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女作家城市叙事的双重空间书写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东北作家的城市书写逐渐增多。相比王安忆、程乃珊等作家的上海书写，东北女性作家尚未对东北城市书写保持足够的关注。表面上看似乎是东北女作家城市书写的缺席，但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东北女作家城市书写具有充分的多元化特征。她们既专注于一个城市，又不局限于这个城市，每个作家笔下的城市都呈现出多元而灵动的特征。

迟子建笔下的哈尔滨时而温和，时而肃穆，时而浪漫，城市品格存在着多面性，有着不同的映射;孙惠芬在致力乡土叙事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城乡空间，作品描述的城镇生活更多面地为乡村现实做了批注;徐坤作品的城市色彩更为浓厚，记忆中的家乡形象只是朴素和温暖的代表，城市人的精神困境是其着重刻画的部分;金仁顺书写了大量现代人的城市生活，时刻保持着冷静的距离感，刻画众生百相;皮皮所涉及的复杂的两性关系和社会热点话题也都是由城市化孕育而生的。

显然，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变化，赋予了东北女作家独有的记忆，她们又将这份记忆有意或无意地嵌入到城市空间，沉浸在怀旧的落寞和希望的期盼中，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意味和鲜明的个性，从中也能窥探出她们的经历与自我表达的内在关系，以及对人性的探索。如此看来，东北女作家并不是缺席城市书写，而是将城市化的显性基因隐形地刻在了自己的叙事中。城市作为背景出现，城市中的各种空间既成为故事发生的场域，也折射出城市形态的发展进程，让我们得以知悉人群所处的生活环境，以及孕育出的性格品格。

新世纪以来，小说创作的关注焦点逐渐从社会问题转向个人生活。个人在时代中的精神处境，很大程度上成为东北女作家的叙事方向。本文以新世纪东北女作家小说为主要考察对象，通过文本细读探讨东北女作家是如何从反思与批判的立场出发，在城市空间的具体意象中体现个体面对时代沉浮时的精神世界。

一、外部城市空间的具象化建构

建筑是城市中最常见的空间，人与城市，其实也是人与建筑、人与人的关系。建筑是一个可见可感的最直观表征，建筑是观察和理解城市历史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于有历史、有故事、有文化的建筑，用文学来表现的难度之一就是如何处理好历史与虚构的关系。①对建筑物的书写既实现了为人物心灵变化找到了承载物，也从空间上为人物行动提供了现实依据。

迟子建的《烟火漫卷》中，刘建国住在一座六层高的红砖老楼，“楼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建造的，所以多年以来历经了水电煤气、暖气的改造工程，以及电话、有线电视和光纤的入户。每一项改造，都要给这楼'刮肠破肚'，弄得它伤痕累累。外墙盘亘的各种明线，以及用水泥打起的一块块补丁，使本就面貌苍苍的它，更显破旧。但这破旧感，只有冬天才会感受到”。①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她的《黄鸡白酒》中：“春婆婆住在玉门街东侧一座三层的红砖楼里，靠近水塔。这一带的房屋，多是洋房和私搭乱建的棚屋，所以这座不起眼的楼，在这里却显眼了。楼是五十年代建造的，最初只有上下水和暖气管线。由于设施陈旧，几十年来被城市建设的洪流裹挟着，几经改造。程控电话、有线电视、网线纷纷入户;煤气罐被管道煤气取代了，而分户供暖的改造，也在争吵中完成了。由于老楼数次被洞穿，它就像一个历经几场大手术的人似的，饱受重创，伤痕累累。”②在两部作品中，相似场景却承载着截然不同的作用。《烟火漫卷》中人物行动和故事发展的空间是刘建国生活的这栋楼，但对环境的刻画主要是为了交待人物的生活状态——长期处在遗失朋友孩子的愧疚中，放弃了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在《黄鸡白酒》中，这幢楼的背景成了故事的重要要素，也是后续情节发展的基础：正是因为分户供暖，才有了春婆婆停了自家暖气坐公交去商场“蹭暖”，为自己糊窗等一系列行动。但两处场景也有着相同的作用—铺设一种苍凉的底色，好似话剧的布景，这老楼一被搭建出来，整场演出的基调就已呼之欲出。在小说中建筑物不再是讲述和表达的对象，而是载体，承载了文化想象、地缘特征和人物的心灵归宿。

小说中用两代人的联系引出了关于城市历史的记录。黄娥为了儿子能在自己死后独立生活，手绘了哈尔滨地图，又因城市的变化而几次修改;于大卫为了能增加找到儿子的希望，常常去拍摄“儿子可能会喜欢”的老建筑。个体成为建筑变化的亲历者，建筑也成为个体生命的见证者。哈尔滨是一个多元且包容的城市，随着中东铁路的建成，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成为国际性商埠。一代代人建造并改变了这座城市，也在这座城市留下了他们生命的经纬。作家在写作过程中用敏锐的观察和细腻的刻画展现了心目中的城市，作家也与书中的人物结缘，走进人物的精神世界。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时间和空间不是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而来的空洞无物的维度，而是脉络相连地存在于活生生的行动本身之中。”③也就是说，任何发展都是有迹可循的，我们探寻城市的历史，不光是要回顾曾经的足迹，也是为了寻求不同的维度去建构城市的审美体验。街巷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载体。它就像一本城市日记中的横线，上面记满了城市的清晨与日暮和人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也像是五线谱，它可以是喧嚣充实的，也可以是寂静无声的。总而言之，它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时间的脚步需要文字来记录，城市的脚步更是需要文学作品来描绘。街道是作家小说中常常出现的一个城市公共空间，是其描述城市生活的重要场所和刻画城市画像的重要参照物。相比城市中繁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和购物中心步行街，迟子建更喜欢将故事安置在小街小巷中。《黄鸡白酒》中就有哈尔滨城区某条街上热闹场景的描写：“这条街上，固定的店铺，有酒馆、面馆、水煎包店、烧烤店、洗衣店、美发厅和旅社，此外还有卖粮油杂货的、卖烧饼切面的、卖蔬菜水果的、卖鸡鸭肉蛋的、卖外贸服饰的。”④城市化推动了固定店铺的出现，也由此有了“商圈”“配套设施”这样名词的产生。“而一早一晚流动的摊贩，数不胜数了，卖粥卖凉糕的、卖金鱼盆花的、卖冰糖葫芦和酸菜血肠的、卖包子饺子的、卖帽子鞋垫的、卖杯盘碗盏的、卖猫卖狗的、卖旧书头饰的，甚至卖假古玩和盗版光碟的，都可看到。”①流动摊位是店铺的雏形，代表着更多的自由和不可控，这样的不可控决定了它们地位的尴尬。城市文明的特征之一是“有序”，这意味着流动摊位的聚集最终都会被城市纳入统一管理，这是城市化不可避免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早市”“夜市”等传统流动摊位聚集的场所在城市中已越来越少见，取而代之的是整齐划一、布局合理、管理有序的室内农贸市场、步行街等。但对更多原始居民来说，这样被改造后的商业街却缺少了些“烟火气”。生活中已经有太多被规定、被管理的空间与事项，这些小摊位的“随意性”成了人们喘息的间隙，就如同春婆婆给这条街起的名字一样——烟火街。每个城市都会有这么一条充满人间烟火气的街巷，可能是家附近的早市，或者下班路上的小摊。这种身临其境的真实给了读者“可触碰”的感觉，它可能不符合城市规划中那种规规整整、有统一牌匾的门市要求，但又乱中有序，自成一派。迟子建总是耐心、细致地塑造着自己文学地图的轮廓和细枝末节。这样的细心里蕴藏着作者对生活和人类个体的热爱和关怀，即便是像补窗这种繁琐又辛劳的事，在作者笔下也可以成为温暖诗意的体验。

如果说街道是城市常见的公共空间，那作家女真小说中的北陵公园则属于沈阳独有的文化空间。北陵公园是目前沈阳最大的公园，是皇太极和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陵墓昭陵所在地，如今成为沈阳的重要游览景点和居民休闲的场所，也是社会风情和生活信息展示与交流的平台。不同于咖啡店和茶馆那种私密空间，公园是一个大众化活动的开放空间。女真擅长以当下为背景，用不同身份和性别的第一人称写凡人琐事。在她的作品里，“我”可以是退休返聘的女教师，也可以是单位里年长的男职工，甚至是还在上学的小学生。这些用平实的语言表现出的单纯的日常生活状态中，总离不开一个“北陵公园”。例如，《点错了赞》紧随当下网络社交平台的热度，故事由“我”因为年龄大了眼睛花了，错给一位同事关于丧事的朋友圈点赞切入，引发了一系列关于人际关系的风波，插叙与儿子在电子产品方面的代沟，实则借这两则事件感慨时代的快速发展与个人步伐之间的差距。《跟梨花说》与直接描述干部“落马”前因后果的小说相比，女真选择了另一个角度—刻画家人的反应。“落马”是个社会事件，很容易让人忽略背后的家庭因素，而文学作品可以对其进行补充，作为家属的大姑姐无法接受其丈夫的堕落，也不堪忍受丈夫犯错带来的压力，最终选择了自杀。出事之前，“我”为了关心大姑姐的情绪，制造了假装与她偶遇的机会：“乔姐说她偏爱人少、清静的路线。我跟随她拐下神道，向着东边的湖岸走去。穿过长长的湖堤，绕到宝城的红墙东面，向北、向西，沿城墙走一大圈，从红墙西边再回到神道，看见清朝皇帝皇太极骑在马上的高大塑像，再顺着神道向南就可以走出公园正门。”③这是一条蜿蜒又私密的路线，大姑姐却可以烂熟于心，行走次数可见一斑，七拐八拐只是为了避开人群选择一个可以独处的角落，这种描述既侧面说明了内心压力的巨大，也说明了这样的心理状况由来已久。

女真的语言平静里蕴含着张力，浅谈辄止，引导着读者自行体会其中意味，既保留了态度，也赋予了读者一定的自由。她的小说叙述是家常的，这种家常赋予作品强大的生命力，也许很难构成经典的一部分，却可以温润心灵。女真用作品带我们走进一个又一个家庭，旁观琐碎的日常，这恰恰验证了文学是人的文学。文学的人民性在新世纪的文学作品中有了新的体现和阐释，那就是日常生活构成写作主体内容，也正是新世纪物质、精神都有了较大满足的社会环境，才能激发出这样的特质。

二、城乡空间的现代性反思

在迟子建的小说中，尤其是专注于城市书写的作品，故事的展开场所都是些“上了岁数的建筑”，除了前述的老楼，还有老旧的四合院（《烟火漫卷》中的榆樱院）、生态保护区内建造已久的观察房（《候鸟的勇敢》）、小城镇的旅店（《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的豆腐旅店），极少有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即便偶尔出现了也是为了衬托怀旧的意味。底色虽然有着浓厚的沧桑与怅然之感，但依然能看出作者心怀温良与善意，故事总是在苦难中开出花，在悲凉中种植希望。就如同春婆婆窗缝间的“梅园”，即便钢窗再怎么被夸得天花乱坠，也不如木窗般是有生命、有“血脉”。春婆婆对于木窗的执着甚至是执拗，似乎也反衬了现代社会中一些人们追名逐利、追求速成的生存状态，讽刺了城市现代化带来的外表同质化。怀旧书写的意味在这一刻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回忆不是目的，反思才是。“一个普遍怀旧的时代和全民娱乐的时代一样，都不可能是一个昂扬向上的时代。”①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各式各样的问题，如何让这些问题得以解决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

费孝通认为：“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②这“乡土性”体现在城市书写中是一种怀旧和一种寻根，也可以是城乡的一种博弈与互动。同时，这“乡土性”还保留着作者们一部分逝去的岁月与回忆，当她们的脑海中浮现“老家”时，她们想到的其实不仅是野地和土屋，还有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和曾经的自己。“60后”的作家们大多经历了一段带有苦难色彩的乡村生活，进入城市写作后，也自然会将这段经历内化、沉淀在作品中。

在文学评价中，总有一种声音认为怀旧似乎就是在回忆苦难。其实怀旧是人类重返记忆的一种习惯，特别是那些难以忘怀的旧日时光。时代的特征各不相同，在被时代裹挟着的洪流中，“我”和“你”都是被时代推动前进，彼此之间拥有着共同的人文关怀，直到一些“传统”被取代。虽然在很多研究中，怀旧通常被认为是历时性的，总是站在当下的时间节点向前翻看，但怀旧其实是一个具有多维立体属性的视域，它不仅可以观照时间，也可以观照空间;不仅可以塑造城市历史，也可以塑造人物情感。空间不是简单的物质堆积，而是凝聚了深厚回忆的场所。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其实也是与过去记忆割裂的过程。

怀旧通常与现代性呈现着一体两面的姿态，或者更准确地说，正是因为有现代性反思才有了怀旧，并由此有了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关系的议题和讨论。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是城乡叙事合体的佳作，吉宽把城里的路灯比作纸幡：“城里的夜晚像白天一样明亮，路灯架上一串串灯泡就像乡下死人时扬起的纸幡。……在一串串纸幡里穿行，我无比沮丧，好像真的是在为某些永远逝去的东西送行。那逝去的东西是月夜，寂静，空旷，是吱吱扭扭的马车。”③初进城的不适感和悔恨已跃然纸上，进城务工早已成为城市化背景下农民无法抗拒的选择，这其中既有难以按压内心欲望的主动追求，也有源于种种无奈的被迫拉扯。孙惠芬没有采用奋斗者的视角去诠释“进城”这一主题，是因为看见了现代化生活的虚无一面，“如果一切没有意义，那我们为什么要奋斗要改变！”④作家通过城与乡的对照，点明了当下人们的普遍困惑。据孙惠芬自述，吉宽的原型是她在乡村采风时看到了一位“年富力强、不外出打工、打扮干净地游逛在乡野上”的懒汉，在那一刻，孙惠芬想的是：“一个懒汉所看到的世界，一定比一个奋斗者看到的世界更丰富更纯粹，因为只有不动，才会更深刻地感受天、地、自然，感受风、雨、万物。”⑤结合作品中吉宽多次表达对老家农村的怀念和偏爱，以及对城市生活不舍又嫌弃的矛盾复杂态度，我们可以认为，懒汉的“懒”虽然表意是不思进取，但吉宽这个角色实则承载了更多：他既是孙惠芬“怀旧”的载体，也是她书写个人如何被卷入时代风暴的一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