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人格及其话语建构

文学批评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很多时候会被视为作家及其作品的附庸，这显然是巨大的误解。不过偏见的产生自有其来由，确实有很多批评沦为感受、鉴赏与谀辞，或者是攻讦、谩骂与“碰瓷”，都谈不上是在研究基础上的判断，也就无法建立起自己的独立性与尊严，被人鄙视实属无可奈何而又势所必然。这可能与文学批评在整个文学生态系统中的权重位移有所关联。现代文学初起时代，批评因为理念的先导力量而具有立法与评判的权威。1998年珠海出版社出版了“世纪的回响”系列丛书，其中“批评卷”收罗了李健吾、李长之、林语堂、梁宗岱、沈从文、路翎、叶公超、周作人、朱光潜、梁实秋10位现代文人的批评文丛;亦有论者将周作人、茅盾、李健吾、梁实秋、周扬、胡风列为“现代六大批评家”，他们表征了批评与理论话语对于创作的几乎决定性的影响。即便进入当代以来，冯牧、李陀、李敬泽所构成的当代文学主流批评递嬗的线索，也足以证明批评文类在文学生产中的支配性和引领性作用。这是一种精英性话语。但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文学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影响与权重下降，批评似乎不再具有指导性的功能，更多时候变成了一种阐释性的依附文体。

在这种语境中，对于一个批评家而言，如果要确立自己的位置与形象，一定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关键词。何向阳是为数不多的找到了自己关键词的批评家，她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即已确立了以人格为中心的文学观，并且一以贯之，关注理想型人格的建构始终是其内在核心。尽管近年来在诗歌创作上的声名似乎掩盖了她作为主要身份的批评家角色，但正因为具有了明确的文学观并将其运用到批评实践之中，让她与那些梧鼠五技、蹁跹跳跃于各类文体、不同理论中的批评者区分开来。此后尽管经历从90年代到当下，于文学而言充满动荡变革的30年，在涉及市场、性别、家族、生态、自然等问题时有所增补，她也未曾更改关于“文学与人”的认识的初心。

人格作为核心

何向阳的文学观念有着非常清晰的来路，即将“文学是人学”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接受下来。一般而言，这个观点会被认为来自钱谷融50年代末遭到批判而在新时期之后获得空前美誉的提法。[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5月号。]何向阳正在是80年代“人性论”取代“革命”与“阶级”论成为主潮的时候踏入文坛的，可以说“文学是人学”已经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如果细察何向阳早年关注的作家以及所受的影响，那么最直接的无疑是张承志，而张承志作品中的人几乎都是那种横行于历史时空之中、具有强力主体意志的“巨人”。理论与创作上的两方面，促成了何向阳关于文学与人格之间关系的思考，进而丰富了这个今日看上去颇具古典主义色彩的命题。

在其早年代表性论文《文学：人格的投影》中，何向阳谈道：“就文学理论、批评的整体看，人格研究还缺乏系统的总结与灵性的表述。这种状况不能说与改革中携带有的拜金、利己思潮冲击下人格意识淡漠的社会心理无关，而一贯自诩为指导文学乃至人生的批评、理论却对文学人生置若罔闻，而津津乐道于各种方法试剂的配备与试验，以埋头苦干的外在劳碌掩饰它实质上对意义的回避与不经心。正是这样一种方法的热情挤走了我们本该关注的目的本身，而对人格一知半解的氛围同样败坏了我们对意义的完善与追寻，它不仅使人格研究滞固不前，而且使得‘文学是人学’成为人人承认的判断句式的同时，其深蕴的含义却在不知不觉间被抽空。以致文学不断为时代所误解，不断地被纳进种种模式，不断地持续着它对人的远离。”当她在90年代初期说这个话的时候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即对80年代中期以来方法论的热潮以及各种后现代思潮对人的主体性的解构，而她则坚定地申言：“作为社会历史方法与未来方向的联结点便是：现实的人。”无疑，她所设定的“作家—人格”加“文学—品格”结构，内在有着对作家的精英知识分子式预设，即他们应该是“人类精神的先锋与历史事件的敏感者，更是承受理想人与现实人相冲突的双重角色”。[何向阳：《文学：人格的投影——文学研究的一个思路》，《文学评论》1993年第1期。]写作在她看来是一种人格整合，作家是以精神人格统一体去面对他的文学世界的，需要对理想人格进行创造（人格教育）。相应地，自然也包含着对研究者本人人格的检验，同时需要将整体人与生态圈相联系的全景式地理解人格与文学，这在后来顺理成章地发展出她对性别、生态与自然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

作为一个深入文学现场的批评者，何向阳并没有停留在理论表述层面，而将批评落脚于创作实践之中，由此发现了现代文学以来让她困惑不已的一个问题：20世纪的大历史进程中出现了一代又一代堪称人格楷模或行动表率的知识分子，但文学表现中却没有出现相对应的形象，也就是说“作者”与他们所创造的“人物”是不对位的。在一篇副标题特别长的文中，她再三致意这个问题，并试图为之找到一种分析。在梳理经历了命运起伏与苦难的当代知识分子书写中，她看到主要有两种声音，“一是对沉重与苦难的怨愤，一是超越苦难的与民众融合后的快慰与欣悦，而少有甚至不见另一种知识分子，即在任何境遇里都坚持了知识分子心灵、知识分子看事物的思维与意识的知识分子”。在她看来，理想状态是“在被‘洗’去了知识分子身份的形象里重拾一颗知识分子的心，并经由此完成对理想意义的知识分子的塑造”。自我探索与自我塑造相结合，用何向阳的说法就是“洗”与“铸”相结合，前者开掘着知识者心灵的深度，后者造就了其理想的高度。就这一点的思考而言，她接近了福柯所谓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法〕米歇尔·福柯：《什么是启蒙？》，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422-44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她试图将这种现象置入中国的历史语境之中给予一个解释：“知识分子的无权性及经由几十世纪都未被知识者建立起来的失意事实，可做文学中无有知识分子独立与完善主角理由的一种解释。说得再明白点，将儒、道两大文化传统各自的内质剥开来，道家对‘我’的干脆抹去，儒家三省吾身到了后来愈多带有点自我道具色彩，其实都回避了自审之严酷，自审一关未过，自立则如空中之楼无从搭建”，于是也就没有自我，“无自体、个性，其价值须由‘外’‘用’兑现的知识分子，于当代文学中更表现为对文学各类运动的热衷，同样可从价值的寄生性来说明，相对于本应有的独立性、个性及独异性而藏于人格内部的集体性、群性和共性是知识者主体隐遁的原因”。[何向阳：《不对位的人与“人”——人物与作者对位关系考察暨对20世纪中国文学知识分子形象及类近智识者人格心理结构问题的一种文化求证》，张莉、马思钰主编：《当代河南女作家研究资料汇编·何向阳卷》，第52-5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尽管这种看法不是唯一真理，因为某种“纯知识性”是令人怀疑的，它也许只是意味着某种知识性的特别形态，但她在逻辑上形成了自洽。也就是说，何向阳对于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与独立性始终抱有一种信仰式的虔诚。最主要的是，这是一个切身的提问与分析，写作者将自己投入了进去，它是由她自身内部生长出来的疑问，在不断的四处求索中寻索到自己的答案。这里显示出她的纯粹性，唯其纯粹精一，故而令人印象深刻。

何谓理想人格，尤其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写作者的理想人格？何向阳在《澡雪春秋》中通过人格精神史个案的考察与梳理给出了自己的建构。她回到中华文化的元典时代追寻理想人格的源头，从孔子开始，细数其生平迍邅蹇连，遭逢困厄时的操守，对子路、颜回等弟子的濡染熏蒸，从而萃取出士之人格;进而推波及下，细绎士之人格在后世的文天祥乃至鲁迅那里得到回应。如果结合她所深受影响并且推崇备至的张承志来看，那么这条虽然看似断断续续的线索就隐然成型，构成虽不乏磨折间断而终究不绝如缕的人格血脉。之所以回到春秋，是因为“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文与人的惊人的叠印，他们的知与行达到了后世须仰视才见的境界，那种叠合，那种相吻，其间简直不留一丝缝隙，他们以身为文的一生简直是给后人看那段历史提供了一种浪漫主义的神话角度，你却知道，它是绝对的真实”。那是一个巨人行走在天地之间的时代，人与万物，身与心，人与文尚未割裂，人格是圆融饱满、完整合一、精力弥漫的。也正是这样的时候，才能够形塑出堪为后人不断回眸造访的人格典范。就如那具有精神史意义的困于陈蔡之间的片段，用李敬泽的话来说：“这是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是我们文明的关键时刻，如同苏格拉底和耶稣的临难，孔子在穷厄的考验下使他的文明实现精神的升华，从此，我们就知道，除了升官发财打仗娶小老婆耍心眼之外，人还有失败、穷困和软弱所不能侵蚀的精神尊严。”[李敬泽：《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咏而归》，第5页，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在乾坤倒悬、纲常失纪的处境中，孔子守住了自我与初心。何向阳特意拈出司马迁独具慧眼的记载，当齐景公问政——“秦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孔子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何向阳感慨道：“后人对孔子议政之事多喜引孔子另次回答景公问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节而重视他要在乱世建立秩序的一面，却冷落了上述答问中的‘中正’二字。司马迁不愧是孔子的最知心人，他写出了那个纵有治国理想但却以中正为基的人的精神，这是一个哪怕最普通的读书人区分于一个优良政客的关键一点。”[何向阳：《澡雪春秋》，张莉、马思钰主编：《当代河南女作家研究资料汇编·何向阳卷》，第77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此种精神焕发出作为士的身份意义上的光芒，也许未必那么耀眼，但足以穿越时间与世俗扰攘，映照着后世及至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暗角。

“立人”是现代文学以来的中心命题与目的之一，刘锋杰在讨论“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时，胪列诸家理论主张：周作人“人的文学”、茅盾“人生文学”、李健吾“纯美文学”、梁实秋“古典文学”、周扬“政治文学”、胡风“主体文学”。他们尽管在审美与功利之上颇有参差，但都围绕着现代文学批评发展的重心“人与文学”。[见刘锋杰：《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何向阳的精神资源固然远绍孔子而下的士人君子典范，而直接渊源则是现代人文主义观念。“健康的文字首先应是健康人格的丰满表达。……人格的确立，文化的积淀，良知的追求，正直的品格，价值立场的形成，批评视野的拓展，内在情感的淬炼，真诚坦荡的襟怀，诚恳真情的为人与为文，我以为在加强自身理论修养的同时，也离不开现实生活这样一座富矿所提供的精神资源。文学是人学，文学批评更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这个基点是任何由此衍发的概念、观念、流派、思潮、思想、方法的根本，人的学问，是关于人的，而对社会、对现实生活的阅读有助于我们更深入也更真切地认识人，同时也会在与人的接触中渐次找到一种对人的体贴、关心，为概念观念诸多理念的演绎提供一个人文的支撑，赋予批评一种贴切的人文情怀，使它成为人写的，为人写的，使人看的，使看的人成为人的写作。”这里面有着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对于人的乐观想象与臻于完善的人格成长的热忱。她对于理想人格的勾勒不仅在于对创作的期待，更在于自身批评者的身份，因而提出“身体力行的批评”，“使批评成为一种创作，一种质朴的生命表达，一种自我人格与社会文化人格一同成长的诗意过程”。[何向阳：《批评家的精神资源》，《南方文坛》2001年第4期。]

批评同样是一种写作，“本心而动，下笔时冲着观念，写下来却是历程”，批评“以心肠而非技术论”，因为“最后的文字写到底，其实是人心”，“不可能有比批评更‘残酷’的工作，它对写作者自己的锤炼严苛过任何一种写作。它言说心肠，明确界限，关乎人格，立为标准。尤其一个智识的文字时代，它做的事是——立心”。[何向阳：《我的批评观》，《南方文坛》2001年第4期。]人、文交叠纠缠，彼此可以互换。在这种框架之下，她论述了“批评的构成”，包括功能（解惑）、主体（我）、风格（内敛）、介入（经验）、目的（成人）五个方面。[见何向阳：《批评的构成》，《文艺报》2007年7月12日。]如此一来，她的理论建构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结构。

性别、自然与生态

理论建构与话语实践是齐头并进的一体，从80年代末开始，何向阳几乎同步观察并相应对“部族文化小说”、“寻根后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潜文化景观”的“家族与乡土”母题等现象与文本展开论述，在在关乎人这一中轴点。自编文集《彼黍》集中了她的代表性论文，她将它们分成了“人”“众”“族”“类”四辑，[见何向阳：《彼黍》，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也可见其由人出发，进而扩展递进的思路。

围绕人格，何向阳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且不论她广泛汲取中西历史中人格发展的思想史式著作《人格论》，单就人格话语的建构上，可以看到她在对作家的阅读史、女性文学、自然写作与生态美学等方面的论述，分别对应的是人格的培养形成、性别与个人、自然与人的生态和谐等诸多命题。话题似乎分散，也多是因应现实中作品与现象的触发而来，但无论何种话题，她最终都能回到关于人及人的智识与心灵生活上来。

通过一代人读的书而不是写的书，可能更好地去了解他们，这背后隐含的是教育与人格形成的问题。何向阳通过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在路上》三本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梳理了知青、先锋派和“新生代/晚生代”三代作家的精神形塑与成长的思想资源与来路。“三部小说中人物人生之展开、行动之背景的三种意象考察有些意思，海——麦田——路，从意志的自性的对峙的海滨之人到意向的寄托的缅念的麦田之人再到意绪的行动的叛逆的路上之人，从审美意境到遁世意象再到仪式化的反庸常人生，从思虑到畅想再到表现，个体的一元、分裂再到纷乱，行与知在人的内部合聚分离着，个体、主体、实践三层演化嬗变，书名不同的动词大概可洞悉深奥，‘炼’——‘守望’——‘在……上’，是三本书一目了然写于封面的中心词，也有作者人物的人生写意，铸造——守望——出走（流浪）。”[何向阳：《风云变，或曰三代人》，《彼黍》，第211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抽丝剥茧式的论述中，她并非要做一种接受美学式的资料收集与阐释，或者比较文学中常见的“影响研究”，而是由文本分析尤其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及心理活动入手，径自提取出一种准精神现象学。显然这不是纯学理性研究，而是诗性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