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谣言生产者”与90年代大学人文知识分子

格非的《欲望的旗帜》的叙述始于大学哲学系教授贾兰坡的“非正常死亡”。这桩“非正常死亡”事件触发大学内部谣言的“生产”与“产生”，同时也成为反观小说中大学人文知识分子现实状况、精神动向的认知途径。从“贾兰坡之死”出发，不同叙述者往往由于个体的主观诉求而使相关信息最终被导入迥异的传播轨迹，形成迥异的传播效果，并有可能成为谣言。而在20世纪90 年代大学的封闭（或半封闭）空间形态遭打破后，已然被丑化的大学人文知识分子恰恰可能成为谣言的“生产机制”的始作俑者，这在一方面也联系着信息传播者与接受者的经验限度问题。此外还需要指出，谣言通过相应的“生产机制”最终将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捆绑在一起，形成具有特定利益关系与进行“知识资本”转账的组织结构。

一、“贾兰坡之死”：谣言是如何产生的

格非的《欲望的旗帜》叙述始于一桩上海某大学哲学系教授贾兰坡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小说也是围绕“贾兰坡之死”的未解真相与同期召开的学术会议进程展开。但直到小说结尾，贾兰坡教授的死亡真相依旧无从得知——其“非正常死亡”更像是格非延续自80年代先锋文学时期在叙事策略上惯用的“虚晃一枪”。而《欲望的旗帜》更值得探讨的则是贾兰坡去世后其所任职的大学哲学系同事与学生对于他“非正常死亡”的看法，以及相关的言行表现、心理波动。贾兰坡离世之后，大学校园内谣言四起，分析相应谣言的 “生产机制”，也是一种反观大学人文知识分子生存状态与精神意绪的考察途径。

美国社会学家特·希布塔尼在对谣言进行定义分析时指出：“谣言总是起源于一桩重要而扑朔迷离的事件。”在其看来，谣言的出现与转变 “既是一种信息的扩散过程，同时又是一种解释和评论的过程”。①而有关贾兰坡教授死亡信息的传播、扩散，包括信息在接收后的改编，则首先使得贾兰坡作为上海某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学界泰斗等身份所具有的神圣性、权威性发生动摇。小说《欲望的旗帜》里，谣言的产生方式与传播途径主要来自个体经过道听途说，同时为了迎合某种主观诉求（或低级趣味）而将接收的信息进行改编后的二次传播，而谣言在多层传播后往往会形成出人意料的转变。很显然，有关贾兰坡教授的谣言在其“生产”过程中，言说者与听众更为在意的是老教授讳莫如深的私人情感生活，贾兰坡的死亡真相反而不再那么重要。通过几名叙述者之间的信息传递与谣言形成，读者能够意识到他们所认为与评价的贾兰坡，其实也是他们希望向外界呈现的贾兰坡。

谣言涉及的贾兰坡疑云密布的私人生活，甚至可以认为是一位学界权威的情感丑闻，这也涉及了中国知识分子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身份祛魅问题。而谣言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贾兰坡复杂面目的还原，这也需要联系到信息借助媒介渠道传递时相关叙述者的视角、形式、立场。在各种指向贾兰坡的谣言中，贾兰坡的婚外情对象——哲学系资料室的年轻女员工成为无法避开的“环节”。相比于贾兰坡的部分学生试图借由这个“环节”强调其在婚姻关系里的不忠与道德层面的荒唐，张者的回忆则从一个更有意味的角度传递出贾兰坡难以自我调和的言行背反与精神二重性：一方面，贾兰坡在电影院与年轻女员工幽会时做出种种令旁观者感到难以置信的猥琐行为，但当贾兰坡因为电影当中的若干片段而自然地流露出某种体现专业素养的审美共鸣时，张者又感到自己“早已原谅了他此前种种卑琐的行径，因为他毕竟听懂了这个旋律，受到了震撼。他毕竟在流泪”。①由此而言，从“贾兰坡之死”出发，其死亡真相与隐秘的私人情感往往因不同的叙述者而被导入迥异的传播轨迹，形成迥异的传播效果，而叙述者本人又很有可能成为信息的 “中转站”。“中转站”的特点在于将接收到的信息依据符合自我特定情感表达与利益诉求的要义进行“改编”，而可以看作“中转站”形成根源的则是“他感到他牵扯到信息之中，希望与他人分享他的感情”。②如曾山的师兄宋子衿以导师的“非正常死亡”作为切入点，不断强调的却是自己充满谎言的艳情，包括为弥补艳情所导致的疏漏而不得不前往杭州解决——尽管他之后也承认所谓的杭州之行不过是自己有意为之的虚构行为（并不存在而又让人信以为真的旅行以及旅途中火车无从谈起的沿途轨迹，恰恰如同“贾兰坡之死”的相关谣言的传播形式与传播效果）。此外，他还试图向外界暗示贾兰坡的遗孀在丈夫死亡的那晚与一名陌生男性非同寻常的会面。至于曾山的同事老秦则希望利用混乱之机实现自己意欲在学术会议间隙达成的“计划”，因此他也通过信息的 “中转”将贾兰坡的死亡之谜转变为有利于自身现实处境的谣言。曾山本人更为在意的却是导师追悼会上师母与慧能院长异常暖昧的“零互动”。相关叙述者或有意或无意地“生产”出契合个体情感意志或利益诉求的谣言。谣言一方面逐渐远离与“元信息”相关联的现实真相，而谣言在人际关系网中的传输、接收、改编、循环、扩散，则构建起使谣言具备逻辑性与说服力的信息空间。

如果将曾山供职的大学哲学系视作特定的信息空间，谣言在这一空间内部的传播路径、传播效果也折射出空间内部相应成员对于谣言所涉及对象的认知态度。一定程度来讲，在谣言被接受者获取之前，谣言接受者就已然对于诸如贾兰坡、宋子衿等知识分子对象做出如下基本判断：表里不一、虚伪狡诈、无聊低级……与其说他们选择相信那些实质上存在显而易见破绽的谣言，倒不如讲是他们乐于看到相关谣言匹配他们根深蒂固的认知观念。这不仅能使个体满足某种不足为外人道的窥私欲与低级趣味，且能以理所应当的姿态表达道义层面的愤慨。贾兰坡去世前后，小说中的相关人物就表现出对于信息极其敏感的捕捉与编织。即使在学术会议现场，知识分子之间津津乐道的话题也绝非学术议题，而是若干捕风捉影的秘闻，至于学术本身，在如此情况下反而形同鸡肋。当个体向其他人输送毫无切实依据的信息，其也获得了与信息相联系的话语权力——他懂得如何切割、编辑（甚至是虚构）信息，以怎样的口吻语气向面前的对象传递信息，包括在信息传达后所获得的预设的反馈。《欲望的旗帜》所描绘的大学人文知识分子们恰恰是通过施展自我如何编织信息的话语权力，获得无从谈起的精神满足感。这也是“欲望的旗帜”这一题名内“欲望”的另一种指涉对象，一种虚无缥缈却又暗潮汹涌的 “欲望”。

二、告别“围墙的时代”：“谣言生产者” 的心理结构分析

1993年3月，北京大学基于“产学研”相结合与商业资源充分利用的整体规划思路，决定将学校南门两侧约600米长而又“墙体年久失修，高度又矮，商贩很容易翻墙而过”的南墙推倒，并在这一区域开办面积约为2.5万平方米的科技文化商业街，“让打算入驻的商户预付租金，做到边建设边投资，滚动建设”。①这一决定在当时引发了北大校内外的广泛争议。《文汇报》记者在跟进报道此事时，曾意味深长地写道：“北大告别的不仅仅是一堵围墙，也许还是一个围墙的时代。”② 1993年的“北大南墙”事件，恰恰与本文相关论述有所契合。《欲望的旗帜》中大学内部谣言的散播、传递、编织，正是身处已然崩裂的“象牙塔”的部分知识分子面对商业气息涌入时的具体反应。而《文汇报》报道“北大南墙”事件时言及的“围墙的时代”，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谱系中也指涉身份层面的独特性与权威性。生存空间的封闭（或半封闭）性质，促成了相应类型知识分子（如大学人文知识分子）对于话语权力的掌控与施展，而谣言的“生产过程”则是在空间开放格局下对于知识分子原本牢牢掌握的话语权力的瓦解。考虑到北大南墙的推倒与商业街建设时间（1993）、《欲望的旗帜》的发表年份（1995）与出版年份（1996），③格非这部长篇小说其实也可以认为是承接“北大南墙”事件之后的思考，即大学人文知识分子在“围墙的时代”终结后将会处于怎样的生存状态？相关充满悖论的现实状况为何具有必然性？

颇具意味的是，作为“被谣言”对象的宋子衿、老秦也在谣言的传播中，成为污名化、丑化大学人文知识分子的始作俑者。他们屡屡通过谣言强调导师、同事极其不堪的一面，显然他们意识到只有假借谣言不断否定知识分子的身份意义，才能拓展谣言的传播领域，提升谣言的传播效果。宋子衿、老秦等大学人文知识分子在“生产”谣言的过程中也投射出知识分子缥缈的精神幻象。宋子衿等人往往会将精神幻象设置为谣言的“生产背景”，而他们又因这些主观构建的“生产背景” 获得微妙的满足感。他们通过处理、切换、剪辑信息，选择性地进行叙述表达与情感彰显，即让外界应该相信什么，同时让外界不应该相信什么。当谣言以特殊形式最终呈现在接收者面前时，伴随谣言而来的是更能体现“谣言生产者”主观情感态度的“暗示”。比如他们之中的部分人似乎更希望公众关注到贾兰坡作为国内知名学者在私生活方面的不检点，并由此揭示出其形象身份的塌陷。而宋子衿在谎言与欺骗里催生出的自我幻想，为其创造出另一个更具支配性的精神空间。此外，曾山的其他同事并没有过多犹豫就选择接收并继续传播与改编有关贾兰坡的谣言。他们在受到谣言中若干内容吸引的同时，很自觉地成为谣言继续畅行的传播媒介。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也是谣言的“生产机制”中不应忽视的构成部分。

此外，“围墙的时代”的逝去也使得一种限定在封闭（或半封闭）空间内的身份秩序不再显得那么确定无疑。空间的开放，使得大学人文知识分子与公众之间的距离缩短，这一情况下，知识分子长期以来的“神圣说辞”往往因现实当中知识分子暴露出的不堪的面目（这也是距离缩短后的结果）遭到公众的质疑与嘲讽。90年代一部分群体对于知识分子的污名化与丑化，恰恰是基于知识分子原先对外呈现的自我塑造与定位。与此同时，80年代很长一段时期国内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种畅行无阻的话语权力开始受到公众的挑战。

面对谣言，普通个体往往需要在理性判断与主观情感之间做出选择。《欲望的旗帜》关于贾兰坡种种“死亡谣言”的传播与改编，则说明谣言的接受者在此时放弃了对于谣言来源与传播路径的理性思考，而是以复杂却又强烈的情感去认同那些存在明显破绽的谣言，转而发布以自我现实诉求为中心的全新的谣言版本。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个人化的行为实践，但倘若个人化行为形成普遍趋势，则表明针对知识分子出现的谣言带有某种群体意志色彩。而曾山、张末等人的困惑在于他们无力辨析、反驳、抵抗这种群体意志的不合理性。曾山与张末两人在肝炎病区平房前 “泪流满面地亲吻”，①便成为大学人文知识分子在90年代中期所形成的精神困境的注脚。大学校园内的人文知识分子成了具体时代当中的“精神病人”，他们试图通过互相依偎来抵御谣言的侵袭，但最终他们发现自己可能就是谣言的始作俑者或推波助澜者，这也关涉着90年代大学人文知识分子因自我身份认知错位而产生的精神分裂、话语背反、立场冲突。

格非显然洞悉到90年代始真理与谬论在谣言影响下所形成的愈发复杂暖昧的关系。他在《欲望的旗帜》里有过这样一段自我介入式的感慨：“昨天还淹没在谬误与偏见之中的人，到了今天就俨然真理在握。拜伦式的英雄做梦都在想用他的利刃在视为禁区的幕布上划上一刀，可是在一夜之间，所有的幕障都被自行拆解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情形也许恰好相反。当无数的可能性像潮水一样朝你迎面扑来，像刺目的阳光，它的光亮照得你睁不开眼睛，你所面临的又恰恰是不可能。”②如果将在空间与空间、个体与个体之间无障碍穿梭与转向的信息（谣言也是信息的一种特殊形式）视作是“无数的可能性”。这些 “无数的可能性”使得原本身处密闭或半密闭空间的大学人文知识分子陷入恐惧：在身边谣言四起并获得公众的认同与二次传播的同时，相关知识分子以专业理论知识为基础的信息传播却逐渐丧失外界的信赖，以及另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成为那些谣言所描述的样子。

与此同时，需要注意到《欲望的旗帜》中谣言的传播与接受，也包含着信息传播者与接受者的经验限度问题。如上所述，即使是一直以来自认为拥有公众话语权的大学人文知识分子，在90年代社会转型期中，也遭遇了各种信息袭来时因自身经验有限而导致的判断力与阐释力匮乏。《欲望的旗帜》中部分知识分子之所以主动传播谣言，甚至是制造谣言，很大程度上源于谣言的传播形式与接受效果。尽管知识分子难以控制外界加诸自身的谣言，但他们又乐于营造出由自我话语意志操纵的“谣言空间”。如果说宋子衿制造谣言的目的在于借助微妙的自我满足感，继而从一种现实世界的秩序规范中逃脱出来，那么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希望通过对“谣言空间”的操纵表明自身经验（包括与之相关的意志、话语、利益）的有效性与正当性，并在此基础上重新介入到现实世界及其秩序规范中。这也是抛开现实环境中 “谣言生产者”相关利益诉求之外，大学内部谣言频频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但这又违背了知识分子角色本应肩负的追求真理、破除谬论的身份定位与职责使命。因此就《欲望的旗帜》所设定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氛围而言，在曾山就职的大学校园里，相较于谣言在一系列“生产机制”中的传播与变异，“谣言是如何产生的”显然更需要进行剖析论述。而结合现实的具体情况，《欲望的旗帜》对应的时间背景正是由90年代初期人文知识界以“重建人文精神”为目标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转向拆解意义、怀疑一切的后现代性氛围中。这本身就牵扯出一个更有意味的问题：以重建人文知识分子身份价值为导向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为何最终出现的却是人文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分裂，以及人文知识分子“知”与“行”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