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精神”之冀望和百态人性之绽放

自20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斯诺编译《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Living China：Mod- 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以来，英语世界的汉学 家、翻译家、华裔学者、作家等开始编译各种类型和题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选集：有整体性的，如刘绍铭和葛浩文编选的《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 ture）;有专门译介小说、诗歌、散文等的，如穆艾利和迈克·史密斯合作编译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精选》（Selected 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 ries）;有聚焦特定主题的，如张明辉编译的《红土地上的女人：中国现代女性诗选》（Women of the Red Plain ;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 Poetry）。这些英译选集对大规模推介中国现当代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1年由哥伦比亚出版社出版的《百花齐放文集》（Literature of the Hundred Flowers）聚焦特定 历史时期（“百花时期”）的文艺争论和文学作品。该文集由华裔作家和翻译家聂华苓编译，历时5年完成。①《百花齐放文集》受到诸多汉学家的肯定。林培瑞称这部译作首次向西方读者介绍了那段“叫人不得不为之称颂”的时期;②何谷理盛赞它是“金山般重要的原始资料，翻译细致，准确传达了译者对百花运动影响作家和文学的关切”;③白安尼也表示，“这部选集对我们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那鼓舞人心的一幕具有重要意义;初读甚为惋惜，而后精神为之振奋”。④《百花齐放文集》分《批评与辩论》和《诗歌与小说》上下两卷。文学作品集中在下卷，共收录22位作家（艾青、卞之琳、丁玲、萧军、冯雪峰、王蒙等）的作品，其中诗歌47首，小说和小品文各7篇。对于这部分文学作品，本文以“百花文艺集”称之。该选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它是“按照一定的选择意图和选择标准，在一定范围内的作品中选择相应的作品编排而成的作品集”，它反映着编者（或出版商、赞助商等）的取舍标准，“阐明、张扬某种文学观念”。⑤本研究将结合副文本（聂华苓的访谈和其在作品中撰写的前言、译者序等），探讨聂华苓编译“百花文艺集”的目的和翻译策略。

一、“百花文艺集”之编：“百花精神”之冀望

目的是翻译研究常讨论的主题：译者的基本目的，如以翻译谋生;文本的交际目的，如翻译文本被赞助商、翻译活动发起人等用作文化交流或形象宣传;译者选用特定翻译策略的目的，如保留原语语言结构以传递语言的异质性。①翻译研究长期关注翻译的目的，但译者的目的同样值得关注。②在讨论聂华苓编译“百花文艺集”的目的之前，我们可以从另一部作品上找到些许关联和答案，那就是197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重放的鲜花》（下文简称《鲜花》）。《鲜花》把“百花时期”的文学作品呈现给当代中文读者，而“百花文艺集”则首次将它呈现给英文读者。按照《鲜花》的责任编辑左泥的意思，当时出版社计划整理那段时期的文学作品，但考虑到周期长，资料收集困难，最终决定先把部分作品汇编出版。③聂华苓在编译“百花文艺集”时亦有同样想法。她在《百花齐放文集》的前言中提到，那些被批判的作品也被收录在本文集的下卷中。④从出版内容来看，“百花文艺集”可看作《鲜花》在英语世界的继续“开放”。

（一）《鲜花》“重放”之目的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明确表示要正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促进新时期文艺工作的发展。1978年12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界的思想解放“首要任务就是理清'左'与'右'的性质”，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这些被批判的作品“获得了某种天然的合法性而从'左'与'右'的纠缠中脱身而出”，得以出版。⑤

《鲜花》“重放”有两点现实冀望。第一，解放编辑界的文艺思想。由于“四人帮”在“文革”时期对“十七年”文艺作品大张挞伐，编辑出版工作陷入呆板的条条框框中;此时思想解放的浪潮初起，百姓对文艺的需求如饥似渴，这亟待编辑者的思想解放，而《鲜花》的出版正是编辑界思想解放的尝试。第二，为“文革”时期受批评的作家和作品正名。1978年全国右派已经“摘帽”，但“十七年”文艺作品的性质还未有定论，尤其是“百花时期”的文艺作品。上海文艺出版社在讨论是否选录流沙河的《草木篇》时就有争论，但最后编辑部本着解放文艺思想的想法，毅然决定将其选入《鲜花》。

《鲜花》“重放”还有铭记历史、总结30年来经验教训之目的，借此可开启重评和反思“百花文学”之路。从文学精神来看，《鲜花》“重放”是对文学的严肃性的回望。谢冕在《1956：百花时代》总序中提到，在当下商业化和快餐化的时代，文学和作家们肩上的那种负荷突然减轻，狂欢纵情的文学姿态赶走了20世纪的文学焦虑和文学期待，我们为“文学对历史的遗忘和对现实的不再承诺而感到严重的缺失”。⑥《鲜花》正是对那个特殊时代的铭记，它既表现出“文革”前作家的文学焦虑，也应和了“文革”后读者的文学期待。从文学实践来看，《鲜花》的“重放”肯定了“百花文学”在文学体裁、主题、艺术、风格上的变异和革新：这些作品在“重放”之后，引发全国文艺界的轰动，被读者热情捧读。⑦是什么样的革新和变异让“文革”后的读者和文艺界都反响强烈？“百花文学”的创作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表现出两种强烈的倾向：一种是强化文学的社会性，即要求“加强创作的社会政治干预性，要求作品更多承担揭发时弊、关切现实缺陷的责任”，一种是回归文学的纯艺术性，即容许文学不再承担社会意义，但要加强“对个体的生活和情感的价值和独立性的维护”。①前者指的是“干预生活”的创作主张，“要揭露生活的阴暗面”“要写真实”;后者指向“重人情人性”的创作主张，大胆表现个人情感，大胆挖掘人物心理，大胆塑造人物形象，回归内心。这两种创作倾向看似背道而驰，实则殊途同归，都指向作家竭力摆脱精神意识的控制，反对作品中公共生活和私人情感的缺失。

综上，《鲜花》“重放”的目的既是为解放编辑界的思想，为曾经受到批判的作家和作品正名，也是为纪念和延续这些作品中的“反官僚主义”“干预生活”和“重人情人性”等回归感情世界的创作精神和创作主张。尤其是后者，它表达了新时期文学延续“百花文学”创作精神的冀望。

（二）“百花”“重放”之目的

尽管我们无法进入作者的脑袋去读懂他创作的真正意图，但是许多外部文本也能给我们提供诸多线索，包括作者为作品所起的醒目的标题，所作的前言或者序，作者本人的形象（身份、意识形态、生活经历等），出版商的信息等。②美国汉学家何谷理认为，《百花齐放文集》的编译表达了聂华苓作为编辑和译者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期待。③在文集中，聂华苓撰文两篇：《前言》（Pref——ace）和《百花重放-二十年后》（The Second Flower-After Twenty Years）。在这两篇文章 中，我们同样能看到聂华苓对中国新时期文学延续“百花文学”精神的冀望。

这种冀望首先表现为聂华苓对中国作家身上的社会意识的肯定。《前言》的主要内容是聂华苓对“百花时期”作家和作品的看法。虽然未提及编辑“百花文艺集”的意图，但她的论述中存在这样一种元话语，即中国作家普遍具有社会意识。在提到中国作家的共性时，她反复提及这样一种观点：中国作家有着强烈的矛盾心理，在意识形态、想象自由、社会意识之间顾念丛生，徘徊游走。她说艾青代表着现代社会中文艺家的困顿，那就是意识形态逻辑和想象视角的冲突。作为社会主义工作者，作家应该从无产阶级的角度来塑造人物形象，但又因他是文艺工作者，所以他同时得按照文学的标准来塑造人物。我们很难在西方作家身上看到这种剧烈的心理冲突，因为他们没有借文学作品来肩负社会责任的传统。所以林培瑞提到，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作家对中国作家在“文革”时期的境遇表示同情，但是他们又如何能体会到那种作品在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感受？④聂华苓在中国作家身上看到了这种独特的社会意识，“他们将自己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把自己认作特殊的社会群体，把写作当作社会工作……作为中国人，他们有一套特殊的生活价值观;作为作家，他们有一套特殊的人类—社会观”。⑤

聂华苓在《前言》中未直接言明她如何看待这种镌刻在中国作家身上的社会意识，但在《百花齐放文集》出版后，她在采访中大篇幅提及她对中国作家的这种创作意识的认同。她说无论是大陆作家还是台湾作家，他们身上都具备着中国文人“文以载道”的传统，而她自己也存在这种“撕裂感”，一方面同情作家在“文革”中的遭遇，一方面又乐意看到中国在历史进程中的进步。作为作家，她会坚持文学的艺术性，但作为中国人，她会去想，应该如何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⑥

这种冀望还反映在她在《百花重放——二十年后》一文中对国家领导人和“摘帽”后的几位作家观点的引述上。他们的观点主要表现为：呼吁文艺思想的解放和文学创作的自由。聂华苓援引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①援引夏衍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词中关于创作与时俱进的讲话，“世界在变，社会在变，人的思想也必须适应客观实际的变化而变化”。②在文艺创作方面，她援引的作家几乎一致地表达了延续“百花时期”创作倾向的冀望。如江丰提到，既然文学要反映社会现状，那么文学也应该揭露社会中某些丑陋的现状;也有作家提到，文学和艺术应该继续“干预生活”的主题，继续揭露社会中的“官僚主义”。这篇小序中，聂华苓基本未直接表明态度，但假他人之口以言己。

除大篇幅援引重要人士的观点外，聂华苓也在文章多处暗示她对延续“百花精神”的期许。如聂华苓特意将这篇文章取名为《百花重放——二十年后》，与《重放的鲜花》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表意为对“百花时期”文学的纪念和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冀望。而且她在文章开端就表示：“'百花齐放'方针已经被写入宪法了，知识分子不再被视为需要改造和教育的群体，他们是党值得信任的坚实力量。”③这种兴奋在后来的访谈中表现得更明显：“你知道吗？当我们在编译这本《百花齐放文集》的时候，百花运动又重新在中国开展起来啦。还是那样的事，那样的话。你看到的话一定会万分惊喜！”④《百花齐放文集》为聂华苓历时5年的呕心沥血之作，其中“百花文艺集”在英语世界的“开放”与《鲜花》在中国的“重放”一样，寄托了她作为译者和编者纪念和延续“百花文学”创作精神的目的。

二、“百花文艺集”之译：百态人性之绽放

本雅明说翻译是原作的延续。⑤聂华苓在编译“百花文艺集”时，表达出延续“百花文学”创作精神的冀望，即延续“反官僚主义”“干预生活”“重人情人性”的回归感情世界的创作主张。这种冀望投射在她对“百花文学”的翻译中。下面对“百花文艺集”中两篇小说 The Village in August （《八月的乡村》）和The River Shines over the Sang- kan River（《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展开分析，探究聂华苓如何在这两篇小说中强化“重人情人性”的姿态。

（一）重构八月乡村的悲剧爱情

《八月的乡村》是萧军的长篇代表作，它描写的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革命军在东北大地上与敌伪军队、汉奸地主武装展开激烈战斗的故事。小说本身具备浓厚的革命政治意义。萧军提到他在起笔时就把它当作是革命的颂歌。“我是作为宣传品来写的，为求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这一点是后来有的思想），写出来发挥政治作用。艺术上是朽还是不朽，我没有考虑”。⑥“百花时期”的创作倾向之一是加强人性的探讨，向“被忽视的个人生活和感情空间开掘”。⑦为凸显“重人情人性”的创作主张，聂华苓在摘译《八月的乡村》时，通过对材料的筛选和重构，着重展示了主人公唐老疙瘩与李七嫂的生死恋情，从而淡化了两人身上的革命色彩，稀释了作品的革命主题。聂华苓在以下三个层面对原著进行重构，向读者展示了另一个版本的《八月的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