吟看来，“80后文学的写作者的一个特点是创作呈散点分布”，这种散点分布的状态是一种无法命名的征符，因而研究者恰恰应当在正视他们的创作的差异性与无法归纳性中发现“80后”写作者的创作特点。③关于“80后”命名的有效性与合理性问题的讨论，是“走近'80后'研讨会”重要内容之一：陈福民认为“80后”这一概念充满了商业色彩;徐妍认为“80后”并不是一个整一性的精神实体，而是一个指代不清的命名，在不同的语境论述中，具有众多不同的所指;侯桂新认为“80后”作为一个文学概念是“莫须有”，作为一个出版市场的概念却闪着耀眼的光芒。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