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文学批评标准的话语实践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既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时间概念。进入新时代，意味着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处于新的历史方位，其中也包含着文学批评标准进入新时代。进入新时代以来，对文学批评标准问题的探讨在总体上保持着在学习中总结、在前行中建构的基本态势。

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作品乃至文学活动全过程（创作、阅读、接受等）进行分析、判断、阐释和评价的行为，一般要经历感性、知识性、审美性（也就是情感—阐释—批评）等几个阶段。文学批评标准是衡量文学作品的尺度与准绳，既是对文艺整体发展状况的遵循，又是评价具体作品优劣的标尺。标准是判断作品高低优劣的基本依据，依据什么标准来评判作品的好与不好，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文学批评标准有客观的、科学的一面，更有主观的、动态的和随时代发展变化的一面。新时代以来，文学批评的主体、对象、路径和方法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批评标准亦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文艺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多次谈及文艺批评和批评标准等问题，提出“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文艺批评标准，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文艺批评标准及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人的文艺批评观点的继承和发展。文学批评作为文艺工作的重要一环，应积极实践这一标准。文学批评标准是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一个时代文学发展水平的反映，也是文学理论所能达到高度的表征。批评标准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对当前文学批评现状和原则的反思上，也体现在对于发展趋势的把握以及对于未来方向的指引上。

一、新时代关于文学批评标准探讨的几个节点

进入新时代以来，文学批评标准发展变化的脉络大体是：先寻找病症，后建立自信，再确立批评标准和阐释原则。文艺理论建构的目标是文化强国，在全世界文学理论范围内发出中国声音，展现中国特色。关于新时代文学批评标准的话语实践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当下文艺政策、时代社会环境、媒介技术参与文学批评标准设定这几个方面。

2014年，文学批评的总体特征是谈问题，批评标准的暧昧与含混是其时文论界着手解决的问题。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批评了文艺界存在的“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等8种怪现象，并道出文艺创作与批评存在的“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和“抄袭模仿、千篇一律”“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等问题，提出了文艺批评标准总体要求。

2016年，文学批评的总体特征是谈自信，以批评标准的自信引领文学发展，注重展示中国特色、表明中国立场。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与专家学者一起“分析形势、沟通思想、凝聚共识、谋划未来”。习近平强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2016年6月28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出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8期。]这些凸显了“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重要地位。批评标准更加强调以文化自信引领文艺发展，倡导用中国思想、中国理论、中国学术阐释中国观点，表明中国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2018年，文学批评的总体特征是谈阐释，中国文论要有自己的阐释标准。张江、高建平等学者从阐释学、发生学等理论视角探讨了阐释论产生的理论溯源、价值取向与未来构想。自此，学术界开始关注强制阐释的反思、公共阐释的建构、本土阐释资源的挖掘与重新提炼等内容，显示出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底气与实践品格。

2020年，文学批评的总体特征是谈文化强国。2020年10月，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了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时间表。文学的发展是促进先进文化发展的血脉滋养，文学批评是血脉充盈的监督保障，批评标准是其健康与否的晴雨表，标准好则文学好、文化好。这就要求文学批评的标准要表达时代诉求，要规范和引导精品的创作，要奉献人民，以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进而创造性地推进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2021年底，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了新时代文化建设成就和经验，指出在文化建设上，我国已经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新时代以来，文学批评标准的研究总体呈现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确立原则、秉持初心、创构未来的发展路径，同时在文学批评的顶层设计及文艺政策研究、文学批评标准的理论及实践研究、新媒体文学批评的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人民日报》“文论经纬”专栏、《光明日报》“文化评析·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专栏，发表了刘中树、张江、仲呈祥、董学文、丁国旗等专家学者的系列文章，对习近平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的理论支点、研究路径、守正与创新等做了论述。但是由于文学批评现场的复杂性和文学批评标准观点的多元性，现有研究多是对文学批评标准的宏观扫描或者就现象论现象，在对文学批评标准变化脉络的把握、文学评价体系的设想与建构、文学批评当下价值选择和未来趋向的考察等方面还有待完善，而且现有标准对“真、善、美”的内在规定不明朗，对“历史”“美学”标准的实践特征解读不充分，对新媒体文学批评标准指涉不到位。因而，以上问题是当下文学批评标准研究亟待解决的。

二、新时代文学批评标准话语实践的几个方面

文学批评话语实践是主体就某一话题展开的讨论，就某一概念进行的推理或论证，及其作用的对象。话语实践活动包括学术会议、创作与批评、课堂教学等形式。新时代的话语实践是通过文艺政策、文艺评奖、文艺会议、领导人文艺思想作用于文学作品来实现的，是充满张力的动态存在。新时代文学批评标准的话语实践将关注点转向了批评话语在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不同方面，而非只专注于“标准”本体的理论探讨。

实践之一，增强文学批评标准的人民性。

文学批评标准的人民性探讨的是人民与文学的关系，二者互相需要、互为因果、互为动力。人民是文学表现的主体，人民亦是文学的欣赏者和评判者;人民性是对人民在文学批评体系中的身份、价值理念、评判实践的认同。新时代文学批评标准明确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是“人的生存现实”（有快乐也有忧愁），能否彰显这两个特质（具体的人、双重的人）是构建新时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人民性的逻辑起点。新时代文学批评的话语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务必要坚持人民性原则，并始终将其摆在首要位置。

人民性始终是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准之一，人民性体现在党对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文艺政策进行调整，不断深化对文艺本质、文艺发展规律及如何领导文艺等问题的理解。新时期之初，邓小平表达了在文艺批评中突出人民性的观点，他指出“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②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2、2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生成了批评标准的新规，回归现实主义批评标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②文艺对现实的反映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新时代以来的文艺批评标准，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中，增加了“人民的”和“艺术的”尺度。将“艺术的”“美学的”并置，艺术标准对应思想标准，美学标准对应哲学标准，这就将批评的准绳与尺度进一步明确。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进一步丰富了新时代文艺人民性的内涵，为文艺主体——人民——写下注脚。

关于新时代文艺批评标准人民性，现有的研究成果有这样两大类：第一类是理论研讨层面，该类研究试图厘清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关于人民性内涵的发展轨迹，进行理论溯源，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性立场为基本站位，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的文艺思想、讲话精神等各项文艺政策做了对接，触及到当下文学实践活动的诸多领域，阐述批评标准人民性的理论价值。第二类是实际运用层面，研究文学批评标准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如姜春的《新世纪文艺人民性的理论诉求》，将社会现实、市场经济对文艺实践的冲击作为正反两方面的论据，论证人民性的必要性;修磊的《新世纪文学中人民性问题的回溯、重构及当代价值》，针对近年来文艺场域中背离人民价值立场的问题进行反思，提出“凸显身份意识，认识到人民身份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独特性”修磊：《新世纪文学中人民性问题的回溯、重构及当代价值》，《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6期。]的观点，从而强调坚守文艺人民性标准的必要性;范玉刚的《文艺在高扬人民性中与伟大建党精神的契合——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的文艺视角解读》，强调党性与人民性相结合的理念支撑。

批评标准人民性的增强，意味着批评对象激发了文学批评的活力。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最终受益人，是文艺创作的动力和服务对象，是文艺鉴赏和批评的实践主体和最高标准，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规律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以人民性为批评标准，能够使文学批评打破专业人士的小圈子，批评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看法，站在人民的立场发声。习近平指出：“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②③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这就要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立足于新时代文艺发展的具体实践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来展开。话语实践要以“现实的人”为中心，以社会的热点问题，比如“抗疫”“建党百年”“一带一路建设”等，为评价对象。文学批评必然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来评判文学作品的高低，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要“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②新时代文学批评标准使文学批评更加有效地介入当下生活、当代人的物质和精神世界，对象的语境是批评发言的土壤，离开这片土壤则批评将成为无本之木。

人民性的增强将文学的新发展与现阶段主要矛盾的变化联系起来，以能否彰显人民的喜怒哀乐为评判标准。“文艺需要人民”是指文艺要表达人民的真实感受，有快乐也有忧愁。文艺人民性的彰显要求文艺创作敢于揭示人民在追求美好生活时的现实境遇，要求文艺创作在讴歌党和时代时不回避现实矛盾，赋予人民以追求光明前景的勇气和力量，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等民生领域，既要喜闻乐见，又要直陈时弊，哀民生之多艰。文学批评与鲜活的人生世界是不应该被隔离的，文学对现实人生的冷漠是不被允许的。文学批评标准与一般性文艺理论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批评强调文本的对象性，即批评必然是对于特定对象（文学或者文学的周边）的批评，它必须从对象提供的可供批评的材料或构成因素出发，使批评围绕这些材料或构成因素展开。文学批评并非普遍的、一般的、置身对象之外的研究，不是概念演绎或知识传递，它要以一定的标准阐释正在变化的文学世界，它要肯定和弘扬某种美学价值，要否定和规避某些审美弊端，“止于至善，方能臻于至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