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困叙事与突转模式

一

人类渴望秩序和幸福，却常常事与愿违，总是陷入纷乱和困扰之中。纷乱和困扰发展到严重的程度，就是危困情境。所谓危困情境，即事关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和紧迫关头，而关于紧急时刻和危机情势的叙事，则是危困叙事。危困情境激发作家的叙事热情。危困的形势越紧张，冲突越激烈，叙事的推动力和冲击力就越大。危困叙事是小说叙事中的常见样态。

我所说的危困叙事，近似于路遥的“断层理论”。1983年，路遥在《东拉西扯谈创作（一）》中说：“许多伟大作家都产生在社会的断层上，处于地壳剧烈的变动中：旧的正在消失，新的正在建立。消失的还没有消失，建立的也还没有建立起来。咱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处在社会的断层上……问题是作家必须寻找生活中矛盾冲突比较尖锐的部位。即使你生活中没有，你也要去寻找它。”[路遥：《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第114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本文所引该作品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页码。]危困往往发生在矛盾冲突非常尖锐的“部位”，通常是由发生在社会断层上的剧烈变动所造成的。

一切伟大的史诗性和现实主义的叙事，都是面对苦难和困境的叙事，都是蕴含着痛苦体验和悲剧意味的叙事，或者说，都是危困性质的叙事。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和《九三年》属于危困叙事，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和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也属于危困叙事。

不同的是，有的危困叙事，像一条宽阔的长河巨流，大部分河段水面宽阔，水流平静，波澜不兴，有时，也会在流经峡谷的时候，惊湍直下，涛声如雷。《悲惨世界》和《平凡的世界》就属于这种复杂形态的危困叙事。

还有一种小说，是强烈形态的危困叙事。它所描写的是瀑布飞流直下的情景，是火山喷发的骇人过程，是海啸来袭的可怕画面。它的情节冲突集中而剧烈，几乎所有情节都被恐惧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人物也都面临着生死攸关的严峻考验。这种危困叙事中的冲突，一般是由战争、政治、宗教和情感等因素引起的。雨果的《九三年》和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就属于强烈形态的危困叙事。它们所叙述的情节内容，都是特殊性质的革命引发的冲突和考验。

《九三年》是路遥特别喜欢和熟悉的作品。路遥在一次演讲中说：“我喜欢雨果《九三年》那样结构的作品：像交响曲似的，最初有许多乐器在演奏，最后由一个雄壮的浑然一体的乐句，把这一支交响曲的感情发展到了顶点。”[路遥：《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第131页。]事实上，《九三年》之所以令路遥歆动，原因恐怕不只在“结构”一面。雨果作品中的崇高的道德激情和伟大的伦理精神，无疑更令人震撼。

在《九三年》的危困叙事里，充满了暴力和恐怖、毁灭和死亡。激情澎湃的国民公会喜欢用死刑来解决问题。他们判别人死刑，也被别人判死刑。死神的双手像巨大的铁钳一样，紧紧地攫住了那些手握生杀大权的人：“他们判决路易十六死刑的时候，罗伯斯比尔还有十八个月可活，丹东十五个月，魏尼奥九个月，马拉五个月和三星期，勒佩勒蒂叶-圣法若只有一天。人类嘴里的气息多么短促和可怕啊！”[〔法〕雨果：《九三年》，第193页，郑永慧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本文所引该作品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页码。]死神带来恐怖，雨果带来安慰。当仇恨和报复成为绝对原则的时候，当人们面对可怕的暴力不知所措的时候，当人们面对无量的鲜血陷入绝望的时候，雨果用充满仁慈和诗意的叙事，重申了人们曾经坚信的价值原则，即爱和怜悯的原则，准确地说，就是“爱仇敌”的原则。雨果让敌意转化为宽恕，让屠戮者转化为拯救者。他让人道主义的光芒，照亮了旺岱和巴黎，照亮了整个法国和全世界！

1874年，法国诗人和作家邦维尔读了刚刚出版的《九三年》，激动不已。他在《读〈九三年〉》中表达了对雨果的赞赏和对这部伟大作品的喜爱：“全欧洲都已读到了维克多·雨果的《九三年》。这部杰作引起的反响是巨大的。和提香及米开朗琪罗一样，雨果在迈进暮年之际仍保留了他旺盛的创造力。流逝的岁月不断使这位能干的工匠的双手变得更灵巧、更有力。……未来的年代事先就属于‘善的’，‘残忍’被宣判为断子绝孙，‘爱’的力量是强大的，这就是全书总的思想精神。”[见程曾厚编选：《雨果评论汇编》，第156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邦维尔准确地概括了《九三年》的基本主题和伦理精神。他的评价里还隐含着这样一些认知：一部作品是否伟大，决定于它是否表现了善和爱;同样，人类的未来，也决定于它是否属于善和爱。

1881年，凡高从海牙写信给弟弟提奥，谈到了自己阅读《九三年》的感受：“我终于读了维克多·雨果的小说《九三年》。它好像是由德康普或朱理·杜普列画出来的画。这本书所写的情趣已经愈来愈少见，在新的作品中间，我的确找不到一点高尚的东西。”[见〔美〕珍妮·斯东、欧文·斯东编：《亲爱的提奥——凡高书信体自传》，第221页，平野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也就是说，不同于那些“新的作品”，《九三年》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其中充满了人道主义的精神和“高尚的东西”。

1913年，一个7岁的女孩，在夜的黑暗中，听妈妈给外婆朗读《九三年》。虽然只听到了一些片段，但是，她已经感觉到了其中惊心动魄的力量。13岁那一年，她终于自己阅读了这部伟大的小说。许多年后，那个名叫安·兰德的女孩，仍然记得那个夜晚的情景。1962年9月16日，她在《洛杉矶时报》的专栏里，发表了一篇评介《九三年》的文章，表达了自己对这部伟大作品的喜爱。在小说快结束的部分，朗德纳克侯爵为了救助火海中的孩子，放弃了逃跑的机会，最终被共和军逮捕。那个令安·兰德记忆深刻的，就是这个场景和情节：“在我的心目中它简直无与伦比。这是最惊心动魄的高潮，这是最深刻痛苦的道德冲突。读过这本书，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从此之后，任何人生价值，不论是生活中的还是书本上的，同这本书里描写的一切相比都显得黯然失色。”[〔美〕安·兰德：《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安·兰德专栏集萃》，第62页，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兰德的阅读感受，与凡高一样强烈;也像凡高一样，她给了这部小说极高的赞誉。在给罗威尔·拜尔的英译本《九三年》所写的序文中，她表达了雨果对自己的“恩情”：“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他我就不会成为一个作家。”[〔美〕安·兰德：《浪漫主义宣言》，第187页，郑齐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对她来讲，《九三年》充满了伟大的伦理精神和道德情感，是一部能给读者带来深刻启示和巨大影响的杰作。

想来，《九三年》带给路遥的印象，一定像凡高所感受到的一样美好;带给他的精神震撼，也一定像安·兰德所体验到的一样强烈。那是一种他也许从未有过的“惊心动魄”的阅读体验。由这部叙述危困情境的小说，他联想到了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经历。在这个时代里，也有同样尖锐的冲突，也有同样严峻的危困情境，也有同样可怕的生死考验。既然雨果的小说与自己时代的现实生活之间，有这么多的相似和相同之处，那么，自己也可以根据亲眼目睹的危困情境，写一部像《九三年》一样令人惊心动魄的小说。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是在《九三年》的启发下写出来的。《九三年》对《惊心动魄的一幕》有着明显而直接的影响关系。

1978年9月，29岁的路遥完成了自己的中篇小说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1874年2月，72岁的雨果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九三年》。一个产生于青年作者危困叙事的起点，一个产生于老年作者危困叙事的终点，这决定了两部作品的品质和价值，必然是天壤悬绝的。

我们先来看看法国大革命第四个年头的危困情势，看看雨果如何处理关于1793年的危困叙事，然后，再来考察《九三年》对路遥的小说写作的影响，进而分析路遥的危困叙事未能获得理想效果的原因。

二

1793年，整个法国都陷入了剧烈的冲突和可怕的混乱之中。“1793年6月中旬，法国83个省中有60个省名义上反对巴黎政权，至此，所谓‘内战’臻于顶峰。”[②③ 〔英〕伊恩·戴维森：《法国大革命》，第186、179、190页，鄢宏福、王瑶译，北京，天地出版社，2019。旺岱，亦译“旺代”“汪徳”等。]其中，旺岱地区的冲突，最为剧烈和持久，这个地区“发生的战争多达五次，持续时间长达八年，直到18世纪末才结束”;②共和军“屠戮的人数达到旺岱总人口的一半，暴力行径堪称种族灭绝”。

③革命的共和党的口号是“绝不宽大”，反对革命的亲王们的口号是“决不饶恕”。他们都想通过暴力手段将对方彻底消灭。

托克维尔分析了1793年的冲突和混乱发生的原因，揭示了这场巨大的社会悲剧发生的必然性：“当穷人和富人几乎不再有共同利益、共同哀怨、共同事务时，那遮蔽双方精神的黑暗就变得深不可测，穷人富人之间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大革命开始之际，一切身居社会大厦高层和中层的人们生活在何等奇怪的安全感之中，当1793年已在眼前，他们还在巧言谈论什么人民的美德、温顺、忠诚、快乐无邪，看到这些，听到这些，怎能不觉得奇怪：这是多么可笑，多么可怖的景象啊！”〔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70页，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巨大的贫富差距和情感距离，使不同阶层的人们之间，产生了严重的隔阂和深深的敌意。1793年的灾难，就像巨大的海啸那样，就像会移动的大山那样，压了过来。法国在劫难逃地陷入了可怕的危困之中。

1793年，在法国西部旺岱地区发生的保皇党叛乱，显示着法国大革命的复杂性。作为被压迫者，这个地区的农民，本该是理所当然的革命者，然而，他们却并不欢迎“大革命”，反而支持国王，维护“旧秩序”。因为，他们与旧的统治者之间，有共同的利益、哀愁和事务，或者说，他们并没有被推到穷人苦苦挣扎的泥潭里：“旺代80万居民是比较富裕的，比起法国东部民众来说，他们受堕落的封建制度的剥削比较轻。他们与地主的关系也比较融洽，因而对革命就没有那么大的热情，因而也就倾向于拒绝宣誓效忠的教士。他们打心眼里是保王党人，拥护贵族制度和教士，除此之外，他们也具有其他地方人所不具有的反革命的动机。”[〔英〕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第346页，J.N.菲吉斯、R.V.劳伦斯编，姚中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影响旺岱农民的态度和行为的，既有经济利益上的原因，又有信仰和观念上的原因。可见，只要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上的基本要求，一个原本并不值得人们拥护的政权，也会受到人们的同情和支持。

马迪厄详细地还原了旺岱冲突的残酷和可怕。以保守主义的农民为主体的叛乱者，用极为恐怖的方式杀戮革命者和自己所厌恶的人：“汪徳郡农民欢欣鼓舞地去杀害的人，是那些他们在集市中所常遇见的革命的资产者、觉得平常瞧不起他们的绅士、参加魔鬼俱乐部的无信仰者及背叛正教的异端。”[②③④⑤ 〔法〕马迪厄：《法国革命史》，第352、352、358、462、463页，杨人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引文标点符号有改动。]边地的叛乱造成了首都的恐惧和震荡，使那些极端主义者变得更加极端，就像马迪厄所概括的那样：“汪徳郡之乱及相关的王党暴动，对于以后的革命进展有最重大的影响。受惊吓的共和派从此大批地离弃那不愿采取强硬措施的吉伦特党，而倾向日益成为革命拥护派的山岳党。山岳党本身亦逐渐左倾。”②仇恨激起仇恨，暴力引发暴力，恐怖点燃恐怖。“汪徳郡之乱促成了恐怖政策。”

③巴黎的雅各宾派革命党人（即山岳党人），决定以暴力对抗暴力。

为了镇压旺岱地区的叛乱，1793年3月19日，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山岳党人迅速通过法律，规定设立“五人军事法团”，以便用最简单的方式判处“有军械在手”的“叛徒”死刑：“大批杀戮开始了。原由库通所创设的民众法团因过于宽大而被取消，代之以由巴冷为主席的革命法团。断头机嫌太慢了，辅之以炮轰及集体枪毙。新3（霜）月14日（12月4日），有十六名被判处死刑的青年在布罗多平原被炮轰。把他们两个绑在一起，置于两条平行而预先挖好以接受尸首的壕沟之间。被炮弹打死的只有三分之一。其余的仍需补行枪毙。次日，有二百零八名在这同一地点被枪毙，新3月18日又有六十七名，23日有三十二名。直到新5（雨）月22日（2月10日）才停止集体枪毙。巴冷执法团判处死刑者共一千六百六十七名。”

④如此极端的暴力手段，如此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可怕奇观，在欧洲的历史上亦极为少见。

为了大规模处死监狱中的“汪徳党”，由卡里厄领导的镇压组织采取了更加极端的手段“沉溺制”：“木船上预先凿些窟窿，由马队把犯人——先为教士，继为汪徳党——装上船去，把这一船的‘人货’开到洛瓦河中间，打开窟窿任其沉溺而死。新3月27日及29日，卡里厄亲笔签署一个公文，不须审判也不须经过任何形式就处死了两批人：第一批处死的‘匪徒’二十四名，其中有两名年仅十三岁，两名年仅十四岁;第二批为二十七名，男女两性都有。……沉溺制下的牺牲者最少有两千人。毕仰主持的那一个军事法团枪毙了四千不曾死于勒曼及萨维内两役的汪徳党。他们被埋在米则里的石坑中，上边仅盖一层薄土，坟中臭味传入城市，使人害怕。这时，起于恻隐之心的反响才开始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