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凝思·地域美学·现实批判

周建新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可以说，他的小说创作几乎与新时期以来的东北地域文学发展是同步的。纵观他的小说，无论是对历史中个体人生的书写，还是对有关地域文化、民俗的呈现，或是对现实的关注，无一不聚焦在东北的辽西地区并以此为地域背景而展开。作为一位满族作家，周建新又以灵动的笔墨书写历史，在时代的辗转变迁中描绘出属于辽西大地的美学风格。作为周建新创作的原乡，辽西大地为他提供着不竭的写作源泉，而他也以自己的笔墨寄托着对历史的期冀，对民族文化的眷恋以及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以现实主义手法建构东北乡土世界作为对辽西大地的深情回报。

一、时代演进中的个体与人性

优秀的作品都是作家与现实世界建立某种联系的努力与尝试。无论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论述，还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阐释，无不体现着文学与时代的紧密关系。特别是当我们将考察视野定位于当代文学的场域之中，这种关系尤显突出。20世纪50—60年代的作家在现实主义的影响下开启了对历史的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宏大叙事，由此产生了《红旗谱》《保卫延安》等优秀的革命历史小说。而到了新时期，作家关注的重心由宏大的历史事件转向了历史中的个人，历史的偶然性与断裂性伴随着时代的步伐在文本中肆意流动，一些作家对待历史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由再现转变为解构。

不同于50—60年代文学注重宏大叙述，也不同于新时期以来一些秉承解构历史的作家，周建新选择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将目光聚焦于时代演进中的个体，把历史作为故事发生和人物活动的重要背景，将时代洪流中的个人及其家族的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以一种个人化的视角把握时代的步伐、勾勒时代的潮涨潮落、风云变化，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诠释历史的本质、人性的复杂。周建新关注不同时代的各类小人物，他将小说中的人物赋予社会历史时代的复杂印记，并结合个体、社会之间的关系展开叙事，而这归根结底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的多重性推动着小说的情节发展，进而揭示个体人性的复杂。当我们习惯于宏大的历史叙述，习惯于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前进时，有可能忽视了普通百姓身处时代洪流中的真实生存状态。历史因其宏大而值得被铭记，也因其细微值得我们去关注、反思。

个体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粒微尘，而正是无数的个体创造了历史。无论是一腔哀怨的太太，还是充满原始野性的男人，无论是因反抗权势而斗争到底的顽将，还是为达到目的而自甘堕落的女人，无论是贤妻良母，还是沾染恶习的父与子，周建新将目光聚焦于历史舞台中的个人，将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呈现出来。对于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周建新的小说避开宏大的叙事视角，选择历史缝隙中的片段，透过普通个体人的生存状态与反抗精神，进而反映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线索，呈现隐藏在宏大历史的细微之状，帮助人们寻找在喧嚣和浮华中被隐去的历史记忆，完成对历史变迁的追忆和反思。

周建新用深沉凝练的笔触将人性的复杂性呈现出来。而复杂的人性又是通过个体的反抗与挣扎揭示出来的。这种反抗、挣扎是面对国破家亡的反抗与挣扎，是为摆脱困境的反抗与挣扎，是拒绝平庸的反抗与挣扎。《锦西卫》作为集中反映抗战初期东北民众奋勇反抗的长篇小说，揭示了人们在面对生死之时为求生存的斗争与挣扎。作者将故事的叙事空间置于辽西地区的锦西。“以前对‘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认识，只是书本中的一个概念，没有真正遍地流淌鲜血的感觉，可在钢屯，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血是怎样染红这片土地的。从老人们泣不成声的讲述中，从现场身临其境的考察中，我几乎能找到镇里的哪一寸土地流的是谁家的血。”①所以周建新在历经多年的准备后，用“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决心重现了80多年前锦西的一批爱国抗日的英雄儿女形象，同时还塑造出了土匪、神枪手、乡绅、日军等各色人物形象。在小说中，面对国内国外的形势，面对父老乡亲惨遭杀害，面对国破家仇，主人公张天一毅然举起了反抗大旗，带领人们同侵略者进行斗争，不惜代价，消灭敌人。小说揭示了英雄人物张天一的大爱大恨、儿女情长。面对个人的爱恨情仇，张天一的内心是复杂的，但“张天一不再纠结，他仿佛看到了伊兰为多田挺起了大肚子，还是打锦州是国家大事。他牵着马，走向虹螺山，他要连夜骑马赶到锦州西北的大山里，见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的监军朱霁青，按事先的军事部署，打下锦州的外围义县”。②同样，在《血色预言》中，面对日本军队的侵略，无论是孙孟歧，还是徐先生，抑或是小北风，他们放下了个人的恩怨，对敌人进行着殊死抵抗。周建新说：“我想用文学的方式，准确翔实地还原历史，讴歌英勇不屈以死抗争的家乡人民。”③同时，小说还塑造了因不甘平庸与困苦而进行打拼、反抗的人物，如《乌黑的黄金》里的卷毛、《苍天有眼》里的岳山丘和金家姐妹等，但这些人物却不同程度走向了堕落。可以说，周建新的小说既观照历史表面，也深入到内里，在多层次的反思中将那个时期复杂的人性图景绘制出来。

周建新更多关注曲折的个人命运的和人性在历史发展中的复杂变化，一方面将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呈现出来，揭示出历史发展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另一方面也透过人物命运追问人性。而人性的复杂体现在人的强烈欲望之上，周建新小说人物所体现的欲望既是求生的欲望，又是一种权力的欲望，既有爱国的反抗，又有困苦的挣扎。无论是他的农村题材小说还是官场反腐小说，抑或是反映渔民的海洋叙事小说，无不向我们揭示着人的生存欲望与对权力的渴望。因此，小说人物便带有复调性格，复杂人性展露无遗。作者用笔触探问人的生存处境，追寻人的存在意义。对于人性的表现，没有停留在单一的向度上，他关注生存困境中的个体，他以人道主义精神的本色触及着人性深处的复杂与深邃。

二、辽西满乡地域文化人格的塑造与心理机制的形成

周建新曾言：“我很关心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内核，常常思考民族成长过程中脆弱的心灵史，也许我没有那么厚重的学养，没有那么深邃的思想，没有那么强大的表现能力，但这都阻止不了我的思考与创作实践。”①作为一名满族作家，周建新对满族文学的发展抱有强烈的期望。他的小说始终表现出对辽西满族文明的希望和期许。他期待与汉文化互动的同时，也希望满族文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能够保持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审美意识，表现出不一样的审美追求。满族作为曾经入主中原且具有重要地位的民族之一，在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一直致力于促进民族文化的统一融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纵观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满族作家为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老舍、端木蕻良、舒群等，都为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付出了努力。时至今日，在时代和社会的多重影响下，辽宁形成了满汉文化和谐交融、融为一体的局面。民族文化资源和爱国精神塑造了文化多元的观念和审美意识。可以说，满族作家在历史和现实的相互交织中、在不同文化的交融中寻找着恰切的表达方式。在民族文化日益融合的过程中，其感染力、渗透力在作家的创作实践中被吸纳与借鉴。毫无疑问，周建新的小说创作也是从此基点出发——在时代变换中勾勒出辽西独特的民族地域文化，彰显着属于辽西大地的审美追求。无疑他笔下的羊安堡和宁远城是用来展示辽西独特的地域文化的符号。作为独特的地理空间和民族文化区域，辽西走廊的南端连接着华北地区，与中原相连;北端与辽阔的东北大地相连，是连接东北亚与中原的重要民族文化、经济和商业区域的廊道，它在满汉民族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作者来说，这里就是他文学创作的源泉，他自觉地承担起“为辽西走廊摄制历史与时代的影像”②的责任，聚焦辽西独特的地域文化，展现属于这里的审美追求与想象，阐发自己对民族对人生的深刻思考。

周建新用独特的方式展示着辽西独特的地域民族文化，其小说具有展现满乡儿女风采的美学特征。小说《阿门，1900》与《平安稻谷》是典型的展现辽西独特地域民族文化性格的作品。小说《阿门，1900》不仅仅对家乡宁远城文化历史做全景式描绘，作家还以自己的想象与思考串联起近百年的历史，将中国近代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与风云变幻凝聚在这座小城之中，各种不同的人生观念、各种不同的文化（以神父为代表的西方宗教与本土思维观念）都在这里发生了激烈的冲击与碰撞，从而深入地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特征以及独属于辽西大地的审美追求。而小说《平安稻谷》则将辽西走廊满乡人民的民族文化性格进行了经典化的阐释。小说围绕两百袋稻谷展开，通过刻画各类人物形象展示出地域文化影响下的人的品性。固执而又守信的爷爷，带有典型的落魄旗人子弟特征的舅爷爷，坚强善良的奶奶等，他们在时代的浪潮中先后登场，共同演绎了那个时代辽西大地上的中国故事。小说对“我爷爷”守信的描写体现了辽西满族人的讲究、在暴力和金钱面前安然自若的品性，突出了辽西满乡男人的品质特征。奶奶虽然是落魄旗人子弟，但却没有沾染颓废之气。当有人打起稻谷主意时，她却尽显泼辣地动手要打人;在面对土匪时，她冷静且勇敢地用一颗子弹唬退了众人;她干起农活来也是丝毫不输男人，为了帮助爷爷转运稻谷，她半夜冒着风雪扛麻袋，最终落下了病根……这些无疑都向我们展示了满族女子的勇敢、坚强、善良的品格，充盈着女性的光辉，反映出满族女性的优秀品格。

作家的成功根植于对土地对人民真诚的热爱，毫无疑问周建新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作为满族作家，周建新生长于辽西大地，对这里有着深沉的热爱，他从现实生活中打捞素材，辅之以奇妙的想象和建构，聚焦辽西地域的满乡文明，这是对于传统的民族美学理想的刻意表达，同时也是对于民族文化特色薪火相传的自觉认同。

可以说，周建新将地域文化影响下的文化人格与文化心理机制更多地表现为辽西大地那豪爽的民族性格以及人们内心独立的民族意识，作家饱含深情地将地域性内涵融于文学创作之中。他以自己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辽西大地上那独特的地域文化与风土人情，开掘了辽西走廊多元的文化底蕴，为关东小城的历史嬗变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绘制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的审美画卷。

三、现实的关注与批判

现实主义一直是辽宁文学的主流。20世纪初，辽宁文学承载了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任务。在血雨腥风的历史时期，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反映社会、描摹现实，坚持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30年代，以萧军、端木蕻良、马加、舒群、白朗等作家为主力的“东北作家群”进一步深化了辽宁现代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辽宁文学创作继承了这种现实主义传统，作品反映着不同时期的社会现实。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还是工业题材创作，或是农村题材创作，都在新时代的感召下萌生了新的文学特质，新的现实生活跃然纸上。进入21世纪，在城乡互动频繁的现实面前，辽宁作家更加关注底层人民的现实生存状态，不仅对其物质生活现实进行表现，而且对他们的精神世界也进行了深刻的探索。可以说，辽宁文学始终坚守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反映着辽宁社会历史的变迁，歌颂着新时代、新人物、新政策，表达着对新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周建新秉持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其小说关注现实、批判现实。他努力挖掘社会历史的变迁、探索复杂的人性以及其中体现的独特的地域审美价值。纵观他的小说，“其创作始终徘徊在残酷现实争斗与美好理想愿望之间，没有偏向任何一方”，①他的小说贯穿始终的是对现实生活本真面目的揭示与批判。在这个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一些问题不断显现的时代，他凭借其独有的道德良知，以文学的方式揭示现实生活的本真面目，为那些迷失在物欲横流中的人们寻找精神归宿。

关注社会现代化进程下人的变化是周建新小说不可逾越的主题。当经济飞速发展，外部事物快速更新换代，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观念也面临着巨大的冲击甚至会产生混乱。周建新则在其小说中揭示了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对权力的迷恋与疯狂的追求、对生态的破坏、“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等极端现象。小说《乡村立交桥》中的主人公余三官因祸得福成为一个合同工看守铁路路口。当铁路公安驻扎在了道口，余三官的另一种热情被点燃了起来。他看到过路司机对警察的尊敬，对自己的管理却是不忿与蔑视，身着铁路制服的余三官感到了深深的自卑，于是在他的多次请求下终于获得了一套警服。在一次解决事故后，余三官发现了“发财”的门路，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他向个体面包车索贿;当财路被警察“棒棒冰”阻挡后，他又与大芬两人“男主外女主内”控制起路口的商贩赚外快;最后为了缓解交通压力，铁路道口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余三官失业。如同余三官的名字一样，在这期间他当了“三次官”，管了“三次事”，对待工作的态度也逐渐转变，而每一次的转变都暗示着他越发陷入对权力的迷恋之中，忘却了最初看守路口的本心。这个被权力迷失了双眼的小人物最终也没有被现实生活唤醒，在小说的结尾他要去城里告收费站人员贪污受贿，并幻想着上级会以此奖励他让他坐在收费站的小红房子里当收费员，而全然忘记了自己之前的受贿行为。小说既关注现实，又深刻批判了现实生活中诸如余三官一类人的人性异化。而《乌黑的黄金》《天下警察》《顽固的电视》《大户人家》《无虑之虑》等小说，则揭示了现实生活对人们的精神刺激以及自我欲望的不断膨胀。小说批判了人们在利益面前失去了尊严，失去了本该坚守的道德底线，导致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欺诈与暗算。人的道德出现了沦丧，进而造成了现代性的悖论。

如果说哲学是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反思与预见，那么文学则是对社会现象的映射与出路的找寻。周建新的小说通过其内在的文学想象建构起反映现实的桥梁，对社会发展中人们的内在进行深刻的透视。诚如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幅面孔》中所言，当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这两个源起同宗而又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时，我们在将近150年的时间内已经经历了现代性的无数个面孔的洗礼。在现代化进程中，现实的生活使得文学必然要做出及时回应。在现代性对我们的影响与日俱增的同时，文学势必就要与之产生共振。社会现代化进程打破了传统的一体化性质的生活模式与秩序，现代文明的加速前进无疑使得人们卷入滚滚洪流之中，红尘与“净土”、纯洁与污浊、现代与传统逐渐成为文学关注的矛盾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