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世界的新人文书写

纵观徐兆寿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会发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近年来，他直面中华文明和西部文化，研究和开掘丝绸之路文化，陆续完成了《荒原问道》《鸠摩罗什》《问道知源》《丝绸之路上的诗人》《丝绸之路上的使者》等近10部关于丝绸之路文化的系列作品，成为丝绸之路文化研究和传播的重要人物。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西行悟道》收录了徐兆寿近年来行走西部、追寻西部历史的系列文化散文。作品以“行走”为依托，以“悟道”为目标，历史与文化的叙述繁杂博大，琳琅满目，同时又把个人的独特感悟、心路历程与历史叙述有机融合，行文笔意恣肆，开阖有致，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兼具学者的理性思考和文人的感性表达。作者从自己的故乡凉州出发，贯通历史与现实，发现西部历史的文化意义，考究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涵，流露出深沉的西部情结和浓厚的文化意识。在全球化的视野下，他追溯西部历史，参悟西部文化，旨在廓清传统文化的精神脉络，呈现出明显的文化探索倾向和抗辩意识，表达了探索中国当代文化精神的努力和意图。

一、“西部”的发现及其言说

回顾徐兆寿的文学创作之路，西部在他笔下经历了一个逐渐被发现和不断被认识的过程。他一直在西北成长、求学和工作，但是在他早期的诗歌与小说中，西部的地理、历史与文化很少成为他创作的素材和表现的对象，作品也很少有西部文学的特征。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自称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文化的“信徒”。2012年之后，西部逐渐进入他的文学视野。《荒原问道》写了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和精神追求，表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以西北作为人物活动与情节展开的场域，双子沟、九州等地理空间以及对戈壁和荒漠等自然风貌的描绘，构成了小说中最基本的荒原意象。如果说《荒原问道》中西部仅仅只是地理意义的呈现，那么《鸠摩罗什》则以宗教人物鸠摩罗什为切入口，进入了西部历史与文化的腹地。关于这种变化和选择，徐兆寿有过陈述：“从二十岁对西方文化疯狂的追逐，到三十七八岁重新接触中国传统，再到四十八九岁，《鸠摩罗什》的问世，我重新理解了传统，现在，我试图进行中西文化的融合。我不知道未来的路如何走，但这样一场思想的跋涉竟然走了三十年，三十年三次转折，少年白了头，而双脚竟然又一次踩到了故乡，一心扑到西北。”①从最初对西方文化的狂热追寻到如今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部的回归，《西行悟道》是一个丰硕的收获。他以大地行者的写作姿态再现西部特有的地域风物，书写厚重的西部历史，挖掘西部与众不同的审美特质，探索西部的文化意蕴与现代价值。

徐兆寿以家乡凉州为中心发现西部，开启自己的“文化”之旅，他的笔触涉及广阔的河西走廊乃至整个西域。应该说，他反观西部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缘于世人对西部的误解和偏见，在很多人的眼中，西部自然上荒凉、经济上贫瘠，并且根据他的观察，即使在生活方式和处事态度上，西部和现代化的大都市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作为一个孤独的西行者，他自觉承担了一份辩护的责任，可是并没有回避西北边地荒凉和贫瘠的一面，反而把戈壁、沙漠作为精神栖居之地和思想发源之泉。比如《荒芜之心》一文既描写了巴丹吉林沙漠荒芜与生机并存的地理生态，也表现了“深藏在荒芜之中”的“那颗现代之心”，在绿色与沙漠、虚与实的辩证思考中，反驳了流行的生态观念，赋予西部戈壁、沙漠新的美学精神和本体价值，并以此重构了现代的精神生态。徐兆寿的作品在继承西部文学古朴苍凉、慷慨悲壮美学传统的同时，关于“荒凉”的美学阐释也开拓了西部文学的美学空间，也重塑了现代人的精神品格。樊迎春说：“徐兆寿的特别在于致力于从荒芜西部的山川河流、荒漠苍林中追寻文明起源的秘密，甚至是文明起源之前'人'与'天地'的互动。”①可以说，在徐兆寿的散文世界里，西部是作者重新发现和阐释的文学之境，也是现代精神力量的源泉。

徐兆寿散文中的“西部”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他多年笔耕不辍，不断“发现”和“阐释”的历史的西部。作者徜徉在西部被岁月尘封的历史往事中，解密西部历史的文化记忆，通过历史的文学再现或者还原，深入挖掘历史传统的文化价值和意义。面对西部苍茫的大地，他聆听历史沉重的呼吸，叩问现实又向历史求证。西北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大地湾遗址等众多历史遗迹成为被寻访和朝拜的对象。上古的神话传说、周秦文化的发展、汉武帝对西域的经营、张骞西域通道的打通、隋唐时期的辉煌、蒙元时期的征服等西域辉煌悠久的历史都化为充满激情的文字。徐兆寿给读者打开了一条走向遥远而宏大的中国西北的历史通道，让我们重新认识西北的历史和现在、辉煌与苦难，书写了一个与张承志、余秋雨等人的描述既有联系又别有意味的大西北。笔触感性而睿智，理性又富于激情，文中流动着酣畅淋漓的生命气息、丰厚的历史感怀和敏锐的现实透视。阅读《西行悟道》，我们总是会被历史风烟所熏染与感动，深刻感受到西部历史包含的自信、豪迈的英雄气概和沉重、浩渺的苍凉之感。

徐兆寿从挚爱的这方土地出发，并没有止于展现西部独特的自然景观和重述西部浑厚的历史，而是带着历史的眼光由“行”及“悟”，执着于文化意识的思索和探寻。西部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萌生场，是已知的世界各大板块文明与精神连续碰撞的最重要空间，是有史以来中华民族广泛同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交流的最重要场域，也必然是今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文化精神上必须守护的最重要思想高地”。②在一次访谈中，徐兆寿谈道：“西部这个概念，如果从大的方面讲，是整个中部往西，大概有11个省。但是在周、秦、汉时代是没有西部概念的，西部是很多地区不包括在内的。所以我在写作时候，就想厘清一个真正的西部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需要重新去梳理一个历史中变动不居的西部。为自己所在的故乡厘清一个道路;寻找文化的源头，寻找中国文化的自信，重新构建一个以整个中华文明为中心的一个世界文化版图，找到一个以古丝绸之路为主的整个世界发展轨迹。这是我想做的一件事。”③从以上的陈述可以看出，作者有着更大的文学理想和文化抱负：通过寻访西部的历史与文化，重构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世界文化版图，树立中国文化的自信。

英国的迈克·克朗指出：“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区。”①徐兆寿对西部地理与历史的文学书写，散发着一种撞击心灵并激发思考的文化韵致，体现了灵魂深处对传统文化深沉的爱恋和真切的追寻。他的历史叙述往往在对古迹的凭吊中蕴含着文化精神的演绎和跃升，比如天马作为文化的符号，代表了中华文化中最为浪漫、最具神采的美学精神，代表了中国向西开放的自由奔放的姿态;汉武帝抗击匈奴的草原往事里则蕴含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伟大意志和英雄精神;司马迁不仅是一个发愤著书的历史学家，“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追求更是儒家精神的体现，文化精神的寻找和阐发是他历史叙述的旨归。西部历史源远流长，丝绸之路、唐蕃古道、茶马古道三条重要通道贯穿西部，将西部向东与中原地区紧密相连，中原汉文化源源不断传入西部，欧洲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中亚文化等等也纷纷在这里汇集，西部是一个多元文化交错汇聚的处所。所以，他立足西部大地，仰望历史星空，以充满激情的头脑和敏锐的眼光，透过传统文化镜像中的各种复杂关系，重新描绘了一幅西部历史文化的地图，指出西部是中国人参与世界文明的地带，是古中国文明的中心。

二、个体意绪的渗透与融合

余秋雨是20世纪90年代“文化散文”的代表人物，他的散文和五四以来以叙事抒情为主的散文传统不同，以议论为主，表现出深厚的文化反思、理性批判和现代精英知识分子人格重构的启蒙精神。徐兆寿的散文显然承续了“文化散文”的传统，但也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和风格。周仲谋曾说：“他是激情型作家，从他的作品可以明显感受到他内心的呼喊和灵魂的抗争。”②他的散文以行走西部的真实经历为依托，把个体经验与历史叙述结合起来，特别注重从个人的体验和感悟发现、阐释传统文化的精神内蕴，折射出浓郁的西部情结，其中也不乏学术的考证和思考，在时空交错中重构了西部文化和中国文明的历史画卷。

作为一名文化学者，多年来徐兆寿跋山涉水，寻访历史遗迹，追随历史的步伐，开启了一条考察中华文明与西部历史文化的探索之路。《西行悟道》共有五辑：“问道荒原”“草原往事”“佛道相望”“敦煌之光”“寻找昆仑”。从“凉州”到“昭苏”，从“荒原”到“草原”，从“敦煌”到“昆仑”，都有作者行走西部的踪迹，通过亲身的经历和考察，表达了对西部历史文化的理解和认识。问道荒原、寻找天马、追忆草原往事、结缘敦煌、寻找昆仑、叩问凉州，一路向西跋涉，一次次“出行”是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相遇，这种“在路上”的姿态成就了历史文化思考与感悟的鲜活性与独特性。行走在辽阔厚重的西部，放眼西部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任凭思绪在苍茫的西部大地驰骋，曾经的刀光剑影，昔日的鼓角铮鸣，已经湮没在黄尘古道。在历史的背影里，通过一个个鲜活的面孔和一串串熟悉的名字，作者也逐渐地和遥远的历史人物、事件呼应、神交。

综观整个文集，“行走”其实只是一种表象，在个人经历和历史叙述的文字中，最为突出的是作者寻找文化源头、重构中国文化版图的理想与抱负。在这个意义上，他和临山摹水、寄情感怀或抒发思古之幽情的游记写作大异其趣。无论是诸如凉州、麦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三危山、昭苏、昆仑等地域的书写，或是诸如对老子、庄子、朱士行、孔子、司马迁、张骞、汉武帝、董仲舒、鸠摩罗什、常书鸿等历史人物的描摹，都可以窥见其思考中国文化并努力前行的姿态和心迹。他从文化的立场出发，正视当下变幻的时代，溯源西部的历史变迁，用智慧揭开纷乱的历史，上下求索的心路历程历历在目。作者用较多的篇幅探寻了“敦煌之光”，从海子及其诗歌《敦煌》的叙说写起，引领读者开启敦煌文化的探寻之旅：王懿荣发现龙骨的秘密，德国人李希霍芬命名丝绸之路，道士王圆箓打开莫高石窟，斯坦因盗窃敦煌文物，余秋雨“文化苦旅”的愤慨，延及张承志、马丽华对西部精神的开掘。在“青春中国的门口”，对敦煌历史文化的重述，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文化意识的自觉。

徐兆寿以极强的主体意识介入历史与传统，以敏锐的眼光和笃定的内心体察西部的历史与文化，剖析中西文化中各种论调与现象，渗透着真切的自我体验，展现出对历史与文化的独特感悟。第三辑“佛道相望”可以看作是徐兆寿叩问文化传统和探究佛道渊源的代表作品，真实呈现了其文化感悟和内在世界，以及对传统文化的信仰和坚守。作者追随历史遗风溯流而上，由探访麦积山石窟写起，继而梳理孔子和老子的思想渊源，推究黄河流域伏羲文化带的形成历史，揭示了文化绵绵不绝、生生不息的力量，无论是文化遗迹的游历抑或历史的描述，都渗透着作者真切的感悟和认识。这是他自由个性的表现，更是诗人的激情使然。在《何谓“究天人之际”》一文中，作者创设了特定的话语情境，叙写了参观司马迁墓时与学生讨论“天人之际”真实经历，思考和探究“天道”的内涵和意义。文章采用问答式的行文结构，既有《论语》中孔子与弟子对话的遗风，亦承袭了赋文主客问答的传统。毫无疑问，这样的行文特点，直观地呈现了作者的思考和感悟，也凸显出了作者的文化情怀，使文章呈现出高古雄浑之气。

除了将个体的经历和感悟融入历史与文化的叙写，他还以学术思维观照西部的历史与文化现象，把个人的独特感悟、思考与学术的考证、思辨结合起来，达到了趣味性和知识性的统一。有论者曾论及他散文的知识性与学术性的特点：“作为文化/学者散文的写作典范，徐兆寿的笔触总是游走于文学、艺术、文化、哲学、历史、宗教、民俗、心理、地理、生态等学科之间，且对各个学科的专业知识都有均衡而内在的掌握，真正写出了罕有的'百科全书式'的散文。”①在历史、民族、哲学、宗教等跨学科的视野中，他表达了对西部历史与文化独特的解读与认知，把隐藏于历史与现实背后的内在的、深层的东西呈现了出来，体现了学术思考与文学想象的有机融合。《草原往事》一文考证指出匈奴是大禹的后代，但是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却沦为夷狄，成为匪类和非正义者，在历史学家的书写中他们成了失去人伦教化的野蛮人。作者认为这样的历史叙述是建立在中原文明说基础上的，体现了道统化的历史正义。《鸿蒙开启》根据《史记》记载，论述了孔子研究《易经》的时间及其对其学术思想的影响，孔子关注人性社会的伦理，老子更多地阐述了宇宙的整理，他们共同撑起了中国人思想信仰的天空。作者追溯了中国学术思想的起源，依据现有文献资料、考古发现和天水一带的地理与遗留的民间传说，描述了史前文化史的基本脉络，指出伏羲创立了八卦，创造了天人合一的太初哲学，保持了天地人之间的统一性，由此可见，儒家和道家思想有着共同的思想渊源。总之，他的历史叙述多以史料和考古发现为基础，在具体问题的讨论上，对很多学术观点也进行了辨析，避免了主观臆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