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之笑与日常情感的政治

作为“世纪老人”，杨绛的百岁人生铭刻着现代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印记，因此，杨绛研究具有独特的意义。而发掘英语世界里杨绛研究的历史，则为我们把握杨绛在海外的传播状况，观察英语世界如何经由杨绛来理解现当代中国的文学、文化及其历史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入口。本文将在充分占有海外杨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全面梳理英语世界杨绛研究的历史，为国内学界提供一份较完整的英语世界杨绛研究图谱。

一、作为事件的80年代杨绛作品英译与研究

毋庸置疑，在世界文学中，翻译作为中介对作家作品的世界传播具有重要作用。英语世界对杨绛作品的关注与译介，是以杨绛当时创作的回忆录和早期的戏剧作品为引爆点的。《干校六记》中文版1981年面世，是年秋，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即将其译成英文，刊发在香港中文大学创立的汉英翻译期刊《译丛》上。[Yang Jiang，Six Chapters from My Life “Downunder”，Howard Goldblatt（trans.）Renditions 16（Autumn 1981），pp.6-43.]此后5年内，英语世界接连出版了《干校六记》的3个英译版本，分别是1982年白杰明（Geremie Barmeé）版，1984年葛浩文版，1986年章楚（Djang Chu）版。[Yang Jiang，A Cadre School Life，Six Chapters，Geremie Barmeé（trans.），Hong Kong：Joint Publishing Co.，New York：Readers International，1982;Yang Jiang，Six Chapters from My Life “Downunder”，Howard Goldblatt（trans.），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3，and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4;Yang Jiang，Six Chapters of Life in A Cadre School：Memoirs from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Djang Chu（trans.），Boulder：Westview Press，1986.关于这3个英译版本的翻译差异，国内已有学者做过一些分析。]除单行本外，《干校六记》的章节片段也被选入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选集中，如《凿井记劳》被收入白杰明和闵福德（John Minford）1988年合编的《火种：中国良知的声音》选集。[Digging a Well in Geremie Barmeé and John Minford（eds.），Seeds of Fire：Chinese Voices of Conscience，New York：Hill and Wang，1988.]此外，杨绛早期作品和其他散文也被译介。1983年，耿德华（Edward Gunn）将杨绛于1945年创作的剧本《风絮》翻译并收入其编选的《二十世纪中国戏剧选》。[Windswept Blossoms in Edward Gunn（ed.），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Drama：An Antholog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3，pp.228-275.]1989年，白杰明又翻译并汇编若干杨绛散文，取名为《陆沉》出版。[Yang Jiang，Lost in the Crowd：A Cultural Revolution Memoir，Geremie Barmeé（trans.），Melbourne：McPhee Gribble，1989.]奇怪的是，如火如荼的80年代过去后，英语世界对杨绛作品的译介热在90年代却陷入沉寂，直到进入21世纪后才又有译者将目光投向杨绛，并以《译丛》2011年秋策划的“杨绛特辑”达到高峰。[Christopher Rea（ed.），Yang Jiang，Renditions 76（Autumn 2011）.该特辑中有梅朱迪和史耀华译《记我的翻译》，方哲升译《记钱锺书与〈围城〉》，《我们仨》第一、二部，《走在人生边上：自问自答》节选，雷勤风译《称心如意》第一部、《大笑话》和一篇庆祝杨绛百年诞辰的祝贺文《“对你自己忠诚”：百年杨绛》。]在杨绛2016年辞世后，英语世界对杨绛作品的译介再次销声匿迹。

80年代英语世界产生的杨绛作品译介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个“文学事件”。单说《干校六记》在5年内出现3个英译版本这一现象，就殊为少见：历史上甚少有哪部文学作品（除经典名著）会被同一种语言翻译成多个版本，更不用说在短短几年内接二连三地吸引不同的译者为之付出心力。这种对同一作品不约而同的兴趣与选择，体现了西方译介者背后共同的文学品味与价值取向。这种品味和价值取向在当时，与中国正在兴起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思潮有某种契合。《干校六记》可以说是一部典型的书写知识分子“伤痕”的作品，西方对《干校六记》重复的译介行为，产生了通过外部力量使该作品成为“伤痕文学”潮流经典的客观效果。

学术性研究和翻译活动往往交织在一起，英语世界对杨绛的关注，学术研究在时间上略早于翻译，但在体量上则薄弱得多。英语世界对杨绛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1980年初。此时出现了两篇关于杨绛的研究论文，首先是现在为人熟知的耿德华于1980年出版的《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Edward Gunn，Antiromanticism in Unwelcome Muse：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该书有中译本出版，〔美〕耿德华：《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张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本文引用该书的文字均出自中译本，特此说明。]这是一部海外研究上海沦陷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这部受到夏志清（C. T.Hsia）《中国现代小说史》启发与影响的专著，以“在战争时期的文学以及更大的中国现代文学范围内强调那些将值得继续探讨的成就”为目标。如同夏志清发掘钱锺书一样，耿德华致力于发掘杨绛。在第五章“反浪漫主义”中，耿德华用12页的篇幅为杨绛单独开辟一节（正如不少研究者注意到的，“杨绛”小节甚至位列“钱锺书”小节之前）。在该节中，耿德华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杨绛在20世纪40年代上海所创作的三部戏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并将杨绛的创作思想归入“反浪漫主义”（antiromanticism）范畴。在耿德华看来，杨绛、钱锺书和张爱玲等“反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里，“没有任何理想化的概念，也没有英雄人物、革命或爱情。取而代之的是幻想的破灭，是骗局的揭穿，是与现实的妥协。高潮让位于低潮。唯情让位于克制、嘲讽和怀疑”。在这一意义上，耿德华认为杨绛的早期戏剧呈现了一种对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的非继承性。耿德华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种“反浪漫主义”也是五四文学传统的一部分，例如鲁迅就具有清醒的“反浪漫主义”意识。耿德华只是一边指出杨绛等作品与五四文学传统的“断裂”，一边将杨绛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现代文学作家关联起来，认为杨绛的“反浪漫主义”与毛姆、赫胥黎等英国作家的“彻底摒弃浪漫主义希望和浪漫主义辞令”“幻想破灭的、不主张改革的文学”存在亲缘性。耿德华认为，杨绛在精神上亲近这些英国前辈，他们都认为“把理想的实现想象为一件与主题有关的事是毫无意义的。个人的希望可以靠一次机遇来达到，但起支配作用的是命运，而不是个人”。尽管存在疏漏，但耿德华对杨绛等的研究与介绍毕竟使得“以前从未听说杨绛”的英语学界，“看了这本书才知道”。[张泉：《译者序》，〔美〕耿德华：《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第2页，张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与耿德华聚焦杨绛早期创作（主要是戏剧）不同，葛浩文在同时期将目光投向杨绛最新的“文革”回忆作品《干校六记》。除上文提及的翻译工作外，1982年秋，葛浩文在《中国现代文学》上发表论文《文化大革命及其他：杨绛的〈干校六记〉》，[Howard Goldblatt，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Beyond：Yan Jiang’s Six Chapters from My Life “Downunder”，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ewsletter Vol.6，No.2（1980），pp.1-9.]将《干校六记》放置在“文革”后出现的“伤痕文学”与五四作家复出的语境中进行对比考察。葛浩文认为，在“伤痕文学”涌现时期，一大批五四作家重新回归，并在记录与反思“文革”时留下各具特色的作品（如巴金的《怀念萧珊》、丁玲的《牛棚小品》等），但这些五四作家的“文革”作品都不如杨绛的《干校六记》那样精致深广。葛浩文指出，杨绛擅长选取看似不重要的寻常之事来描写干校生活，其写作风格保持着一种强烈的个人性与日常性，然而正是这种看似自然、谦逊、常态的书写，加上偶尔流露的讽刺与评论，使得《干校六记》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葛浩文同时注意到了《干校六记》和清代沈复的《浮生六记》，从书名到章节标题形式上的相似性，但对此并未深究。1983年，在为葛浩文《干校六记》英译版写的序言[Jonathan Spence，Preface in Yang Jiang，Six Chapters from My Life “Downunder”，Howard Goldblatt（trans.），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3，and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4，pp：vii-viii.]中，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将《干校六记》放置在中国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并与《浮生六记》进行比较论述。史景迁指出，两部作品的主要内容在实质上没有太大差别，都描述社会动荡之际知识分子的个人生存，重要的是，杨绛重拾了沈复作品中的情绪：一种温和的忧郁之情，这种忧郁呈现为个人面对动荡社会的无力感，并伴随着由审美或爱情力量而来的日常生活中微小胜利的欢庆之乐。这种温和的忧郁体现出的是杨绛对于非常时期的中国的复杂情感：仿若爱上一个身患疾病之人。199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河滨分校（UCR）中国文学研究专家吴燕娜教授，在由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发行的双语国际性学术期刊《中文教师学会学报》上发表论文《〈浮生六记〉和〈干校六记〉的讽刺互文》，[Wu Yenna，Ironic Intertextuality in“Six Chapters from A Floating Life” and“Six Chapters from Life at A Cadre School”，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Vol.26，No.2（1991），pp.51-80.]进一步从结构、文体、语言等方面将这两部具有互文性的半自传作品进行比较，指出两者在各自不同的非常时期描绘的日常与讽刺之事的相似与差异。

耿德华和葛浩文可以说是英语世界最早的杨绛研究者。一方面，耿德华接续夏志清，注重发掘被忽视、“被冷落”的边缘文学作品，进一步助推了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影响下的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的潮流;另一方面，以葛浩文为代表的杨绛“文革”作品译介研究，则昭示着英语世界对中国“伤痕”“反思”等文学潮流发展的关注。耿德华着眼于杨绛早期戏剧的“反浪漫主义”和葛浩文关注杨绛晚年作品的日常性与情感性，成为英语世界研究杨绛的最早切入口和理论定位点。不仅如此，某种程度而言，耿德华和葛浩文为后续英语世界杨绛作品研究开辟了两种研究路径，甚至不经意间指明了两大研究方向。

二、“女性之大笑”“低调的欢愉”或“暧昧讽刺”

在耿德华和葛浩文的杨绛研究之后的10年内，虽然英语世界对杨绛的作品陆续有译介，相关学术研究却陷入沉寂。1994年，美国康涅狄格学院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专家杜爱梅教授（Amy Dooling）在《中国现代文学》上发表论文《寻找笑声：杨绛的女性主义喜剧》，[Amy Dooling，In Search of Laughter：Yang Jiang’s Feminist Comedy，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Vol.8，No.1/2（1994），pp.41-67.]继承耿德华开辟的杨绛戏剧研究方向，以女性主义视角探析《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两部作品具有的性别与社会内涵。

杜爱梅认为，杨绛的喜剧作品最重要的是涉及女性主义实践的核心问题，即“再现”议题。可以说，这两部作品最终揭示的是文本如何“再现女性”这一社会问题，这种再现是对欧洲风尚喜剧（comedy of manners）类型的创造性模仿。欧洲风尚喜剧作为一种戏剧流派，在18世纪的欧洲达到鼎盛，场景一般设置为资产阶级家庭的起居室，温和地讽刺社会阶层行为（尤其是上流社会），并拒绝作出道德或政治的批判。这类戏剧的典型特征是具有“一种充满对生活的娱乐性容忍又不关心行动的道德后果的气氛”。[Newell Sawyer，The Comedy of Manners from Sheridan to Maugham，Philadelphia：Philadelphia University Press，1931，p.172.本文引文部分的英译汉，除特殊标注，皆为笔者译。]杜爱梅指出，杨绛的早期戏剧对欧洲风尚喜剧类型有一定借鉴，如《称心如意》《弄真成假》两部剧都设置在上海富有家庭的客厅，戏剧化地表现上海资产阶级人物的生活，并且故意规避对当时战争的描述，呈现出一种社会疏离感;但杨绛的戏剧在表面上模仿欧洲风尚喜剧，实际更是一种“重写”，杨绛重新塑造了这种类型以适应现代中国的性别议题，从而生成了独特的“女性主义风俗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