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土”与“西部”之间

按照陈晓明的说法，“晚生代”是“晚于‘先锋派’出现，艺术高地和文化象征资本被先锋派占据后，他们不得不另辟蹊径的一批作家”。[② 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第39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新生代”作家们的这条路径是以最新的生活经验作为文学突破口，实现了对“先锋派”的超越。“新生代”虽然与人们渴望文学重新关注现实生活的期待不谋而合，但“这种简单的跨越并不是文学史（或艺术史）的超越，它终究要回到文学史语境中，重新确认跨越的起点”。②在这些作家中，虽说他们以“新生代”之名，崭露头角或大放异彩，但具体到每一位写作者，他们找到的跨越点极具差异。红柯的跨越点与西部独特的文化地理有关。“他的作品中充斥着跳跃的意识、奇诡的想象、神性的生命光辉，西部地域空间所蕴含的异质文化特征成为其创作的重要凭借，这些为当代文坛带来了一种特殊的审美体验。”冯涛：《论红柯西部小说的生命意识》，《小说评论》2018年第3期。]红柯在文化地理意义上属于一个跨文化写作者，他的文学之马驰骋在“东土”和“西部”之间辽阔的文化和地理空间中，探寻属于他自己的文学道路。

红柯作为一个跨文化写作者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他虽以书写“西部”为主，但他的书写有文化预设和前提，如李敬泽所言，“这个陕西人沉迷于草原和大漠，在他瑰丽的想象中，奔马和高大的骑手保存着失传的血气和神性。我曾经断言，红柯是一个肯定性的作家，但是现在我认为他的肯定姿态预设着对我们的文明和历史的巨大疑虑：人正变得孱弱、苍白。”[李敬泽：《总序》，第4页，红柯：《古尔图荒原》，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他的小说《好人难做》《生命树》《阿斗》《乌尔禾》《复活的玛纳斯》《喀拉布风暴》《古尔图荒原》《西去的骑手》等作品呈现了红柯致力于作为一个跨文化写作者的生动实践。本文主要从西部文化地理的角度，对红柯的部分作品进行解读和分析，从而揭示红柯作为一位“新生代”作家的跨文化写作实践和意图。

一、荒原与太阳：西部自然的原型象征书写

红柯是一位把西部文化转化为艺术创造力的写作者，他对西部强烈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使得西部文化事实上成为了红柯“情感事件的载体，成为了符号”。[〔美〕段义孚：《恋地情结》，第136页，志丞、刘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熟悉红柯的批评者们把红柯书写西部沙漠和草原上那些独异生命经验的小说，如《西去的骑手》《古尔图荒原》《跃马天山》《乌尔禾》《金色的阿尔泰》等，命名为天山系列小说。红柯曾坦言：“我抒写‘天山系列’时，全都采用真实的地名与历史地理背景。”[红柯：《代序：两种目光 寻求故乡》，《复活的玛纳斯》，第3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红柯把小说人物置放在西部极端的地理环境中，使得小说中的人物获得某种命运感，其作品也具有了文学内在的品质要求。关于西部，批评家张清华曾指出：“我们对于西部作为一个地理方位、作为一个文化资源、作为一种历史，虽然常常在谈，但其实又总是在忽略，从这个意义上，兆寿所做的工作可以说是更为重要的，《鸠摩罗什》唤起了我们对于‘西域’这个曾经的西方的重视，且打开了它的巨大的历史与文化空间。”[张清华：《从西部本位的角度看——散谈徐兆寿〈鸠摩罗什〉》，《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4期。]诚然，这是在谈论徐兆寿的小说，但笔者认为，在文化地理意义上，借用上述话语来谈论红柯的小说也是合适的。

红柯小说除了唤起人们对西部历史文化空间的兴趣和认知外，也唤起了人们对西部雄奇绝美的自然地理景观与其历史文化之间关系的探索;在人文地理意义上，也显示了西部自然地理景观对其创作的重要意义。如迈克·克朗所言，人文地理学也包括“让人们讨论自己对地方的亲身体验，自己的生活，以及对世界的认识”。通过小说书写曾经生活过的西部自然景观，也是红柯理解这个世界的途径之一。红柯选择自然中那些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事物来渲染小说主人公狂野的精神和蓬勃的生命力，“建构出的阳刚之美，并不重视‘道’的立场，却重视雄健、张扬、蛮野之力的书写。在风景描写上，作者喜欢写荒漠、雪域、胡杨、骆驼刺、戈壁滩等苍凉的风景”。[于晗：《论红柯西部小说阳刚的美学追求》，《小说评论》2021年第6期。]如果按照原型批评家的观点，“原型是可供人们交流的象征”，[⑦ 〔加拿大〕弗莱：《批评的解剖》，第142、144页，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那么红柯在他的小说中牢牢抓住了可供交流的原型，并将其与小说人物的塑造关联起来。红柯小说中的原型象征物，其实是他对生活过的西部自然的一种模仿和精神升华。

在《太阳发芽》这个短篇中，红柯通过“太阳”塑造了一位在西部参加过战争和屯垦的老者，“老人又干又瘦，可老人很结实，老人的手和躯体黑沉沉，面孔也是黑沉沉的，那都是太阳晒的，大风吹的，太阳和风把他打磨成现在这个样子”。[⑥ 红柯：《太阳发芽》，《跃马天山》，第150、154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被风和太阳“塑造”后，老人成为一个连风和太阳都无法啃噬的，比他所生活的戈壁还要坚硬辽阔的人，表达的是人与环境的彼此塑造，身体和大地，经过死亡的转换这个过程，变成一种精神象征。又如，“地上的土丰厚起来。土是从连长的坟墓开始变厚的，就像连长身上长出来的”。

⑥当老人感受到，自己将要重回大地深处时，红柯用一段对“太阳”的书写象征正在衰败的老者落入大地，重新生根发芽，“太阳”因此不再只是自然之物，而是兼具某种人性和神性了。在《太阳深处的火焰》《乌尔禾》《大漠人家》等小说中，红柯对“太阳”这一原型象征物进行了反复书写，可见“太阳”这一原型象征物对红柯小说人物塑造的重要意义。

在红柯小说中，除了“太阳”，还有“大海”和“荒原”这两个重要的原型象征物出现。弗莱认为：“像大海或荒野这样的象征不可能仅仅出现在康拉德或哈代的小说中：它必定会通过许多作品，扩展成为文学中的一种整体的原型象征。”

⑦在《西去的骑手》中，骑手马仲英在祁连山神马谷芬芳的玫瑰中，感悟到自己的命运。阿訇告诉他：“那是你的血，血注定归于大海，在入海之前血必须散发芬芳。”红柯：《西去的骑手》，第24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在这部小说中，“大海”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原型象征物，它既是实体塔克拉玛干无尽的沙漠、戈壁，也是祁连山的玫瑰花海;既是黑海，也是生命的苦海。它象征骑手马仲英通过战争的洗礼，最终回到真主芬芳的花园中。因此，红柯小说中的“大海”不仅象征着自然、信仰，更是一种精神处境，大海随着人物处境的变化而被反复书写，甚至在小说最后，这几种变化扭结在一起构成同一个原型的不同变体。

“荒原”在《圣经》中是两组矛盾意象的结合。一方面，“它是一片荒芜孤寂之所，被上帝判罪，有魔鬼在那里四处游走……而另一方面，荒野（原）也被视为：（1）避难所和默想神的地方;（2）被拣选之人经受适炼和洗净罪孽之处”。[〔美〕段义孚：《恋地情节》，第163页，志丞、刘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荒原”是红柯众多西部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但它不是《圣经》或诗人艾略特意义上的“荒原”，红柯的“荒原”具有鲜明的西部历史地理特征。红柯将小说直接命名为《古尔图荒原》，所描写的古尔图荒原不仅是石头和尘土，经过开荒者几代人的努力，更有了树木、牧草、篝火、庄稼，有了屋宇、男人、女人，有了艺术、梦想、故事、心灵和伤口。红柯对古尔图荒原上承载的无穷事物的书写，使古尔图荒原变成了一个无边无际的生命空间，存在于每一个人的生命记忆中，成为一种人的内在精神空间。他写道：“他们看见荒原从父亲老王身上展开，伸向无边无际的远方……古尔图荒原太大了，好像全世界的土地都在那里，都是你爸开出来的，我们总是把古尔图跟你爸混在一起。”[红柯：《古尔图荒原》，第107页，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红柯不仅书写西部移民特殊的生命史，而且在个体生命史的立场上，把“荒原”上升到人类心灵和精神处境的深度进行艺术处理。

二、民族志与想象：西部历史的深描

从当代文学语境看，红柯所属的“新生代”作家们，一方面不得不面对“先锋派”所创造的文学遗产，但另一方面，他们也面临着“如何在回归现实和故事以及人物的这种叙事中，来强调自身的艺术表现方式，来建构自身的文学品质，这依然是一个未能解决的问题”。[④ 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第399、40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尤其是世纪之交，国家意识形态对现实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力趋于弱化，个人化蔚然成风，但“强行把个人从社会历史背景中剥离出来，在特定的过渡时期，在文学创新方面可能有积极意义，但如何进一步在个人化的叙事中重新揭示人物的命运，依然是文学不能回避的内涵”。

④红柯并没有回避这些问题，他试图通过民族志的方式深描西部个体生命的命运与性格，寻找人与自然和历史的连接方式，从而深化个人化写作的深度。

人类学学者将民族志著述定义为“把关于异地人群的所见写给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高丙中：《〈写文化〉与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代译序）》，第6页，〔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高丙中、吴晓黎明、李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在这个意义上，红柯旅居新疆十年，创作的西部系列小说已具备与民族志著作相似的特征。另外，像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虽不属于受过专业人类学民族志写作训练的民族志写作者，但因其作品《黑暗之心》对西方的殖民霸权进行了深刻反思，而被认为是完成了人类学民族志创造的写作者之一。红柯作为一个跨文化写作者，背靠“东土”，所讲述的关于西部的所有故事，在“东土”的意义上，充满了对人的反思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说，红柯的西部系列作品也具备了民族志作品的精神品格。

人类学学者对文学与民族志关系的讨论认为：“文学和民族志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将民族志和文学文本的风格并置一处或许对双方都会产生新的洞见：现存的民族志资源为小说家提供了丰富生动的有关各种思想和现实的评论，而这些都是他们不太在意的，同时，小说家高度的个人化的观点又能弥合社会分析与现实经验之间的鸿沟。”[〔美〕迈克尔·赫兹菲尔德、刘珩：《民族志·小说·社会诗学——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迈克尔·赫兹菲尔德访谈录》，《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但对于民族志写作者而言，“引入一种对民族志实践的文学意识（literary consciousness）”，[〔美〕乔治·E.马库斯：《跋：民族志写作与人类学职业》，〔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第315页，高丙中、吴晓黎明、李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试图超越人类学已有的民族志书写模式，需要民族志写作者“承认并接受认同差异存在的客观现实，不去苛求写作的准确性，而去追求写作的有效性”。[邱硕：《在文本与文化之间——民族志写作与文化认同的关联》，《中外文化与文论》2014年第1期。]

反观红柯西部系列小说写作的有效性，体现在其小说中的人物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甚至有文献记录。譬如《西去的骑手》中，作者着力书写的主人公马仲英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西北民间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又如小说中马仲英的对手，中华民国新疆临时督办和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以及盛世才最初所依靠的新疆军阀金世仁，也都是真实历史人物。红柯这部小说也写到中亚文化地理著名学者、瑞典旅行家斯文·安德斯·赫定，赫定还曾以逃亡中的马仲英为主角写了《大马的逃亡》（Big Horse’s Flight·The Trail of War in Central Asia）一书。甚至有学者指出，红柯这部小说“纪实”氛围浓厚，很容易“将它归之于近些年十分流行的‘历史纪实’类小说之列”。[万国庆：《大漠荒原壮士魂——评〈西去的骑手〉兼论红柯的西部历史小说》，《当代文坛》2003年第4期。]但红柯并没有落入堆砌历史材料的陷阱当中，而是发挥了一个作家斑斓的想象力，赋予马仲英、盛世才和赫定等每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以命运感和性格。正如人类学学者所说：“在衡量自己解释的说服力时所必须依据的，不是大量未经阐释的原始材料，不是极其浅薄的描述，而是把我们带去接触陌生人生活的科学想象力。”[〔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深描：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文化的解释》，第19页，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红柯依靠民族志写作者的深描能力和小说家的想象力，引领读者进入西部的沙漠、戈壁、河流和荒原上，走进那些传奇性的历史人物的命运和生活中，最终形成了其小说对“现代性反思的悲哀和迷惘”[李遇春：《新神话写作的四种叙述结果——论红柯的“天山系列”长篇小说》，《南方文坛》2011年第4期。]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