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新武侠小说中的“乌托邦”叙事空间

20世纪中国武侠小说一般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民国武侠时期、①新武侠时期、内地“新派武侠”崛起时期。②其中作品最为丰富且对武侠文类影响最大的当属新武侠时期。所谓中国新武侠时期是指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国武侠小说创作。这一时期中国武侠小说的创作中心由内地转移到港台地区，代表作家有香港的梁羽生、金庸、温瑞安、黄易等，台湾的古龙、司马翎等。从提出“以侠胜武”的梁羽生，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金庸，再到追求自由无羁的古龙，还有将时代政治、阴阳学说及哲学融于武侠的黄易……新武侠时期小说家将传统武侠的“侠义”精神与现代“人文精神”相结合，将“武侠小说的'侠'的观念——一种历史记载与文学想象的融合、社会规定与心理需求的融合，以及当代视界与文类特征的融合”③完美地呈现出来。我们可以将20世纪新武侠小说的文学意义理解为文学内容的虚构性与想象性创造，文学形式的多元吸收与当代融合。其文化功能则更多地指向当代视界下，个体生存困境的逃避与突破，对社会环境的批判与反抗。

一、新武侠小说的叙事空间

新武侠小说作为20世纪中国乌托邦文学的代表，其最为重要的乌托邦特质之一在于重新建构与定义的“乌托邦”叙事空间——“江湖世界”，并由符合大众审美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侠客形象呈现，成为20世纪“文学乌托邦”中一抹独特的东方色彩。

新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世界”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存在。“江湖”区别于“武林”“绿林”“山林” 等，“江湖”并非天然与武侠小说产生联系，“武侠”的世界也并非一成不变。“江湖”的最初含义是具体地理方位与泛化地理范围的指代。江湖原指江河湖泊、三江五湖（如《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后又被解释为“四方之地”（如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有“江湖未静，不可让位”之说）;还作“隐士所居之所”之解（如《南史·隐逸传序》中有“或遁迹江湖之上，或藏名岩石之下”的记载）。关于现实社会中的“江湖世界”，吴昊考证为：“'未入江湖想江湖，入了江湖怕江湖。'——旧中国下流社会，都泛称江湖，它有自己的法则（有戒条和暗语等），有自己一套价值观念（例如义气和盟约），也有自己的组织（例如帮会或山寨等）;行走江湖的人，为了生存，需要遵守这些法则和依附于某个组织，有时是不可自拔的，便有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感受了。”①

从现实世界中的实体空间转变成文学作品中的特定空间，“江湖”一词开始具备了文学意义与文化价值。中国古代游侠重视的“武”，是一种重情义、讲诚信的“任侠”气质。侠客们要想行侠仗义，实现个体价值，必须具备江湖世界最为重要的品质之一——“侠义精神”。“江湖世界”的“侠义精神”并非一成不变，到唐代的豪侠小说，汉代消失的“侠客精神”与“江湖世界”才被重新置于重要地位，“江湖”成为侠客活动的重要场所。如《聂隐娘》《红线》《无双传》《兰陵老人》等小说中为数甚多的游侠最终归于江湖。到宋元时期， “江湖”二字已成为小说中重要的存在，杀伐之气日渐盛行。从明清到民国时期，旧派武侠小说层出不穷，“江湖”不仅成为小说内容展开的重要背景，更是书名的重要选择。如姚民哀的《江湖豪侠传》、陆士谔的《江湖剑侠》、赵苕狂的《江湖怪侠》、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赵焕庭的《江湖侠义英雄传》等。20世纪以后，“真正属于侠客的，只能是'江湖'。'山林'主要属于隐士'绿林'主要属于强盗（或义军）”。②在20世纪50年代的新武侠小说时期，“江湖”已经成为正统武侠小说的重要标志。作家也习惯以“江湖”为题，如司马翎的《人在江湖》、温瑞安的《闯荡江湖》、诸葛青云的《江湖夜雨十年灯》、梁羽生的《江湖三女侠》等。被后世读者津津乐道的金庸的《笑傲江湖》，不仅在书名上突出江湖背景，更是将行走江湖的侠客心态完美地呈现出来。③

由此可见，经过不同时代的演变，“江湖”的内涵已经从指代具体地理方位、泛化地理范围，以及现实社会中的真实存在，逐渐发展成文人笔下表现隐逸之情的特定空间存在，大大丰富与提升了“江湖”的文学与文化价值。20世纪之后，“江湖世界”成为新武侠小说空间概念的特指（即江湖作为武侠小说的故事背景，其地理意义逐渐消失，文化意义被凸显出来），小说内部空间（江湖）与人物（侠客）关系、“江湖世界”的场景建构及其正反两面性等，都彰显了新武侠小说“乌托邦”叙事空间的独特意义。

武侠小说依照其表现对象的可信程度，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近于神魔，多剑仙斗法腾云驾雾一类奇迹;第二类偏于历史小说，借用一定的历史事件与人物来驰骋想象;第三类处于虚构但并非神怪，着重写江湖风波与武林争斗。”④新武侠小说大多属于后两种类型，虚构与想象的“江湖世界”也建立在这两种基础之上：其一，一定的历史场景与现实基础，既方便作家引入具体的江湖规则与武打技击方法，又不乏写实之感;其二，作家独特且天马行空的想象性场景建构，“小处写实、大处虚拟，可爱而未必可信，介于日常世界与神话世界之间”。⑤这是新武侠小说亦真亦幻、虚实结合的风格创新，又是“乌托邦文学”特质——想象性空间建构的重要体现。新武侠小说家建构出的想象性“江湖世界”主要分三类：一类是自然地理环境中的奇观之所，如荒原大漠与悬崖山洞;二类则是人造的法外之地与化外之地，如新武侠小说中各种类型的寺院道观;三类是远离尘世的人造世外桃源。这三种场景都是通过作家想象创造出的“空间乌托邦”，其特质表现为区别于现实世界和不为人知、与世隔绝的想象性空间存在。

以自然奇观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江湖世界”，是对现实场景的虚构性加工，在视觉效果上营造出一种突兀之感。悬崖的隆起与山洞的下陷，亦或是荒原大漠的辽阔壮美，都增添了武侠小说的场景转换，同时也使武侠世界的叙事背景更加多变。而环境的特殊性也成为侠客武功提升的重要条件之一。新武侠小说借环境的神秘性强调武功修习的艰难，通过“行侠”轨迹的变换体现侠客性格的转变等。如《笑傲江湖》第八回令狐冲于玉女峰上面壁思过，作者写道：“当年华山派的祖师以此危崖为惩罚弟子之所，主要便因此处无草无木，无虫无鸟，受罚的弟子在面壁思过之时，不致为外物所扰，心有旁骛。”①侠客在“绝境”大多会 “逢生”，新的转机或机缘增加情节发展的悬念。② 《萍踪侠影》第十八回中，张丹峰被困洞中，偶得《玄功要诀》，练就绝世武功。《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因毒发无药可解，为救杨过跳断肠崖，却在崖底水潭修习16年，终得生机。除此之外，小说家会为自然奇观赋予“江湖”的文化意义，如通过大漠与荒原显示出武侠整体风格的悲凉与壮阔，激发出侠客“赴士之厄困”“不爱其躯”的豪情壮志，这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豪情壮志，必然需要在具备崇高与壮美的名山大川、奇峰异景的环境中得以催化而升华。③

新武侠小说中依照现实基础对特定场景（如寺院道观）进行想象性加工，其主要功能是江湖世界的“政治权力”。在20世纪初民国武侠时期，关于“江湖权力”的设定已经出现在小说中，到了新武侠时期，以武功为基础的权力划分更是江湖秩序的重要体现。按照小说家喜好与写作需要，江湖被划分为各种派别，如名门正派、草莽帮会、正教邪教、官府衙门、绿林盗贼等。④这种江湖权力的划分，已经大大超出《水浒传》中水泊梁山所代表的空间模型，更无法简单归类为某种理想社会的缩影。这一类“江湖场景”代表了新武侠小说伦理化的“权力想象”。如“少林武当、五岳剑派”等正统门派正是江湖规则的权威代表。但是，这些江湖之地却并非远离世俗的存在，反而使“江湖中人”陷入无休止的权力争斗。这正是新武侠小说空间建构不可避免的异质化表征，是新武侠“乌托邦空间”正反两面性的合体呈现。如《笑傲江湖》中的华山派掌门岳不群与嵩山派掌门左冷禅，为了抢夺林家祖传的《辟邪剑谱》，使出栽赃陷害等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于江湖德高望重的少林寺方证大师，在救令狐冲时，虽有心传他《易筋经》疗伤，也要求他必须入少林门下做俗家弟子。连江湖中最具权威的名门正派尚且如此，“江湖世界”的腥风血雨可见一斑。

新武侠小说江湖中的人造世外桃源是最具想象性与虚构性的空间场景之一。如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中黄药师的桃花岛，《天龙八部》中姑苏王家的曼陀山庄;古龙小说《多情剑客无情剑》中林诗音的居所梅花园等都是这类场景的典型代表。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得到《九阳真经》的白猿谷是一个无名山谷， “四面高山环绕，似乎亘古以来从未有人迹到过。又是四面雪峰插云，险峻陡峭，决计无法攀援出入。这完全就是世外桃源，人间仙境。一个无人世界啊，也只有张无忌进去过”。⑤这类世外桃源常年风景如画、四季如春。

可以说，新武侠小说世外桃源般的空间想象，延续了中国古代文学“乌托邦”传统中重要的“桃源情结”，是作家与读者心中对理想社会的设想，是借江湖世界寄托对公平与正义的愿望。

二、新武侠小说叙事空间的“乌托邦”特质

无论从小说背景与其内容的展开，还是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发展与行侠目的，20世纪中国武侠小说都离不开神奇而独特的“江湖空间”。新武侠小说中各具特色的“江湖场景”是“乌托邦文学”区别于现实世界、不为人知且与世隔绝的想象性空间的重要代表。那些美好又险恶的江湖之地显示出正反两面的“乌托邦”特性。这种想象性空间继承了中国文学传统（如理想乐土、桃源想象等），也借鉴吸收了西方“乌托邦文学”关于理想社会与制度建构的理念，是新武侠小说“乌托邦文学”的意义体现——“空间”之“离心力量” 和对个体生存方式的质疑、反抗与批判的“寻找他性”精神，以及现代“乌托邦”的娱乐精神。

作为20世纪“乌托邦文学”的重要分支，发轫于50年代的中国新武侠小说中“江湖世界”的建构理念更为集中地体现了“乌托邦文学”区别于现实世界、不为人知且与世隔绝等特质，是“乌托邦文学”的叙事特质。新武侠小说“江湖世界” 的想象性来源于中国古代文学中“不存在之地” “理想乐土”“无何有之乡”等传统描述，又来源于以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为代表的关于“桃源幻境”的永恒想象。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无论是《逍遥游》中 “无何有之乡”的理想社会环境与人际关系的描述，还是《诗经》中对“怀旧式”美好往昔的遥想，抑或是《孟子》中对“仁政”的理想化政治设想，都是中国文学最早的“乌托邦想象”范例，展现出典型的“文学乌托邦”特性。到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记》时，创造了这个“与世隔绝”且“不可说不可知”的世外之地。首先在空间上展现出与世俗生活对立的隔绝与自在，营造出一种时间的静止状态，这种封闭却自足自乐的“桃源幻境”被永久地根植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中。钟嵘在《诗品》中强调其个人化“隐逸”描写之高超，并盛赞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作品呈现出颇具想象性的社会生活构建与社会制度创新。正因此，陶渊明的“桃花源”成为中国“乌托邦”精神的重要代表，展现了中国的“乌托邦文学”独特的空间意义。近代以来，康有为在《礼运注》中谈及“大同理想”成为“乌托邦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中国化实践，又在《大同书》中建构了一个没有家国、没有阶级与私产、重视教育、两性平等且追求个性解放的“大同世界”。这一承袭了中国文化想象中源远流长的“大同”思想，是中国“大同”理想与西方 “乌托邦”思想的一次现代化融合。与中国传统观念遥遥相对的是西方“乌托邦文学”关于叙事空间的想象。从“乌托邦”的概念提及的“理想之地”与“幻想之地”，到“乌托邦文学”对完美理想社会的设想，都是新武侠小说叙事空间的“乌托邦”特质的真实写照。

“'乌托邦'含有双关之意，它是由希腊词eutopia（好地方）和outopia（不知道的地方）构成的。”①“这两层含义——好地方，指理想之地; 不知道或没有的地方，指概念或幻想之地。”②

虽然经过不同时代的发展与丰富，“乌托邦” 一词逐渐从对理想社会制度的讨论发展为广泛的文学表达。甚至有学者认为“政治论述式的乌托邦应该予以剔除，严格意义上的乌托邦就是文学乌托邦”。③但“乌托邦文学”仍然诠释着“乌托邦”的基本概念，任何“乌托邦文学”的叙事模式必然包含对空间的探索与构建。如学者姚建斌考察了16世纪至19世纪末期的英国乌托邦小说，并以此为例，将西方乌托邦文学的叙事模式概括为：“1、故事情节简单;2、人物不是这类小说关注的中心;3、叙述方式多为回忆式对话体，采用顺序与插叙交替形式;4、故事线索为历险（航行或海外探险），其中需要设计对神秘空间的发现;5、通过对'乌托邦式'的空间发现，描绘与展现一种 “理想与完美”的社会制度;6、对乌托邦的寻找与描写，主要是为了同现实中的国家形成对比，给人以希望的指引或批判的理由。”④这一论述中强调的“乌托邦文学”对“乌托邦”式的空间发现，以及以此展现的完美社会制度等“乌托邦”内核，在20 世纪“乌托邦文学”中得以延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