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追寻与重塑

作为海外“流散”作家的虹影，长期处于中西文化的双重边缘位置，面临着文化身份的焦虑乃至危机。摆脱焦虑的渴望促使她不断通过文学创作进行文化身份的追寻与重塑。在《饥饿的女儿》《上海之死》《上海魔术师》《孔雀的叫喊》等长篇小说中，虹影通过重拾个人成长记忆、展现民族文化“边缘人”的自我追寻、设置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情境以及回归本土文化等途径对文化身份焦虑进行克服，并对自我文化身份进行追寻和重塑。文化身份的焦虑、追寻与重塑三者相互交织，伴随着虹影的整个跨文化创作旅程，呈现出复杂而又漫长的特点。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虹影正逐渐摆脱文化认同焦虑，并构建起基于本土又超越东西方二元文化的独立自足的文化空间，不断推动自身双重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塑造，其作品体现出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价值。

一、边缘处境中的文化身份焦虑

去国离乡之前，虹影的特殊际遇导致了她被一定程度地边缘化。私生女的身份以及童年时期父母关爱的缺失使其成为家庭边缘人。成年后，她离家出走，四处漂泊，以创作诗歌为生计，成为社会边缘人。身份的多重边缘化让虹影早已在国内时期就已产生疏离漂泊之感，自我身份认同焦虑早已存在。移居英国之后，虹影在国内时期的个人身份的焦虑感则上升至文化身份①层面，产生文化认同焦虑与危机感。这种文化身份焦虑是一个持续且漫长的心理体验过程，一直伴随着虹影的跨文化创作旅程。

移居英国的虹影，其生命个体被移植到陌生的文化土壤之中，对于海外华人来说，或多或少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面临失语的窘境，虹影自然也不例外。虹影很少出门，很少与周围人来往，跟当地文化界和写作圈子的接触也很有限，过的是深居简出的生活。②语言文化的隔阂与差异导致虹影很难快速地融入异国社会与文化，有一种“居其地不解其情”③的孤独感和疼痛感。一方面，与生俱来的民族文化身份在移居国的主流文化语境中变成了边缘化的“他者”身份。另一方面，与本土相隔甚远，在短时间内回不去，不免与本土文化也产生隔膜感。因此，作家陷入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双重边缘境地。随着在国外居住时间的推移，作家面临着中西双重文化的拉扯和撕裂，对本土文化的难以舍弃和对西方文化的被迫认同使作家产生文化认同焦虑和危机。

严歌苓、查建英等海外华文作家都热衷于书写中国人在海外四处漂泊的生活窘境以及灵魂的无所皈依。与他们相比，虹影缺乏深度融入异域生活的经验，关于海外华人生活的描述要少得多，只是在中短篇小说集《那年纽约咖啡红》中集中收录了几篇。虹影偏重于书写西方人在中国或中国人在本土的故事，但是笼罩在作品中的文化认同焦虑或危机感却丝毫没有减少。虹影热衷于通过书写东西方文化夹缝中的“边缘人”的爱情悲剧或情感选择隐喻其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所面临的文化身份焦虑。最具典型性的作品当属跨文化文本——《K》。小说中女主人公闵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现代知识分子，男主人公裘利安则是典型的西方自由主义浪子。闵与裘利安的相遇象征着东西文化的邂逅。闵利用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如道家“房中术”俘获了风流倜傥的西方诗人裘利安。闵渴望与裘利安步入婚姻，不惜将这段感情暴露于丈夫面前以逼迫裘利安做出抉择，但裘利安却不堪中国式爱情的束缚仓皇出逃，最终战死沙场。两人的爱情以悲剧收场。一方面作者在文本中极力描述具有中国古典特色的人物、城市景观、思维方式及生活方式等，渲染了浓厚的东方情调，试图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但这却恰恰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西方读者对东方的固有印象，落入了自我“东方主义”的陷阱。另一方面，作者试图通过描写裘利安被中国传统文化征服，以及对道家思想的接受，做一种突破东西文化壁垒的试验，但最终仍以失败而告终。以上两个层面都显示出作者处于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民族文化认同焦虑中。她在《K》之后创作的作品中也有这种身份焦虑的体现，例如《上海之死》中于堇在民族大义与个人情感之间的选择，《上海魔术师》中犹太人流亡者所罗门在故国与“第二故乡”上海之间的徘徊等。这种焦虑感伴随着虹影的跨界创作历程，是一段漫长的心路历程。

身份是一个人存在的意义，对自己身份的寻求和确认是人类主体性的重要表现。文化身份是个人归属感的集中表达，也代表着一种民族认同的指向。文化身份的认同和确认对于主体性削弱的海外移民作家虹影来说更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弱势、边缘化的“他者”身份导致的文化身份焦虑以及克服焦虑的渴望刺激着虹影不断地探寻自我文化身份，寻找真正的“自我”和确立自身主体性。

二、重拾个人成长记忆

“记忆是遭受拔根之痛的人们认识自我及寻找身份归属的基础。”①一个人的成长期涵盖童年和少年时期，该阶段正是人格发展的关键时期和“我是谁”形成的重要时期，与个人的自我身份认同有着重要关联。对于个人成长记忆的书写意味着重温过去的成长历程，在与民族历史文化结合中深度认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做了什么”，对于身处异乡者来说是寻求民族文化认同和确立自我的重要途径。于是，虹影在写作中重拾个人成长记忆，期望从中寻求客体与主体的统一，缓解心灵焦虑，并寻找和确认自身的文化身份。

《饥饿的女儿》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直至80年代主人公六六的成长经历。作为自传体小说以及作者多次强调该小说的真实性，其中主人公六六——“我”的成长经历影射着甚至可视为虹影的个人成长经历。六六成长于重庆长江南岸贫民区，野猫溪副巷六号院子里一间十几平米带有阁楼的房子里，那里居住着包括六六及其父母、哥哥姐姐在内的一家八口人，居住空间逼仄狭窄，物质生活极度匮乏，贫穷和饥饿如梦魇般缠绕着整个家庭。养父因眼疾不能外出工作，不得不严格控制饭量以维持家庭生活的平衡。母亲为了维持一大家子的生计去做苦力，长期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和恶劣的工作环境使她丧失了健康和美丽。三哥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去捡拾河中半烂的菜叶和瓜皮。大姐常冒着被暴打的风险去菜地里偷菜。兄弟姐妹们常常为了抢一口吃的不惜大打出手。生理的饥饿是六六童年最为深刻的记忆。饥饿感如噩梦一般缠绕着她，她对于食物有着强烈的渴望。“我在梦里总饿得找不到饭碗，却闻到饭香，我悄悄地，害怕被人知道地哭，恨不得给每个手里有碗的人下跪。为了一个碗，为了尽早地够着香喷喷的红烧肉，我就肯朝那些欺侮过我的人跪着作揖。”①不仅生理饥饿，而且精神层面也存在“饥饿感”。六六的私生女身份令她时常被家中的哥哥姐姐欺负。母亲对她冷漠疏远，母女之间有着深深的情感隔阂。养父虽然对她和蔼，却始终与她存在一层血缘的隔膜，客气又疏离。生父很爱她，但却碍于法律关系不能接近她、照顾她。唯一能打开她心灵的历史老师却在她敞开心扉后不负责任地选择了自杀。父母关爱和亲密情感的缺失导致六六的心灵无所皈依。苦难能引起人的心理“堵塞”，在苦难“开通”之后，人的心理会获得释放。所以，对于成长苦难记忆的书写对虹影来说是一种心理疗伤和精神救赎。

除了苦难打下的烙印，六六在成长过程中也收获过温暖的记忆。面对生活的坎坷，养父、表姨、舅舅等故乡的亲人们依旧展现出人性的善良、温暖和关爱的一面，他们以乐观顽强的生活态度从苦难中拯救六六，激发她与命运进行抗争，显示出坚韧的生命力。缓缓流动的长江水也包容抚慰着精神无着的六六，“我们住在江边的人，对江水有一种特别的依恋”，“我们总是尽可能地和江水靠得近些走”，“江水就像流在我们心里，我们生来是江边的人。下坡上坎停息时……看几眼江景，又能爬一大坡石阶”。②从长江里打捞从上游漂来的菜梗菜叶也是童年食物的来源，长江水养育了六六和南岸的人们。故乡亲人们的顽强生命力给海外的虹影以深深震撼，使其领悟到“生”的重要意义。长江水给虹影带来无以言表的心灵慰藉。对于这些温暖记忆的书写给予漂泊在外的虹影以精神上的补偿和灵魂上的深深抚慰，使其达到某种心理意义上的回归。

当虹影将内心深藏的个人成长苦难记忆与温暖记忆化为文字流淌于笔尖时，她处于双重文化边缘而无所皈依的孤独、焦虑和苦闷的情感得到了有效的缓解。作者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本土精神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仿佛在迷雾中找到了精神依靠。“文化间隔”以及多元文化碰撞所催生的文化比较感促使作者将个人成长经历与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相结合，对本土历史文化进行更客观和更深层次的审视和反思。作者思考苦难背后的文化根源，并对传统男权文化进行深刻反思。作者努力寻找存在于成长记忆之中的文化历史延续性和自我连续性，但作者看不到具有凝聚力的力量对个人身份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从记忆中获取的精神资源也是破碎的和不完整的，记忆中的故土主体性价值令人怀疑和反思。③因此，成长记忆中的本土文化缺乏一定的“凝聚力”和“意义”，作者对本土文化产生认同焦虑，虽然最终并未从个人成长记忆中找寻到稳定的文化身份，但是这种寻找有效地缓解了虹影的文化身份焦虑，是虹影进行自身文化身份追寻过程中非常有意义的尝试和努力。

三、民族文化“边缘人”的自我追寻

虹影热衷于塑造既是混血儿又是孤儿的这类典型的民族文化“边缘人”④形象，而且将“边缘人”故事发生的背景设定为抗日战争、“二战”等战争时期。虹影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融入到文化边缘人形象塑造之中，探讨复杂时代背景下夹杂在两种民族文化之间身份叠加的文化边缘人的身份认同的艰难，以展现自身对于心灵归属的执着追寻。

《绿袖子》中女主人公玉子是中日混血儿，男主人公小罗是中俄混血儿，两人都是孤儿，在孤儿院长大。情感缺失的他们在彼此身上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在动荡的乱世之中，原本两人已经习惯了彼此的边缘身份，身份问题并非大问题。但是随着日本战败投降，形势发生巨变，民族身份问题变得敏感而重大。民族身份叠加导致他们不被其中任何一个民族信任或接受，甚至被两个民族或两种文化相互推诿和污蔑，陷入无家无国的尴尬境地。身为中日混血儿的玉子，如果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将会被当作汉奸处决;如果承认是日本人，则将被遣送回国。为了让玉子免遭处决，小罗利用山崎导演的一封信证明玉子是日本人，玉子被作为战俘遣返回日本。小罗则陷入中、俄的身份迷茫之中，最终被当作“国际罪犯”关押起来。后来，小罗为了寻找玉子，孤身从长春偷渡到日本东京，到了东京才发现玉子已经偷渡回中国去找他。小罗又赶回中国找玉子，玉子又回日本找小罗。两个失散的孤独个体执着地在东京与长春之间冒死多次来回寻找彼此，却又一再错过，终究没有找到对方，只能在梦中重逢。“我是谁”的问题缠绕了他们一生，只有对方才能真正深入到彼此的内心，他们只有在彼此面前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获得自我认同和归属感，找到了对方就是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和位置。所以，他们一生不断往返于中日两国之间彼此追寻，更多的是为了对自我的寻找和确认。

《上海之死》中于堇作为中国人，自幼失去父母成为孤儿，之后跟随美国养父接受西方教育，被培养成为美国利益服务的间谍，属于中西双重文化“混血儿”。养父休伯特作为美国人，在中国生活了20余年，供职于远东地区美国情报局。于堇自小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十分微弱，再加上休伯特在潜移默化中对于堇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进行着改造。因此，于堇的中华文化身份认同被弱化，偏向“西化”。养父休伯特对她而言就是家的代名词，她十分尊重休伯特的意见，守护他们的家。于堇在获得日军将偷袭珍珠港的绝密情报后却陷入情感纠结之中，始终在中国和西方两种身份之间摇摆着，陷入中西两种文化身份、民族大义与父女亲情之间的两难抉择之中，内心十分挣扎。最终她选择忠诚于国家利益，对养父休伯特和盟军方面隐瞒了情报真相，日军偷袭成功，迫使英美正式对日本宣战。于堇在担当民族大义的同时却是对养父的一种背叛，最终她以自杀的方式来表达对养父的愧疚和赎罪。于堇以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对国族和亲情的救赎，但这并不意味着于堇找到了真正的“自我”。死亡是最决绝的逃离，如果说逃离意味着寻找新的身份，那么死亡则意味着于堇以一种决绝而又惨烈的方式与自己在中西文化夹缝中的两难身份、边缘困境做彻底的告别，去寻找新的真正的“自我”和心灵的自由。

跨文化的生命体验使得虹影深受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她属于文化层面的“混血儿”，而其私生女身份以及父母关爱的缺失，使其犹如孤儿一般，得不到自我身份认同。受自身特殊身份以及跨文化视角的影响，她热衷于探讨既是血缘或文化混血儿又是孤儿的这一类典型民族文化“边缘人”的文化身份问题，且故事背景多设置为战争年代。虽然该取材有吸引读者眼球的商业化考量，但也表达了虹影对这类特殊文化边缘人的理解、同情和关怀。

如果说和平时期从中国移居到西方的文化边缘人还有中国之根的身份意识和家国记忆可以依靠，那么战争年代的孤儿加混血儿身份的民族文化边缘人，面对政治风云变幻，他们无法根据个人感情倾向选择国籍身份，没有国家民族的认可，没有父母的关爱，可依靠的过去记忆更加渺茫，面对“我是谁”“从哪里来”“到何处去”这类问题更为迷茫，身份虚无感更强。他们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寻找过程更为艰难，结果往往也更为惨烈。作者考察时代背景对这类民族文化“边缘人”的影响，考察身份的缺失对他们的爱情、人性和命运的影响以及观照他们文化身份追寻的过程和特点，可为文化边缘人群体也为虹影自己找寻文化身份提供借鉴和参考。这类文化边缘人的身份认同过程极为复杂和艰难，但是他们在困境之中没有沉沦，而是以更加坚韧的意志对文化身份进行不懈叩问和寻找。这也反映了虹影对文化身份寻觅过程的艰难与复杂，昭示了她追寻自我文化身份的坚定态度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