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文论的智慧与其作品的常销缘由

路遥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的作品却很成功，其小说不但在生前得到专家学者的肯定，就是在他离世30多年后的今天也仍然被广大读者反复阅读。这个成功不只因为路遥对普通劳动者命运的殷切关注，更得益于他在文学理论方面积累的智慧。

路遥在1992年曾打算单独出版一本文论集，此书当时拟“名曰《作家的劳动》，约十五六万字，包括以前的一些文学言论（七八万字）和有关《平凡的世界》的一篇大型随笔（六万多字）”，①但由于种种原因，终未能实现。不过，这些内容，现在皆已收入《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卷中。

路遥的这些文论很长时间被人们视作他为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所撰写的辩护词，然而当《平凡的世界》因其常销现象引发关注并出现评价高估的情形之后，学者们才意识到他的诸多言说蕴含着不可小觑的理论光芒。而路遥对自己的理论修养也很早就充满自信：“我认为，我的生活底子，我的语言能力，我的理论基础按说是很厚实的。特别是在理论方面，要比同时代的作家扎实得多。”②

一

路遥强调作家要有满足读者需求的自觉意识，把文学的“济世”功能，即影响或改变广大人民大众的命运当作文学最根本的目标。在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的作者致辞中，他说：“我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或少数人写作，而是应该全心全意全力满足广大人民大众的精神需求。”③

这种话语听起来分外耳熟，似乎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翻版，但实则是路遥心底之音与伟人精神的文字偶合，是他透彻理解自己的文学使命后清醒、真诚的写作宣言。

只不过，他的“人民大众”并非意识形态的厘定，而是对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的区分，这些“普通读者”是广大的人民大众，是把文学视为人生灯塔的多数人群，而不是熟悉文学技巧的少数专家。“这样写或那样写，顾及的不是专家们会怎样看怎样说，而是全心全意地揣摩普通读者的感应。”④

在新时期文学中，很早具有“读者意识”的作家应该非路遥莫属。几乎所有人都使用“读者”的概念，但具有“读者意识”则完全不同，它意味着从文学生产者角度出发对文学消费者的一种体认，即作者对读者及其作品阅读效果的重视。

20世纪90年代，能有这种具体而且超前的文学消费意识者寥寥无几。很多人还是在使用着惯常的、抽象的“人民”概念，路遥一度也曾这样使用，但他后来却全部改用“读者”的提法。“不管写什么人物，必须让读者相信真实，感到你并没有说谎，这是最重要的。”①

不只是文学的真实性要经过读者的检验，而且从根本上要认识到写作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读者。他明确宣告自己的写作：“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而直接面对读者。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②

由此也驳斥了有些人说路遥的写作有首先取悦高层的观点。他甚至在写作方法的选择上也处处以读者为中心，优先为读者考虑，甚至在作品的结构设置方面也很用心：“如果有这样的大布局，再有可能处处设置沟壑渠道，那么，读者就很难大跨度地跳跃到全书的结局部分。”③

正是把最广大的普通读者对文学的精神诉求、阅读快感放在首位，所以，在路遥这里，作品形式或艺术技巧的重要程度明显被排在作品的内容或生活的深度之后，对生活的认识深度是路遥以为的文学根本问题。

他不只坚持文学的反映论，更强调作家要鲜明地表露自己的立场。“作品中将要表露……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对不可能'中立'。”④《平凡的 世界》的主观动意就明白无误地印证了这一点：

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并要充满激情地、忠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⑤

这最后一句“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特别重要。由此可见，布道与教化是路遥对文学宗旨的鲜明表达。从创作伊始，他就没有“为艺术的艺术”的动机，而更推崇“为人生的艺术”主张，他不是要创作供人把玩、品咂的纯审美作品，而是要提供能给读者人生指南的济世类小说。他谈到《人生》的主题时就说：

我当初的想法是……一方面是要引起社会对这种青年的重视……另一方面从青年自身来说，在目前社会不能全部满足他们的生活要求时，他们应该正确地对待生活和对待人生。

这种“济世”思维一方面导致了路遥作品质胜于形的特征，另一方面也给当代文学创作再次敲响了警钟——意义永远优先，借用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观点，即“得意忘言”。

路遥曾从普通读者的阅读心理出发，认为文学首先是教读者如何做人而不是传授写作的技巧。这应该是路遥文学济世观最重要的一个表达，尽管他没有用专业的术语，但是他的立意清晰，次序分明。

一个作品，首先应该引起你情绪上的震动，读书也是这样。我少年时读《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毁灭》《铁流》等，首先想的是怎样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性格坚强的人，当时，并不是要学习文学。⑦

在他看来，普通读者最初对文学作品的接受“想的是怎样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性格坚强的人”，他们并不是首先冲着小说的有趣好玩而去，当然在有情感震动的同时还达到有趣好玩的小说无疑更受欢迎。因此，在路遥看来，作家的使命就是首先为读者提供精神的食粮，让他们从作品中汲取人生道路上前行的力量。这大概就是《人生》《平凡的世界》畅销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

20世纪80年代以降，文学的审美观念逐渐成为主调，甚至发展成“唯美主义“，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体系因而发生了明显的转折，对形式与技巧的器重成为文学创作与评价的新风向标。尽管审美的观念对反拨“文革”期间文学是政策的图解和文学工具论的倾向功不可没，但同时也削弱和淡化了文学与生俱来的济世功能，把文学变成与广大读者的现实生活疏远的装饰品。

3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温路遥的文学思想，我们不能不钦佩路遥的质朴和透彻，尽管他生活在文学观念大转型的嬗变时期，他承袭和坚持的某些提法在当时似显老套，但是他一直没有脱离文学济世的悠久传统，也没有被外来的新潮所左右，所以，他的创作道路在今天才会被人们重新关注与思考。罗岗的“人民文艺”与“人的文学”的合流观①也许就代表了这种对新时期以来“人的文学”之“唯美”思潮的重新定位以及对路遥等人所坚守的“人民文艺”方向的回归与肯定。

二

当然，我们强调路遥对文学济世功用的重视，并不意味着他对文学审美观念的漠然。恰恰相反，路遥很早就领悟到创作的审美规律。诸如，感情处理的“分寸感”和“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等。“分寸感”近乎先秦美学的“中和”观点，即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路遥说过：“在创作中，既要有激情，又要有分寸。我认为分寸感对于作家来说还是很重要的。”②路遥不但形成了这种觉悟，更是直接把这种觉悟化作自己创作中处理激越情感的“中和”策略。

其一，淡化人生的艰辛，凸显人性的美好。尽管《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平凡的世界》中的马建强、周小全、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等人物的经历都很坎坷，但是这些人物形象却不显悲观、消沉，更无怨愤和仇恨。

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路遥深深地懂得，在写作中绝不能把生活中的悲苦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要进行一定的改造——中和或升华。他曾经以《在困难的日子里》的主题提炼为例，说明对生活的升华多么重要。

如果照原样写出来是没有意思的甚至有反作用……在困难的时候，人们心灵是那样高尚美好……所以，我尽管写的是困难时候，但我的用心很明显，就是要折射今天的现实生活。③

其实，不只是路遥，中外文学史上的许多优秀作品，对苦难的表现大都如此，即不拿艰难给读者加重忧愁，而是“以喜写悲”，从苦难中发现美好，把曾经的悲苦作为现在人振作的一种参照。路遥曾在多处引用叶赛宁的诗句：“不惋惜、不呼唤，我也不啼哭;金黄色的落叶堆满我心间，我已经再不是青春少年……”④这是他人生成熟的标志，也是他“中和”策略或“分寸”美学的最好见证。

其二，选择正剧的结尾，拂去情感的阴霾。路遥本人感情上的失意不可避免地会折射到作品中人物的关系及其相关描写之中。我们不难发现，《平凡的世界》中很多女性的婚姻都不如意：田润叶与孙少安青梅竹马却并未能结成连理;田润叶与李向前结婚多年仍分床而居;田晓霞与孙少平彼此钟情却生死相隔;惠英嫂与王世才恩爱有加，一方却突遭意外;郝红梅与顾养民分手后，另嫁的前夫不久即患病而亡等。

不过，路遥并未把这些悲伤和遗憾的情节作为结局，而是作为故事的前奏，因为，他理性地认识到不能在创作中让感情泛滥。所以，以上人物的不幸感情与婚姻在最终就都出现反转：孙少安找到了与自己情投意合的妻子贺秀莲;田润叶与李向前和好;郝红梅与田润生重组家庭;孙少平也向惠英嫂紧紧靠拢。

但是，这种结局的设计又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传统戏剧大团圆结局的老调重弹，而其实是路遥参透生活真谛之后的正剧化处理。因为就在孙兰香考上大学、孙少安的砖厂扩大再生产并反哺家乡的学校，王满银浪子回头与兰花过起了正经的日子，田福军大刀阔斧的改革得到中央的认可并升任省会市委书记，孙少平回到了他深思熟虑后决定一辈子可能要打交道的大牙湾煤矿等，这一片喜乐向好的气氛中，孙少安的妻子贺秀莲却突然口吐鲜血，并被原西县医院确诊为肺癌。这显然是对生活本来面目的真实呈现。

“分寸感”还表现在路遥对人物描写的“平等”而非居高临下的姿态上。这一点特别重要，路遥把读者定义为“普通劳动者”，又反复强调作家“永远不要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这就把作家与读者摆到完全平等的位置上，即所谓普通人面对普通人。“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①

而一个普通人的感觉就是：“真诚！这就是说，我们永远不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这样我们所说出的一切，才能引起无数心灵的共鸣。”②

路遥的代表作《平凡的世界》的取名就延续着这种思维，最早是《走向大世界》，又改为《普通人的道路》，最后才定为《平凡的世界》。“我个人认为，这个世界是属于普通人的世界，普通人的世界当然是一个平凡的世界，但也永远是一个伟大的世界。”③所以在描写农村人时，路遥就说：

从感情上说，广大的“农村人”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也就能出自真心理解他们的处境和痛苦，而不是优越而痛快地只顾指责甚至嘲弄丑化他们——④

不指责、不嘲弄、不丑化的平等和中正思想则是路遥“非好非坏”的典型人物观的基础，亦即复杂性格论的前提。从时间上看，这种观念的提出要比刘再复在1984年提出的“性格组合论”观点早几年。但是，30多年来，似乎没有人指出这一点，我们忽略和低估了路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关于人物性格复杂性的先觉之功。“照旧把人分成好人坏人两类——只是将过去'四人帮'作品里的好坏人作了倒置。”⑤

特别是，路遥在《人生》中已经实践了“难分好坏”的人物性格复杂性理论。在此之前，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贴满了非好即坏的人物标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路遥在新时期最早从实践与理论上打破了当代小说中简单的“好坏人”陋习。

我能不能写一部作品，叫大家急忙分不清，尤其是叫文艺理论批评界急忙分不清，这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实际上《人生》就是在这样一种思考的背景下产生的主题。⑥

根据路遥的回忆，1979年左右，他关于人物性格复杂性的看法就比较成熟，试想一下，在那个时期，有几个作家明确地提出这种观点呢？

写《人生》这个想法，想得很早，为什么要把这几个放在前面呢？因为这几个都比较好写，大致也是好人坏人的故事。高加林这个人是个复杂的人。我稍微要有一些思想准备，艺术准备。实际上，我试验了三年。⑦

路遥及其作品为什么能够超越时代、经久不衰呢？原因之一就是他较早领悟到文学审美的规律，而复杂性格的意识从根本上正是对文学最基本的规律——真实性的追求。

我觉得，对于小说来说，重要的是要用艺术手法真实地表现出生活来，只要做到这一点，读者自然会在美学欣赏过程中，获得认识方面的价值。①

所以，路遥不只是中国古代大文学观的传承者，也是文学审美规律的积极探索者，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可能误解甚至轻视路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