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东小说的存在与虚无

韩东是“新生代”作家中的一个特例，因为与这一作家群落中的其他人相比，他只是年纪略大一点，但从文学史的意义上，他却要早将近10年。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韩东就是“新生代”诗坛的领军人物了，到了90年代，他又变成了小说界的“新生代”，而且确乎两个“新生代”在文学代际与观念属性上，是一个观念的两个表现领域。这表明了一点，诗歌在观念上依然是领先小说的，韩东本人就是一个证明。

还有一点，韩东与朱文等人在1998年推动的 “断裂问卷调查”，虽然人们对其有不同的看法，但在我看来，问卷调查还是从某种意义上凸显了 “新生代”的价值，至少他们所强调的写作的个人性与自主意识，是得到了再度强调和明确显形，而且表明了他们对于先锋文学精神的承接。

这就涉及韩东写作的主题与先锋文学精神之间，与“新生代诗歌”精神之间的传承性。这个主题包含了对于生命价值的探寻，对于人性和生存的悲剧性的思考，对于个体遭受群体挤压的历史与现实的反思，等等。这些当然也是其他新生代作家共同或接近的主题，但在韩东这里又有其特有的哲学倾向——不只与他在大学的哲学专业出身有关，与他早期诗歌写作中的志趣有关，与其个人际遇和禀赋也有关。归结起来，我以为可以用 “存在”与“虚无”来概括。如果说韩东为当代文学提供了独特的经验的话，那么这种哲学气质与追求，在我看来是最为显著的。

一、从“生存情感”到“障碍关系”

在“新生代”而下，小说普遍走向世俗化和平面化呈现的形态下，看似同样表象化的韩东小说，却依旧执着于深层人生的哲理化追问。他所着力关注的，正是情感的存在问题，所探究的，是这些情感的根基，人性的脆弱与自私、动摇与虚伪，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所建立的情感大厦，如何不易于蒸发和崩毁。如同萨特在《理智之年》《恶心》等小说中所揭示的，人性和情感是不可拯救的，但像萨特总是会通过人的社会趣味与交往方式，来探究这些困境一样，韩东也是通过类似的场景与关系，来做种种无解的思考与寻求，完成叹息与悲悯。“爱情、男女之情、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动物间的感情是我写作的动因，也是我基本的主题。有时，生存的情感被抽象为关系。对关系的梳理和编织是我特殊的兴趣所在。”①

迷失或迷惘，是始终笼罩在韩东小说故事中的一种浓郁氛围，这种氛围表面看是作者善于营造的结果，但实际毋宁说是他小说中人物的一种基本态度。以《在码头》为例，小说中的王智、马宁、费俊，本来是为老卜去送行，却在码头引出一系列故事。对于同一事件，不同的人又采取不同的态度，甚至截然相左，而且，随着时间和事件的步步进展，最初的行为目的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完全被置换成毫不相干的其他事项。这就是被重新梳理和编织过的“关系”。究竟被谁带偏？好像并没有答案，但似乎这就是生活的逻辑，也是人性本然，因为所谓的交往与交情，在虚妄和脆弱的人性支持下，就是如此缥缈和虚幻。

韩东其实还有非常生活化的一面，但他对于日常生活的观察与描摹，也不无深层的设计与思考在其中。人的身份与“主体性”这一问题的虚惘，类似古人的“今夕何夕”“此生何人”的感慨，但他是如此刻意、平淡和冷静地将这些哲学的发问暗含于其中。另一篇《前面的老太婆》的主要场景是描述陈国栋和李茜逛街的过程，由此引发作者对于女人和男人的不同秉性的讨论。就拿逛街来说，男人感兴趣的是城市的风貌、建筑、汽车以及女人，而女人则喜欢往门洞里钻。之后，由二人对前面老太婆的观察、品评，引出主人公学校生活的尴尬气氛。这里似乎暗含着一个对于当下和未来的某种拟喻，“他人的今天或许就是自己的明天”。

韩东也常常深入历史，去探查某些荒诞时刻中人性的细微表现，并且通过那些荒诞故事，来呈现存在的虚妄与无奈。仿佛鸡与鸡蛋的关系，到底是历史铸就了人心，还是人心派生了历史，这是一个无解的谜案。在名作《反标》中，教室里出现了所谓的“反标”，于是引发惊恐，人们如临大敌地进行排查，采用逐个“排队”审查、鉴别笔迹的手段来查找罪犯。这一切在引起混乱与恐惧的同时，也引发了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好奇和神秘。吊诡的是，“反标”出现的夜晚曾有两个孩子潜入过教室，但他们却未看见反标。为什么会看不见，是本来就没有，还是没注意，还是距离的原因？孩子们竟然在当时情境下荒唐地决定试验。他们写下的两句话语，却被另一个孩子通过改动标点的形式而构成了“反标”。破案的过程完全被寓言化了。作者似乎是想说，只有在黑夜中才有答案，但这个寻找罪犯的逻辑本身，也是黑夜逻辑的衍生物。历史因此变成了一个荒诞无解的黑夜游戏，它包含着太多难以明喻却思考不尽的复杂意味。

与“生存情感”一脉相承，韩东的文本揭示出人类极为本质的生存处境：“障碍关系”，这也是韩东的哲学或精神现象学的旨趣之一。障碍普遍且“本质地”包含在人生中，内在于生命而不可去除，它既是人与人之间的，也是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甚至是内在于自我认知的。借助“知青生活系列”，韩东集中表达了这种思考。《乃东》中的乃东与《母狗》中的小范，遭遇的是知识者不能融入乡村生活的障碍。拥有知识看似比乡民村夫高出一等，但知识也使他们在村民面前矮人一等。刨除历史本身的颠倒，其中当然也融进了作者的哲学理念的设置，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差异和隔膜？为什么这样的差异和隔膜会导致致命的悲剧？似乎即使用尼采的“天才是庸众的敌人” 的说法，或者将这一命题反转，变成“愚人是智者的坟墓”，也是难于解答的。《西天上》中的赵启明与乃东、小范不同，他坚守立场并将自己与村人隔绝，然而障碍却因此更加扩大。拒绝融汇于大众，也意味着被大众所拒绝，赵启明的悲剧成为必然;主动与大众打成一片，也同样难逃悲剧命运，因为障碍无处不在。《新版黄山游》即是明证。 “黄山归来不看山”，既然是黄山游，总应该出现美景与诗意，但通过平淡而焦躁的叙述，展示出的别有用心而无奈尴尬的关系以及经济的窘迫难堪，使游历黄山变得索然寡味。异地之旅本应美妙浪漫，然而情人们的旅途竟是那样艰涩。只要生存于世，一切都是障碍，令人无处可逃。

从对生存情感交织的浪漫幻想及其现实遭遇，到对生命障碍关系的自然感受及其无以逃避，韩东的小说总能够把我们从“虚无”之境拉回到 “存在”，或是经由“存在”之思将我们打回到“虚无”，但无论是存在之境还是虚无之所，都带着与生俱来的残缺与荒诞。

二、从“扎根”到“变形”的荒诞人生

作为“新生代”中颇具诗学精神的写作者，韩东对“存在”的兴趣远大于现实，也远大于历史。当他平静地说出“不过是人生恰好遭遇了历史” 时，历史便后退，虚化为故事的背景;人物被推到世界的前台，露出赤裸裸的人物关系与线条状的人生轨迹。其中，“年代三部曲”最具典型意义，《扎根》的悖论与《知青变形记》的荒谬，都是借寓言文体讨论人生的残酷真相，充满了冷静的黑色幽默。

《扎根》的故事从60年代后期讲起，老陶一家被下放到苏北农村，在被动的宿命裹挟里，积极做好扎根准备是老陶被迫采取的应对策略。于是，考察苏北地方志、全面建设家园、学习农田耕种知识、联系当地群众，积极融入当地生活等，就成为老陶顺应时势的各种方法，也是所有不愿丧失生活的普通人，面对社会历史大势时的应激智慧。但讽刺的是，正当老陶觉得自己的心血开始逐渐显效，儿子小陶也在他的种种人生规划中显示出扎根的可能性时，历史再次翻手为云，老陶一家的下放结束了，他需要回城，回到从前的岗位上去。扎根的计划尚未真正实现，就被不可揣摩的命运连根拔起，失去根须的枝叶也因此充满困惑，究竟哪里才是可靠的栖息地？几十年的迁徙已经使人充分脆弱，丧失了辨认现实、历史甚至血脉的能力。“落叶归根，总得有根可落。老陶和苏群将作为树根，深深地扎下去，有一天小陶就满头银丝，落叶归来了。况且，陶文江的骨灰还在三余。这也是他们滞留不去的一个原因。陶文江作为一条老根牵制着老陶的动向，老陶和苏群又将作为小陶的根。这就叫作盘根错节。”①也许“扎根”的意义就在于此，生命是个程序上化繁为简的过程，所有的拟计划都敌不过命运自身的力量，当老陶的大屋变成了小陶的梦，梦的镜像折射出的是两代人对于过去生活的幻梦感，物是人非终于变成了“物非人非”，小说也从“新生”写到“扫墓”，老陶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悖论人生，在小陶的梦幻镜像中终将消失。韩东在不动声色的日常陈述中，以个体生活的寓言暗示了生命的普遍状态。

相比之下，《知青变形记》更像是一场荒谬的黑色寓言。小说中，离开城市下乡的知青们，奋斗的目标就是争取回城的指标。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过程中，他们学会的是讨好、提防、虚伪、揭发、倾轧、陷害……形势的波诡云谲操弄着人物的命运轨迹，当小说中的“我”走投无路时，适逢人命案件爆发，于是在大队集体策划安排下，“我” 顶替了死者，姓名死亡，肉身存活下来。这相当于词语的能指与所指相分离，意味着秩序的破坏，以及非理性与任意性的暴动。就像试图找回自己身份的“我”，怎么也无法证明自己是“罗晓飞”，不断陷入“我”非“我”的恶性怪圈，不但无法证明 “我”是“我”，反而进一步坐实了“我”的冒名顶替、旧案重提。不得已，“我”不再去试图证明 “我”是“我”，“我”向“罗晓飞”彻底告别，“罗晓飞，你已经死了八年了，也应该安息了，从今往后这世上再也没有你这号人了”。②放弃找回姓名意味着放弃了重整秩序。“我”与“罗晓飞”的告别意味着将姓名等文字史永久地留在过去，让肉身的口述史苟活于世。韩东的“知青变形”说到底就是“人的变形”。韩东将过去的知青小说要么流于社会学意义上的情感创伤叙事，要么流于表现道德上的英雄主义的写法，一变而升华为生命的普遍境遇，他借助历史所勘察的是人性的天然困境，只不过，在这样特定的历史中，人性中的恶、生命中的无助、生存中的孤单、存在中的荒谬，都被极大地激发和放大了。

与《扎根》的“新生”加“扫墓”的结构近似，《知青变形记》也以文本结构隐喻人生本质。小说开篇描述知青下乡：“我们是乘一辆牛车进村的。拉车的牛只有一头，有二十岁了，换算成人的年龄就是六十多。牛车更加地古老，木头轮子上钉着胶皮，行进在小阳河堤上车厢一摇三晃，似乎随时都会散了架。记不清是谁说了句，'真过瘾啊，就像躺在一只大摇篮里！'”①如果说“老牛拉破车”暗示了时代的停滞与后退，“随时都会散了架”隐喻历史的分崩离析，那么“躺在摇篮里”则意味着即将迎来一次全新的、未知的生命体验。这似乎在表达人生本就一无所有，终究还要烟消云散，也就无谓成败得失，唯有自我心态安然。人生来路有区别，人生去处无差异，对人生去处的终极关怀，使得韩东的小说创作超越了一般性的题材特色而具有了普遍性意义。

然而历史本身的变动不居，会给人的生存带来强烈的“不真实感”，这种不真实感不是中国传统小说像《金瓶梅》或《红楼梦》中的那种“无常”，而是现代主义者如达利所阐释的那种虚妄而荒芜的“梦境”。韩东笔下的主人公，往往会经历到这种历史本身的突然塌陷，虽然“扎根”决心坚定、力度空前，但历史终究发生变迁。1976年老陶一家返城，“扎根”的心血化为乌有。“小陶考上了大学，这件事实在是出乎老陶的意料。老陶家人为小陶设想的种种前途，也都没有必要了。他不必去开拖拉机，不必去当赤脚医生，更不必在三余娶妻生子种地了。甚至也不必子承父业，写什么《小莲放鸭记》。小陶考上了大学，意味着从此他就是城市户口，毕业后是国家干部。这样的好事老陶连做梦都不会梦到。”基于历史教训深刻、人生历经波折，即便如此真实，仍然满怀疑虑。

还有，“自我”的“存在”终究还是“他者”的 “虚无”。在老陶追悼会上，曾经刻骨铭心的下放生活只字未提，六年“扎根”三余的经历被轻松抹掉，那些虚构的体面和荣光则毫无意义。即便在小陶的“自我”生命中，所谓的“扎根”也只能幻化为“梦境”。“看来扎根并非是在某地生活下去，娶亲生子、传宗接代（像老陶说的那样）。也不是土地里埋葬了亲人（像陶文江做的那样）。”虽然身处不同的地方，但梦中之家却只有“这一个”。曾经命定的庇护所已经瓦解，曾经的时代和忧虑的世事已经不复存在，“炫耀一时的老陶家的房子只是在小陶的梦中经常出现。除此之外，就没有人记得了”。常言“物是人非”，实则“物非人非”。从拼命“扎根”到无迹可寻，仿佛只有“梦境”中的真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