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寿文学创作的三次“转向”与三个“面向”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徐兆寿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兼有作家和学者双重身份。他在不同的领域沉潜和积累，其创作实践使“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彼此渗透，进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补状态。徐兆寿的求学之路让我们得以窥见其在不同文体之间自由切换的能力，这种能力根源于他进行不同文体创作时沉淀下来的“技艺”。他早年服膺诗歌写作，更多的是长诗写作，出版了诗集《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诗歌在徐兆寿的青春时期扮演了其思考人生和自由抒情的角色。后来，他开始长篇小说的创作，接连出版了《非常日记》《荒原问道》《鸠摩罗什》等作品。2021年，徐兆寿出版了历史文化散文集《西行悟道》。从文本的思想内核上来看，《西行悟道》和《鸠摩罗什》是一以贯之的，两者都关注和思考知识分子的境况、传统文化的现状等问题。《西行悟道》中，徐兆寿经由空间、文化和历史三个维度，以历史叙事和文学想象的方式重新书写了凉州、敦煌以及丝绸之路。徐兆寿的文学创作有着浓郁的现实主义气息，这主要是源于他生活在西部，在创作时自觉地调用西部现实中的人、事、物等。雷达曾指出：“作者本身就生活在西部，他写的那些故事都发生在西部，不是硬贴到荒原上面，而是本来就生发出来的荒原中的故事，非常自然。”①这正切中徐兆寿文学创作的肯綮，即贴近生活的现实主义倾向。自盛唐边塞诗以来，沉淀在西部文学血脉深处的是瑰丽、磅礴、崇高和悲壮的风格，徐兆寿以其文学实践不断拓宽西部文学的美学范畴。从《荒原问道》里可见一斑。“《荒原问道》不仅继承了西北文学那种苍凉、悲壮、高蹈的美学精神，而且重新开掘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空间，使西部文学有了新的气象，甚至开拓了中国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美学领域。”②徐兆寿在一系列文学作品中，着力塑造爱知者的形象。“追求真实存在是真正爱知者的天性，他不会停留在意见所能达到的多样的个别事物上的，他会继续追求，爱的锋芒不会变钝，爱的热情不会降低，直至他心灵中的那个能把握真实的，即与真实相亲近的部分接触到了每一事物真正的实体，并且通过心灵的这个部分与事物真实的接近，交合，生出了理性和真理，他才有了真知，才真实地活着成长着……”③在《西行悟道》中，徐兆寿记录了他凭吊孔子和司马迁的经历，《点燃中华文化的香火》《何谓“究天人之际”》两篇散文为我们展现了中国历史上爱知者的形象。徐兆寿以知识分子的方式思考如何摆脱西方中心语境的束缚和困扰。他在《西行悟道》中，思考并吁请我们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新审视丝绸之路的文化意义，在中国语境中找到自己的表达方法，这是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的路径！。

审美视角·表达方式·思维路径：徐兆寿文学创作的三次“转向”

《西行悟道》无疑赓续了《荒原问道》的内在叙事逻辑。无论是“荒原”还是“西行”，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起点，即“去荒原”“向西行”的动作性和方向性。“向西”，作者不但从空间地理位置上向“西部”前进，更是精神向度的向“西部”漫游，前者是物质的、固态的，后者是精神的、流动的，指向信仰与归宿。“'问道'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寻踪，是一种生命叩问。”①“问道”是徐兆寿的向学之路，也是他时刻思考中国文化出路的思维路径。在《荒原问道》中，作者通过主人公陈子兴在精神上皈依传统文化来显示自己的志向，到了《西行悟道》，作者直接从自我个体出发，思考精神归宿、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纵向考察徐兆寿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从《西行悟道》中可以清晰看到其创作发生的三次“嬗变”与“转向”。

其一，空间地理位置的转移引起徐兆寿对“西部”审美视角的转向。徐兆寿出身于凉州（武威），他在凉州度过了童年时期。这里特有的戈壁、风沙、无边无际的旷野，以及丝绸之路的悠久历史和象征佛教文化的鸠摩罗什塔，都参与塑造了徐兆寿的精神品格。后来他到兰州求学，在兰州他经历了从少年的懵懂到中年的成熟。这是徐兆寿人生第一次地理意义上的“空间”转移，从凉州到兰州，其审美视角也发生了变化。他少年时代梦想着能够踏上丝绸古道，去寻找天马。这种对未知场域的好奇、勇敢的探索精神激发他审美视角从对自我的认知转向对世界的初步认知。2010到2012的三年间，徐兆寿到上海求学。这是他第二次“空间”的转移，离开西部前往集繁华和时尚于一体的东部。这一次他在更加遥远的距离上审视西部。完成学业以后，他选择了回到兰州工作。其生存的“空间”又一次发生了转移。实际上，他完成的是“离去”又“归来”的转变。不同于鲁迅的“离去一归来一再离去”的返乡模式，徐兆寿在“归来”以后找到了坚守西部的传统和信仰。如果说鲁迅在《呐喊》《彷徨》中塑造的主人公“再离去”是迫于现实的无奈、孤独和绝望，徐兆寿“归来”以后的坚守便昭示了当代知识分子恪守精神家园的立场，“故乡”足以成为安放灵魂的去处。他坦言：“这十年，我是从上海、北京往西走，先是回到兰州，然后从兰州再往西走，向河西走廊，向古代的西域如今的新疆和中亚走。”②自我与他者的互相观看，也是对自我主体性的确证。“我就是从凉州开始认识中国和世界的。”③从局部和感性出发认识世界是认识论的一般途径。从他者的角度来观看自我是一种饶有趣味的方式。“站在兰州看香港与敦煌所代表的文化非常有意味。”④这种回望的方式似乎是在叩开隔挡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由偏见、鸿沟和差异作为材料的门扉。审美距离不仅仅指审美的空间距离，也暗含了审美的心理距离。只有当主体与自身以及外界事物保持恰当的疏远和亲近时，才有可能对审美对象所代表的文化做出合理判断。徐兆寿在上海、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来审视遥远的西部，西部便置于作者“恰当”的距离观照之下，自然就会凸显出审美的心理距离。西部不再是荒凉、寸草不生、自然条件恶劣、文化落后的象征，相反，西部是精神的栖息地，是可以“诗意地栖居”的所在。求学、工作过程中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引发徐兆寿对西部审美视角的两次转向。

其二，写作文体的变化引起“表达”与“言说”方式的转向。徐兆寿擅长诗歌、小说和散文这三种文体。徐兆寿前后出版了三本诗集，分别是《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1998）、《麦穗之歌》（2001）、《北色苍茫》（2017）。诗歌是他进行文学创作时选取的第一种文体，在诗歌中，他的情感表达方式是直接、不受约束的。2002年开始，徐兆寿转向长篇小说的创作，其小说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2002——2006年，他先后出版了校园系列小说，如《非常日记》（2002）、《非常情爱》（2004）、《生于1980》（2004）、《幻爱》（2006）。2006年以后，经过长达8年的沉潜期，他于2014年出版了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小说《荒原问道》。在2017年出版了人物传记类型小说《鸠摩罗什》。小说是徐兆寿尝试在虚构中展示不同人物命运的方式（如《荒原问道》里夏木和陈子兴最终不同的选择）。从诗歌创作到小说创作，徐兆寿表达自我的方式悄然发生了变化，即从直接的抒情转向以虚构故事和人物的方式寄托自己的思考和情感。这是其“表达方式”的第一次转向。

在创作小说的同时，徐兆寿也在进行散文创作，这部《西行悟道》就是2012年以来他转向学术研究间隙的产物。散文是徐兆寿追问历史、思考当下和忧虑未来的表达形式。徐兆寿的散文既有怀念祖母、留恋童年时光的细腻情感，如涓涓细流温暖人心，也有写霍去病与匈奴大战的气势磅礴、纵横捭阖。相比诗歌和小说，散文的形式灵活多变，文本包含的内容丰富深厚。在诗歌和小说里无法表达的内容都可以在散文里游刃有余地言说。徐兆寿的散文保留了诗歌的抒情和小说细节丰富的特色，同时也扩大了文本的思想容量。从小说到散文是徐兆寿“表达方式”的第二次转向。《西行悟道》用想象和自我抒情的方式填充被遗忘的历史细节，使历史面目更加具象、立体、可观和可感，这与历史学家考古学式的论证方式迥异。徐兆寿辩证地看待文学、哲学与历史的关系：“如果说文学表达的是人类当下的感受、情思，哲学则是其逻辑和内核，而历史则提供了真实的细节。它们缺一不可。缺了历史，文学就变成虚构的故事，细节就不真实不典型，就不会被人记住。……同样，对于历史来说，缺了文学，历史就成为知识，就会虚无，不再拥有价值和灵魂的真实，更不会拥有人类的温度。”①张骞“凿空西域”的历史事实，霍去病“封狼居胥”的丰功伟业，玄奘远涉流沙的艰辛漫长，“燃灯授记”的佛道故事，这些不再是历史上冰冷的文字，它们无一不在徐兆寿富有文学想象力的笔下焕发生机。亚里士多德曾说：“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②徐兆寿用诗意的语言书写历史，着力“表现带普遍性的事”。当写到《韶乐》奏响时的盛大情景时，意象突然宏大壮阔起来，一种与万物齐的庄周之辩、统摄天地的磅礴力量直击人心：“洪荒宇宙中的诸神被唤醒，天地山川间的珍禽异兽也神秘现身，妖魔鬼怪被这盛大庄严的音乐所震慑降服，万物共鸣，万物齐响。”③这种文学想象和抒情在《寻找昆仑》第二节“现代之神”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我曾在贝克特的荒原上与流浪汉们一起等待过戈多。

我曾在加缪的神话里与西西弗斯一起嘲弄过诸神的惩罚。

我曾在萨特和霍金的时间与虚无中迷失了方向。

我曾在尼采的世界里与他一起奏响科学与艺术的合唱。④

这段散文诗般的句子囊括了很多的中外文学文本，如《等待戈多》《西西弗斯神话》《变形记》《局外人》《山海经》《金刚经》等，这是徐兆寿的精神漫游。无论是诗意的语言还是小说的形式，徐兆寿都在创造“有意味的形式”。徐兆寿和昌耀、杨显惠、张承志一样，用自己独有的语言形式、独特的嗓音、异质的存在、迥异的调性来书写人与事。徐兆寿的写作受到这些作家的影响，也显示出明显的地域性和个人特色。从诗歌转向小说，再从小说转向散文，徐兆寿在这三种文体的创作中转换，其表达方式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即完成了从诗歌直接的抒情方式到小说迂回的思考方式，最后到以散文表露人生感悟方式的两次转向。

其三，研究内容的不同引发思维路径的转向。徐兆寿的学术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其学习和研究西方文化，第二个阶段是其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这两个阶段研究内容是不同的，前者是西方的历史文化，注重逻辑和对事物本质的研究，即“逻各斯中心主义”;后者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历史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修身养性的人生观。这两种迥异的研究内容，引发徐兆寿的思维路径从注重逻辑和抽象转向注重具体和感性。徐兆寿曾给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和《西方文化概论》两门课程。他思考中国文化史和西方文化史的不同之处，曾经是西方文化“信徒”的他，尝试用西方的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化或者解决中国问题，他发现这条路走不通，如果一意孤行极有可能陷入“西方中心论”的陷阱。所以，他转向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古老的丝绸之路。在《何谓“究天人之际”》一文里，徐兆寿和两位学生拜谒司马迁墓，师生三人沐浴在夕阳之下，围坐在一起，徐兆寿以孔子讲学的方式，向学生们传道授业解惑。师生问答，老师在更高层面回应学生的问题，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占据123页篇幅的《寻找昆仑》是徐兆寿集中思考“科学”与“传统”的长篇散文。他虚构出“科学”的化身和“我”进行对话，借鉴了小说的虚构艺术。“科学”与“传统”是作者思想的两个对立面，它们冲撞、撕裂，而作者竭力想要平衡它们，使这两种力量能够并驾齐驱。《与科学之神的对话》《在光华楼前》等文章，都思考着如何为科学“祛魅”的问题。在与“科学”的对话中，“科学”慢慢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传统”也在接受“科学”的影响。徐兆寿从研究西方历史文化转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丝绸之路的研究，这不啻是他关注焦点的变化，更是学理逻辑的变化和思维路径的转变。

空间·文化·历史：徐兆寿文学创作的三个“面向”

空间、文化、历史是《西行悟道》在探讨丝绸之路上经济文化交融互通、儒释道三教冲突与融合以及历史遗迹意义时的三个面向，这其中贯穿了关乎文化寻根、信仰叙事和重构中国话语体系的重大命题。一是文学地理空间的建构。陆扬曾指出构建空间批评理论的三种模式：社会空间、文学地理学以及第三空间。①徐兆寿正是在“文学地理学”范畴思考凉州、河西走廊、西部和丝绸之路的空间特征。张清华认为，徐兆寿是“西部本位意识”②的作家，西部于徐兆寿而言，不只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地理位置，他在西部的高地上树立自己、表达自己。“西北有高楼”，西部原始的自然风貌、高海拔特征、“异域”风情，都使得西部打上了“崇高”的印记。正如布鲁姆指出：“朗吉努斯告诉我们，在体验崇高的过程中，我们会体悟到一种伟大，我们的回应是种想与它认同的欲望。这样，我们将成为我们注视的东西。崇高超迈是从伟大的雄心里散发出来的品质，它也来自华兹华斯所说的一种始终关于存在的意识。”③徐兆寿对凉州等地的文学书写有种为这些僵硬的地理名称重新命名的意味，在文学或者文化的意义上发现它们。福柯揭示语言不可替代作用的论断给我们以启示：“在独特空间中揭示出语言的重大作用，这恰如终止一种在前一个世纪构建起来的知识方式一样，可能都是迈向全新思想形式的决定性飞跃。”①福柯以知识考古学的方式，在文本、符号、表象等更加广义的范畴界定“独特空间”。丝绸之路的悠久历史、丰富的文化属性，河西走廊狭长的地域空间、多民族融合聚居的风土人情，这为徐兆寿提供了福柯认定的“独特空间”。“独特空间”面对每一个个体都是无限度敞开的，而在其中“揭示出语言的重大作用”则需要比较高水平语言的表达能力，徐兆寿就具备这种能力。巴什拉重视想象力对空间赋予内涵的作用：“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不再是那个在测量工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下的冷漠无情的空间。它是被人所体验的空间。它不是从实证的角度被体验，而是在想象力的全部特殊性中被体验。”②《西行悟道》中，徐兆寿在文化和文学的意义上探寻空间的表征问题，即在想象力加持下的文学地理空间。“唯回溯到世界才能理解空间。并非只有通过周围世界的异世界化才能通达空间，而是只有基于世界才能揭示空间性：就此在在世的基本建构来看，此在本身在本质上就具有空间性，与此相应，空间也参与组建着世界。”③海德格尔旨在揭示“此在”与空间性和世界的关系，徐兆寿笔下的凉州、河西走廊以及丝绸之路等空间，它们与世界发生着互动、联结、渗透，同时，也参与构建世界。《西行悟道》正是在对空间体察的现实基础之上，从哲学与事实的辩证关系来书写空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