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之美与融合之美

2018年，在听闻红柯骤然去世的消息后，我在微信朋友圈上发了一条信息，认为未来文学史会给予红柯比今天更高的地位。到今天，我依然坚持这一看法。这不完全在于红柯作品本身所达到的高度，还缘于他的创作在当代中国文坛的独特性。红柯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具有探索性的审美和思想景观，具有很强的创新和启迪意义。

一、力之美

红柯小说最引人注目的美在于其力之美。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对人类生命力的赞颂。生命力的最外在表现，就是强大勇武的力量，能够克服困难、获得胜利的能力。红柯的作品，特别是早期作品，较充分地展示了这种力量。比如这是对充满力量的英雄人物的描绘：“顶天立地站着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大力士海布，跟熊一样黑乎乎站在草原上，像是草原鼓起的一块肉疙瘩。”

[红柯：《帐篷》，《金色的阿尔泰》，第143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再如《西去的骑手》中的马仲英，个人能力非凡，充分体现了人类的勇武之气。此外，《乌尔禾》中的海力布，也是力大无穷，充满着男性的英雄气质。《大河》的主角虽然是熊，但作品对熊的力量进行了富有神话色彩的描述和赞颂，并将之与人类进行关联，表达的同样是对生命力的赞颂。

当然，勇武之力只是生命力的外在特征，更深层的内涵应该是坚韧顽强的生命意志。对此，红柯显然体会很深，在《我的西域》中，他就表示：“在新疆，男性并不是真正意义的雄性，甚至算不上生理意义上的男人，在新疆人的词汇里，男人总是跟血性跟强悍连在一起。”[红柯：《我的西域》，《中国民族》2001年第4期。]所以，红柯赞颂的力之美的核心不是外在力量，而是内在的自由精神，是对独立的追求和对世俗的反抗，是一种坚持的勇气和韧性。

《西去的骑手》的马仲英最为典型。从世俗胜负来说，马仲英最终失败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在作品中光彩照人的形象气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品完全不是从世俗利益角度出发，恰其相反，作品渲染和彰显的是超越现实的英雄主义精神。虽然马仲英有好的家庭出身，完全可以按部就班去升官发财，但他拒绝了这样的生活方式，甚至不将战争胜负作为最终追求，而是志在追求生命的自由和率性，活出人生的灿烂与辉煌。作品对马仲英的人生和行为进行了传奇式的书写，也赋予他以强大的精神力量，或者说一种高居于现实之上的强大生命力——作为一种艺术方法，作品还塑造了他的政治对手盛世才作为比照。盛世才也曾很有血性，但后来逐渐蜕变得狡猾和世故。他在与马仲英的战争中成为胜利者，但从人格精神来说却完全败给了马仲英，甚至内心深处对马仲英也充满了钦佩和敬重。

红柯的其他多部作品也表达了同样内涵。《金色的阿尔泰》的主人公永不满足自己的既有生活方式，始终在对独立和自由的追求中，他的人生就是一个拒绝平庸、追求自由的过程。《乔儿马》也如此。主人公长期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和工作，在很多人看来难以忍受，但是，他乐于这样生活，因为这是他自由选择的结果，也是他最喜爱的生活方式。

如此对生命力的赞颂，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也自然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在红柯作品中，生命的价值意义在于是否拥有灿烂和自由，在于是否表现出真正的力量，而绝对不在于时间的长短。所以，红柯作品阐述了对生命与死亡的独立理解。对于他的许多人物来说，死亡并不让人恐惧，它只是生命的自然结局，只要生命过程足够精彩，完全可以从容面对死亡，死亡也会高贵而美丽。在多篇作品中，红柯这样阐释死亡：“死亡在他身上简直就是一首诗，是一种生命最高层次的享受。”

[红柯：《鸣泉》，《扎刀令》，第74页，西安，西安出版社，2018。]“高贵的生命不会死亡，我们必将在植物中复活。”

[红柯：《金色的阿尔泰》，《金色的阿尔泰》，第51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西去的骑手》更是对马仲英的死亡过程进行了刻意的浪漫诗化，赋予了美丽而辉煌的品质：“骑手继续向黑海深处滑行，水面裂开很深很宽的沟，就像一艘巨轮开过去一样。后来骑手也消失了，骑手消失时吐完了所有的血，海浪轻轻一抖，血就均匀了，看不见了。”

上述对生命力的赞美书写在红柯早期作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20世纪90年代末，红柯离开新疆，回归家乡陕西，小说创作的背景和表现方法都有所改变，但他对力的讴歌却始终延续，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他较少像之前一样对生命力进行直接的赞颂，而是通过对那些缺乏力的精神和人物的否定，借助对比和批判的方式来进行表现。

《太阳深处的火焰》就是如此。作品主要揭露当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腐朽、自私和强烈功利性，以及农民文化和官场文化中的劣根性，对当代社会文化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和批判。而矗立在作品背后，作为思想前提的，就是生命力。换言之，在作者看来，缺乏强大生命力就是当前社会文化最根本的症结。作品以强烈的对比手法来表达这一主题。新疆姑娘吴丽梅是自然和生命力的象征，她的同学徐济云曾经为她的生命力所吸引，但二人存在着本质不同。于是，在对城市生活深感失望下，吴丽梅告别城市，来到新疆一个边远县城生活，并在自然滋养下保持着健康的身心，而徐济云则在世俗生活中日益沉沦，完全堕落为物欲利益的奴仆。通过对二人的鲜明对比，作品明确表达了对自然生命力的歌赞主题。

其他重要作品，如《生命树》《少女萨吾尔登》《喀拉布风暴》等主题也都相类似。它们都展示了充满生命力的西部自然和精神，充分对照内地现实和精神世界的委顿。所以，红柯后期作品的题材内容虽然与早期作品有别，但精神倾向却高度一致，对力之美的歌赞也构成红柯小说从始至终的重要思想特征。

其二，对大自然的讴歌。在与人类相关的世界中，生命形态最丰富、生命力最自由放纵的地方是大自然。红柯要赞美生命力，最合适的场域无疑也是大自然，也许有一定偶然性，但我认为更是内在精神的强烈吸引。红柯在青年时期来到新疆，在中国这一地域最广袤、自然生态条件也最好的地方，红柯度过了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而新疆也成了他文学创作的永恒背景。这一点，红柯自己有过表述：“初到新疆，辽阔的荒野和雄奇的群山以万钧之势一下子压倒了我，我告诫自己：这里不是人张狂的地方。在这里，人是渺小的，而且能让你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与无助。”[红柯：《敬畏苍天》，第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也有学者进行过评论：“新疆对红柯而言不是地理概念，而是一种状态，一个梦想，如诗如歌如酒浑莽博大纵逸癫狂。”[李敬泽：《飞翔的红柯》，《羊城晚报》2007年1月22日。]确实，红柯在新疆自然世界里找到了生命力的最佳表现对象，他的作品也充分地赞颂了自然。

红柯赞颂自然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对自然的细致描绘和直接的情感抒发。红柯几乎所有小说都有对新疆自然世界的描绘，这些描绘内容广泛，充分展示了自然之美，更对自然世界的自由本质和蓬勃生命力进行了充分渲染，最具代表性的是其早期作品，宽阔无边的大草原、险峻的高山、无垠的戈壁、纯净的蓝天、飒爽的雄鹰和骏马、自由烂漫的牛羊，以及同样自由豪爽的草原人，共同构成了具有强烈个性色彩的自然文学世界。对于自然，作者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喜爱和赞美，强烈的抒情色彩洋溢于作品的每一角落。与此同时，作品还广泛借助神话、传说和大胆想象等方式，采用夸张、荒诞化的艺术手法，充分展示自然的超人魅力和力量，比如《喀拉布风暴》对沙漠植物地精强大男性生殖力量的书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可以说，红柯小说中的自然书写是如此之普遍，热爱和赞美的情感色彩是如此之强烈，用“自然崇拜”来形容应该很合适。

另一种是将自然与人相结合，歌颂人性保持的自然特征，批判人性对自然的异化。红柯笔下的自然固然本身就具有充分的美和力量，但作者显然更在以自然来关联人。所以，在红柯的小说里，人与自然密切相连，甚至是浑然一体的关系。人类与山川草原、树木牛羊一样，都归属于自然，与整个自然世界共存，而且，自然具有人类所无法企及的力量，也是人类力量的源泉。所以，红柯作品中的不少人物就是由自然哺育成长起来的“自然之子”，一些人甚至可以直接与动物对话;同样，红柯也赋予了自然世界以人性，许多动物乃至植物都被拟人化，既有灵性又充满人情。这一点，就像这篇作品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描绘：“石头从山坡上延伸到他房子里，就像山坡伸出的两条胳膊。山把胳膊盘在这片开阔地上，他就很自然地睡在山的怀抱里。”

[红柯：《乔儿马》，《金色的阿尔泰》，第195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

红柯作品中体现人与自然关系密切融合的典型代表，是一些女性形象。红柯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有个成长和转换的过程。他早期作品中的女性往往是男性力量的崇拜者，不独立呈现出力量和价值，但是，在创作成熟期的作品中，女性形象承担了完全不同的功能。比较起男性，她们更密切地联系着自然，甚至被暗示为具有灵性的自然的象征。也因此，她们经常成为男性精神的支持者，是他们力量的来源和激发者。当然，她们自身更充分体现出对自然的追寻和向往态度，是自由生命更执着的追求者。

红柯的多部作品都塑造了这样的女性形象，比如《乌尔禾》中的燕子、《喀拉布风暴》中的叶海亚、《少女萨吾尔登》中的张海燕，等等。她们的成长都曾接受自然的哺育，自身也充分表现出对自然的热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然的象征，最终也融入自然的世界中。典型如燕子，她是一个被人类遗弃、由自然哺育长大的女孩，长大后，她一直不满于世俗生活，始终在追求另一个世界的途中，所以，她的两任丈夫都很爱她，却无法真正得到她，因为他们都是世俗者，而她则是属于自然。叶海亚也是如此。她最初拒绝代表现代城市生活的孟凯，被张子鱼的强烈自然气息所吸引，是因为她本身就与自然有着密切的精神亲缘。正是受到她魅力和精神的感召，孟凯的身心发生了很大变化，成了自然精神的倾慕者和追求者。张海燕的形象更是明确，她就像作者在创作谈中所说的：“古老的周原不能医治周健，周健那个来自天山巴音布鲁克草原的蒙古族婶子金花用卫拉特人的歌舞《萨吾尔登》来医治周健，周健美丽的未婚妻张海燕就成了天山雪莲的化身。”[红柯：《从草原歌舞到关中神韵：我和我的主人公》，《少女萨吾尔登》，第378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红柯塑造这些女性，实质上都是在表达一种关于自然的思想观念，那就是对自然的赞颂，以及人应该保持自然生命力、融入自然。

其三，宏大的艺术构架。艺术是精神气质的结晶。红柯的小说表达强烈的力之美，他的小说结构也体现出同样的追求趋向，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宏大艺术构架的追求。

红柯是一个创作效率很高的作家，在其2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写作了7部长篇小说和大量中短篇小说。他的作品一直都有很宏阔的主题，包括对生命意义的探寻、文化的价值选择与融合等。他前期的“天山系列”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大河》《乌尔禾》就典型表现出对史诗艺术的追求，后期的长篇小说《喀拉布风暴》《少女萨吾尔登》《太阳深处的火焰》等，也同样试图通过主题的反复渲染，构建对某一主题的宏大建构和思考。

其作品的内容也具有同样特色，特别是长篇小说，几乎每一篇作品的内容都非常丰富。它们融入了古今中外、历史现实、神话传说和虚构想象多层面内容，纵跨人类现实社会、自然世界、超现实等多个时空，涉及《老子》《庄子》《山海经》《楚辞》《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蒙古秘史》等中外多民族传统典籍，包含对哲学、音乐、舞蹈、历史、宗教等多重文化的展现和思考。

在艺术形式层面也是如此。红柯小说大多采用多主角、多人物故事的叙述方式，有着多重故事构架和丰富的人物设计，叙述的时间跨度大，空间也非常广阔，往往是对几代人、多个地区生活的展现，显示出叙述方法上纵横捭阖、汪洋恣肆的特点。这些作品都有着丰富的、广阔深邃的意象，如草原、沙漠、骆驼、白云、羊群等，包括《少女萨吾尔登》中着力渲染的蒙古族舞蹈，充分呈现出生命的博大、壮丽和自由，体现出对复杂思想主题的探索。这些内容，与多样的人物和复杂的故事一道，共同构成红柯小说广袤、深邃的文学世界。

以《西去的骑手》为例，这是一部纯粹的“英雄传奇”，带有古代英雄史诗的强烈印记。作品以虚实结合的笔法，叙述了马仲英短暂而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其中不无神化和夸张的艺术处理。由于主人公故事本身就具有传奇性，其战争经历又丰富复杂，当时的中国社会又处在混乱之际，因此，作品既是人物传奇，又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斑驳图景，体现出一些时代史诗的特征。再如《生命树》，虽然以女学生马燕红的故事为主要线索，但内容涉及古代神话传说、地方文化风习，以及各个年龄层次的多人生活故事，时间和空间跨度都很大。显然，作者的意图不在于讲述具体哪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在阐释一个“生命树”的思想理念，而其庞大、丰富的文本构架中，蕴含着作者强大而驳杂的思想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