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接续与语境的更新

新诗百年，以去古典化为开始，胡适首倡白话诗，他的诗集，也是中国新诗的第一本诗集，取名为《尝试集》，可见其推动新诗白话方案的决心，却也有对来路的忐忑。由此，古典诗歌的体例与形式、音韵与节奏等都不再成为新诗的规范，一切都失效了。废名在北京大学讲授“现代文艺”时认为，新诗应有“诗的内容，散文的写法”，[② 废名：《谈新诗》，第29、9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并且注意到“新文学运动的成功，外国文学的援助力甚大”，正因为受了外国文学的影响，“新文学乃能成功一种质地”，“即是由个性的发展而自觉到传统的自由，于是发现中国文学史上的事情都要重新估定价值了”。②可见，一方面，新诗诞生得益于西方由惠特曼开启的近代自由诗，它是随着现代主义的到来而占据重要地位的;另一方面，这种新旧诗歌语言系统的转型是自身个性发展的结果。实际上，古典诗歌在新的时代语境之下，已经内外交困。从内部而言，古典诗歌在唐代达到高峰之后，随经典而来的模式化与凝固化、语言的陌生化与意义的流动性、对万物的命名能力、同一主题书写的重要性等方面都在衰退。从外部来说，与古典诗歌相对应的语境已不复存在，也即与之相配套的农耕文明被新的工业文明取代之后，那种词与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开始瓦解失效。

去古典化确实是矫枉过正，但以中国人固有的中庸思维，不下猛药，怕也无济于事。去古典化与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建立与现代相匹配的文化观念、思维方式。在那之后，新诗以中国现代语境为内容，西方现代主义方法为参照，其现代性诉求也成为百年历程中最主要的方向。但对古典诗歌的回望与承接也一直是一条重要的隐线。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有诗人不断尝试古诗今译，郭沫若的《采耳集》即是代表。这种回溯与融合一直持续到当下，例如2018年梁晓明出版了《忆长安：诗译唐诗集》。80年代，张枣在自己的诗中重新关注古典意境的营造后，怎样承接古典传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个主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这甚至成为最让人期待的方向之一。其后，肖开愚、柏桦、朱朱、杨键、陈先发、沈方、苏野、飞廉等人都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有价值的探索。正如江弱水重新注视古典诗所具有的现代性价值，“对于中国古典诗这一辉煌的传统来说，立足于现代诗学而加以新的解释，以寻找一个使这份宝贵的遗产在新的语境里转生的契机，更有着迫切的需求”，江弱水：《绪论》，《古典诗的现代性》，第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新诗也在现代语境中试图重新接纳与整合古典传统。

本文主要围新时期以来新诗新古典写作的几种思路，阐明新古典写作与新诗现代性的内在关系、在当下取得的成果，以及它带来的可能性。

一、古典话语体系的失效

无论是《文心雕龙》《诗品》，还是《沧浪诗话》《随园诗话》这些古典的诗文批评论著，由于身在此山中的缘故，其目光总体上都是从古典诗歌内部对诗文加以品评辨析。今天，我们则可以做一个更完整的回望，也就是重新思考古典诗歌与传统时代之间的关系，重新思考古典诗歌的根基和有效性如何得以生成。

总体精神的宏阔处，古典诗歌展现了天地精神与圣人之教。对自然的观摩与领会构成了一极，师法天地运行之道，强调以自由的心灵与之相应和，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仁者之心构成了另一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这是儒家的理想，张载谓之“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儒道两家思想构成了诗的底色。王维的诗文虽然佛家思想颇重，但已是佛老相融。而屈原的《天问》实属异类，它本有可能成为第三极，即理性与智性的传统，但与诸子百家竞争中名家、数术家之学的式微与消逝相同，其在中国古代并没有生存的土壤，以激发起人们探索自然科学与形式逻辑的巨大兴趣。

每个时代书写每个时代的精神与生活，古典诗歌的主题是山水、田园、离愁、怀人、咏物、言志、闺阁等，其依托的是一整套古典体系，这里当然包括制度、生产、生活，比如士人阶层的产生与变化，像两晋士族兴起、隋唐科举取士、北宋崇文抑武，对文人的宽容优厚，产生了璀璨的诗文，更重要的是，农耕时代时间与空间构成的基础性感知与古典诗歌是非常匹配的。农耕时代人感受到的是一种循环的时间观，没有大的技术革命，自汉以降，王朝的更迭也没有产生制度上的根本性改变，整体上处在一种时间之慢的缓慢节奏中。无论是官员还是士人，悠闲都是比较常见的生活状态，而悠闲的状态得以孕育细腻的情感，捕捉敏感的诗思，如广袤的土地以及与现代相比数量较少的人口，加之陆路水路交通流动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想象一下像陶渊明这样一出门就面对自然田园的，自然田园和四时的农事也就成为他写作时的主题;而像李白这样四处游历的诗人或者苏轼这样频繁调任贬黜的文官，其对山水风光、别后可能很难再见的朋友、旅途的孤寂、得意时的言志和失意时的抒怀，显然感受更深刻;以女性视角创作的闺阁诗，更加具有封建时代女性从属地位的特征。

随着工业化时代的来临，科学技术带来了极其强大的改革动力，它导致的是一种断裂性的后果，也就是新的时期与之前所有时期完全不同。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4页，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他认为现代社会制度与传统的社会秩序之间的断裂，主要是现代性带来的绝对速度、巨变浪潮的全球性与现代制度、社会组织形式和原先的非延续性。在时间轴和变化程度构成的坐标系中勾勒出来的曲线，由平缓逐渐变为急速上扬，这种变更的绝对速度在近30年中愈加明显，城市化的加速、计算机的普及、智能手机的使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高铁网络的星罗棋布，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以舒缓的节奏看待世界的方式一去不返，快速运转的城市节奏、压力和焦虑构成了新的境况。在飞机、高铁提速的支持下，城市之间，甚至国家之间的距离，都被缩短了，从北京到广州不过是3小时的航程，这对山水、田园、离愁、怀人、羁旅等诗歌主题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冲击。随着女性解放和其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闺阁诗同样不再成为写作的主题。因此，“在现代技术对我们生活带来的颠覆性改变中，最深刻变化之一是对我们基础性感知之‘景深’的时间和空间的重构。时间感的加速与空间感的缩短让传统的诗歌主题：山水、田园、乡愁、别离正经历着全然的变化”。[吴宜平、江离：《轻逸、自治与自我塑造》，《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5期。]此外，这种断裂性的变革中，传统的价值观也面临着失范的状态，也就是说，它们不再成为有效的道德准则和依据。

长久以来，新诗对古典语言及方法的承接如果只是单纯的对古典语词的嫁接和传统价值的移植，其有效性就变得可疑了，这就是新诗自白话运动以来，或者说采用现代的自然语言以来，尝试接纳古典主义的一个未曾解决的问题。对古典诗歌的承接必须找到新的语境，它绕不开现代性的意识，而不是在古典语境窠臼下的修修补补，现代性和传统之间的融合重新成为需要厘定和尝试的重要问题。

二、古典意象的再融合

1984年，22岁的张枣写下了《镜中》和《何人斯》两首诗，特别是《镜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相较于他后来写的《卡夫卡致菲丽丝》《和茨维塔耶娃的对话》等，《镜中》并不是最成熟的作品，但从影响上来说却比后两者要大得多，其原因就在于它提出了一种现代性与古典相结合的路径，这一路径虽然之前的尝试还没有出现深富有效性的范例，但却如地下的群笋，已准备破土而出了：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面颊温暖

羞涩。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

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大家注意到这首诗呈现了某些古典诗歌的意象、审美，也就是说它与古典传统建立起了一种联系。张枣的密友诗人柏桦说他从最早的手稿中看到的原诗里，“皇帝”这个词是划掉了的，但柏桦劝说张枣把这个词留了下来。可能张枣最初之所以想要划掉“皇帝”这个词，是因为它对上下文和当下现实来说都有些突兀。但是另一方面，保留这个词，确实也让诗的时空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它让这首诗从封闭的纯文本中跳跃出来，具备了更大的空间。《镜中》中文的首发编辑及后来英译的编辑、诗人郑单衣也注意到“镜子”这个词，认为好诗就像镜子具有自我生殖能力。张枣的友人评论家钟鸣认为诗里面呈现出独特的语气和认知上的多种折射。而评论家冷霜曾进一步详尽地探讨过《镜中》所具有的独创性，认为张枣在这首诗中，相较于意象因素，更具统摄性地位的是它对独白式抒情语气的出色把握、转化和拓展，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处理古典意象时所具有的现代性建构：“《镜中》对古典诗词中常见的意象和抒情声音的化用，这种联系，往往是具体的，在创造性的技艺实践中确立起来的，而在另一层面上，在现代知识语境中，‘传统’这一概念总是一种颠倒的认识论装置的产物，是一系列现代性的知识/话语从自身出发作出的阐释。”[冷霜：《诗歌细读：从“重言”到发现——以细读张枣〈镜中〉为例》，《文艺争鸣》2015年第5期。]

这首诗在新诗史中的重要意义来自它带来的启示性：一是在新诗新时期之后，张枣重新将人们的视野引向了古典的方向，重新激活了新诗中古典承接的问题。新诗不再以“去古典化”的方式确立自我，它与传统之间的紧张对抗关系，变成在现代性框架下的融合关系。二是张枣用一种现代语境来重新建构和配置古典的元素，这使这首诗在当下具有了古典承接的有效性。这种现代语境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个人经验的当代表达，尽管张枣在这一表达上保留了一定的私密性，从而导致意义上的晦暗不明。一方面，对个人性的强调、对个人经验的当代表达，是当时严密的集体主义话语开始松动与离析时产生的新的方式，非常符合社会生活从以“政治—阶级斗争”为中心向以“社会—经济生活”为中心的转型;另一方面，在新诗面对传统时，是以“我”为主，展现了对现代文化意识的强烈的信心。

张枣对传统非常重视，我们从他的一段文字中就能看到，“传统从来就不会流传到某人手中。如何进入传统，是对每个人的考验。总之，任何方式的进入和接近传统，都会使我们变得成熟、正派和大度。只有这样，我们的语言才能代表周围每个人的环境、纠葛、表情和饮食起居”。

[唐晓渡、王家新编选：《中国当代实验诗选》，第109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

但是以现代性为主要框架来融合传统与古典，则是新时期以来新诗带来的启示。他对新诗与古典的重新联系显示了极强的信心，正如冷霜所言，《镜中》的“魅力与其说是源于它所建构的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联系，毋宁说是在建立这一联系时，面对后者所显示出来的强烈的信心。而这种强烈的信心，正是八十年代文学、诗歌所体现的文化意识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的记忆”。[冷霜：《诗歌细读：从“重言”到发现——以细读张枣〈镜中〉为例》，《文艺争鸣》2015年第5期。]

三、新古典的风格化与怀疑精神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张枣在写作《镜中》两年之后去了德国，而另一位当代诗人肖开愚则是在1997年去的德国，并且在那里有了一个明显的写作上的转向，即对古典语言进行采掘与使用，重新思考传统能传递给新诗什么。2004年，在张曙光等诗人办的民刊《剃须刀》春季号上，肖开愚发表了《致传统》一组4首诗，包括《琴台》《月亮》《突至的酒友》《衣裳》，此外还有一首《天鹅》，写作时间都是在2003年。《新诗评论》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些诗具有的独特意义，2005年第一辑刊发了肖开愚专辑，包括以上作品以及桑克等人的3篇评论文章。对比他之前的代表性作品《向杜甫致敬》《在公园里》《北站》等就能发现，他向传统寻求资源的转向非常明显。在德国的经历也许对他的这种转向有着重要的影响。尽管他的写作在国内已经特立独行，但在国外，那种独特性就湮灭在西方众多文本构成的大海里。因为我们的新诗采取的是西方看待世界的方式，即肖开愚所认为的新诗形成自身传统的支持之一是西方人文思想背景。我们采取的写作方式是源自西方的，这对骄傲的肖开愚来说，无疑是一种冲击。这些促使他重新思考在世界性的写作坐标里，他自身的独特性何在，而他得出的合乎逻辑的思路就是，在这样的视野中，得以让自身确立的正是传统。

肖开愚提到了新诗与古典诗的异同：“‘第一义’，是踏实说来的诗学中的非文风部分。在古典诗时期，是美刺言志，新诗时期，是重建人和世界的关系。前者依据孔子西周王道模式的道德政治系统，后者期待‘新民’与‘民主社会’的理想实现。两者性质一致，均为‘政治性’。此政治，不只关于权利，尤关心行、人际、人与社会（和国际）、人与自然等棘手关系，乃是根本政治。根本的生存、生活理想问题。前者表现在诗，端庄风雅，有所不言;后者表现在诗，以刺为美，尖锐彻底。现代诗的这个颠倒，并未颠覆古典诗学的第一义的内容、性质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