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络性到交往性

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常被认为在1998年，但最近针对这一问题有了论争，起因在于学者邵燕君、吉云飞提出中国网络文学起源的新说法。他们认为1996年的“金庸客栈”才是起始点。①这吸引了欧阳友权、马季等人参与论争。马季强调“现象说”，②仍坚持1998年“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等作品形成了网络文学这一“现象”;欧阳友权则提出“网生起源说”，认为“网络文学皆因网络而‘生’”，因此1991年海外留学生创立电子周刊《华夏文摘》才是中国网络文学的元年。③其后邵燕君又进行了反批评。④相关论争文章被《新华文摘》转载，产生了较大反响。

网络文学的起源问题相当重要，这不仅涉及文学史的时间划定，更重要的是涉及界定何为网络文学这一根本问题。但关于网络文学的本质属性究竟是什么，一直以来学界众说纷纭，未有定论。本文试图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对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进行追溯，并由此探讨网络文学的本质，对这一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一些思考。

一、中国网络文学不能等同于通俗文学

1998年常被视为中国网络文学的起始年，标志性事件是“痞子蔡”创作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引起强烈反响，以及美籍华人朱威廉创建的“榕树下”网站⑤的运行。对此，邵燕君、吉云飞认为这部作品和这个网络原创社区被作为标志，反映了学术界视野的局限性。不管是《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还是“榕树下”，都呈现出过渡性质，其纸质文学基因相对更强一些。《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在中国内地真正产生影响是在1999年简体版出版之后。“榕树下”素有“网上《收获》”之称，编审制度带有纸媒逻辑，它们的辐射范围也主要是在传统文学圈而不是网络文学圈。在此基础上，邵燕君、吉云飞提出一个观点，他们认为网络文学的起点不能以一部作品而应以一个原创社区的诞生为标志：

网络文学的起始点只能是一个网络原创社区，而不能是一部最早发生极大影响力的作品。即使是今天不少大神们共同认为源头的《风姿物语》，也只能算作网文的源头，而非网络文学的起始点。我们要找的起始点，应该是能够聚集无数个罗森，产生无数部《风姿物语》的地方。①

邵燕君、吉云飞的这一说法相当重要。在我看来，这会让起源问题的探讨有效摆脱一直困扰网络文学研究的印刷文学观念。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作品客体这一不证自明的预设。这种客体观念与印刷文化紧密相关：“一旦印刷术在相当程度上被内化之后，书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物体，里面‘装载’的是科学的或虚构的等等信息，而不是早些时候那种记录在案的话。”②从文学理论来看，现代印刷技术最终导致了形式主义与新批评的诞生。这两种理论认为，每一种语言艺术文本都封闭在自我空间里，成为一种“语言图像”。③在印刷文化语境中，这种观念具有合理性，因为我们面对的总是一个实体文本，但以这种观念来理解网络文学时，就会出现理论与实践上的困难。面对网络文学时，我们很难说它是一个固化的文本，其意义也不限于文本，更凸显了文本外的社区活动。它是不同于印刷文化的动态世界，是活态文化，它的消费类似于口头传统，现场的活动与氛围是文学经验的重要部分。在口头传统研究国际学会（ISSOT）发起人弗里（John Miles Foley）看来，将口头艺术转化为文本，其中丢失的元素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冗长和多维的目录”，如语音、表情、手势、可变的背景、观众的互动与贡献等。④如果只是从作品层面去理解网络文学，也存在这个问题。不管《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究竟在哪一年产生影响，如果以这部作品作为起始点的依据，恰好说明人们对网络文学的理解仍受限于印刷文学思维。对网络文学来说，我们恰好要摆脱作品中心主义的陷阱。不过邵燕君、吉云飞强调网络原创社区的重要性并不是基于以上理由，而是受到了韩国学者崔宰溶所说的“网络性”的影响。后者正是借助“网络性”激烈地反对以作品观念去理解网络文学，而将其理解成文学网站。

既然要以某个原创社区的出现作为网络文学的起点，那么选择哪个社区更合理呢？在他们看来，“起始点应该是新动力机制的发生地”。这一新动力机制又是什么呢？两位学者认为，由于中国网络文学的主流形态是商业类型小说，新动力机制就是“起点中文网”于2003年10月开始运行的VIP付费阅读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粉丝”经济模式与“爽文”模式。为此，他们反对网络文学的“概念推演”，强调应由这一基本事实回溯其源头。按照这一逻辑，虽然“榕树下”也是网络原创社区，并在1998年后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它的文学风格与动力机制显然与当下商业类型文学大相径庭，因此不能作为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这一起点只能是某种大众性、通俗性的网络文学社区。由此，1996年的“金庸客栈”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起始点，其依据在于三个方面：

其依据按重要性排序，首先是论坛模式的建立，为网络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机制;其次是趣缘社区的开辟，聚集了文学力量，在类型小说发展方向上，取得了成绩，积蓄了能量;第三是论坛文化的形成，成为互联网早期自由精神的代表。⑤

可以看出，邵燕君、吉云飞是以当前网络文学的主流形态即商业类型文学来回溯源头，试图把“金庸客栈”与当下网络商业文学勾连起来。这里的三种依据各有所指，论坛模式为网络文学发展提供动力机制是指，“论坛的自由模式使千千万万的文学消费者被赋权，成为后来网络文学商业模式建立的基础”。也就是说，论坛的特点在于摆脱了传统编审制度而获得某种自由，这就集聚了大量消费人群，从而为资本入局与商业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论坛又形成了趣缘社群，这促成了后来蔚为大观的“类型文学”。论坛也形成了“天马行空的论坛文化”，从而“焕发出巨大的创作活力”。这似乎是指论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二次创作动力，并不断将业余爱好者转化为写手群体的后备力量，由此保持了商业文学的持续创作力。

邵燕君、吉云飞的探索是难能可贵的，是网络文学研究的重要突破。不过我认为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将网络文学窄化为商业类型文学，二是忽视了网络类型文学与传统通俗文学之间的重要区别。

首先，将网络文学直接等同于商业类型文学显然与事实不符，这会削减网络文学的丰富性，排斥实验性的网络文学，比如，集结在“榕树下”“豆瓣”等网络社群中带有“文青”风格的创作群体，以及以“诗生活”“诗江湖”为平台的网络诗歌创作等。网络如同一个浩瀚宇宙，它有太多可能性，最好从家族相似概念来理解网络文学。我认为这与他们采用的方法有关，邵燕君、吉云飞强调以事实去回溯源头，而不是概念推演。不过事实与观念的关系并不简单，他们并不能摆脱观念与预设。对这一事实认定的本身就蕴含着观念预设，他们已经先在地把网络文学等同于商业类型文学了。显然，对起源的梳理依赖于对网络文学本质属性的认定，而不是相反。

其次，强调“金庸客栈”的重要性，将当下网络类型文学与传统通俗文学相联系，试图完成文学谱系的接续与合法性认定，但忽视了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实际上，将网络类型文学等同于传统通俗文学在网络时代的脉络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共识。比如通俗文学研究专家范伯群曾在演讲中将网络文学纳入通俗文学的发展脉络，认为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类型小说一直在发展，从“鸳鸯蝴蝶派”的大众文学，到现在的网络类型小说之间存在一个链条。①不过，我们不能从通俗文学的层面去理解网络文学，即使是看上去通俗性、大众性特征相当显著的网络类型文学，也不能直接等同于是通俗文学的脉络延续。通俗文学是相对于精英文学而言，这种文学类型的自我区分与等级认定很大程度上属于书面文化逻辑。在口头传播阶段，还没有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区分。这种区分是文学制度建构的结果，后者的完善与近现代印刷术、大众传播媒介、教育体制的发展相关。精英文学意味着一种等级次序，它无法自我确证，需要在与作为他者的通俗文学的区分中获得价值维度，与阶层结构存在联系。也就是说，精英文学不仅是一种美学判断，也是一种文化资本与合法性趣味。在根本意义上，不是经济财富，而是合法性趣味的拥有，成为阶级地位、阶层身份的最佳说明。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由此形成二元对立关系。不过，尽管遵循不同的运行法则，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仍蕴含着相同的书面文化基因。不管是金庸的小说还是卡夫卡的小说，它们的写作、阅读方式并无根本不同，都是个人化的孤独状态，用本雅明的话说，这是与现代社会个体的原子化相适应。尽管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在文学受众上有人数多少的区别，但这些人群之间都只是想象性的关系，本质上都属于个人化的静态世界。网络文学，包括网络类型文学，却是相对于印刷文学而言，会在内容形式层面受到传统通俗文学的深刻影响，但生产、传播与接受机制上已经产生了重要变化。这是媒介文化的转型与文学的结构性变迁，不管是严肃性的还是娱乐性的文学，都不再是个人化活动，而会有大量的群体互动与交往。这种现场感与活态文化的有无，是网络类型文学与传统通俗文学的根本区别。它也不是传统通俗文学“移植”到了网上，因为这种现场交往本身会对写作内容与形式构造产生直接而深入的制约。

邵燕君、吉云飞意识到不能将网络文学等同于作品，注意到原创社区的重要性，这有突破性的意义。但他们对社区的理解，主要是将其作为一个连通通俗文学与当下网络类型文学的中介。向下挖掘论坛蕴含的商业文学动力机制，向上追溯通俗文学传统，以通俗文学经典完成合法性认定与脉络接续。但是网络文学延续的并不是通俗文学传统，而是呈现媒介转型的后果，这就涉及对网络文学本质属性的认识了。

二、中国网络文学的本质：从网络性到交往性

邵燕君、吉云飞对网络文学起源的探讨实际上与他们对网络文学本质属性的认定有关，即网络性。

网络性的说法最早由许苗苗提出。2000年她在《与网相生—网络文学的现状与发展》中写道：“网络作品的文学性和网络性双重特点相互交织，密不可分。”①这种将文学性与网络性相提并论的说法具有突破性意义，不过遗憾的是她并未对此展开论述。此后对网络性展开较多论述的是韩国留学生崔宰溶。崔宰溶强调中国网络文学的特殊性，反思了早期研究中人们用超文本、多媒体或后现代等西方电子文学理论来阐发中国网络文学本质的弊端。他认为中国并不存在西方式的先锋网络文学，更多的是一种大众化的商业文学。为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他提出了网络性的说法，将其作为中国网络文学的本质属性。不过，他理解的这种网络性仍然是一种超文本性，他认为中国网络文学的网络性（超文本性）不在于西方超文本式的个别作品之内，而是在考虑整个网络结构时才能看到。在文学网站里，一部小说不是以从头到尾一贯的、线性的叙事存在，而是以由该小说无数的碎片以及通往（或不通往）这些碎片的链接构成的结构而存在。比如，《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本身不具有很强的超文本性，但它经历了一系列网络化过程，也只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才变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网络文学作品。崔宰溶也试图以网络性摆脱传统作品概念的限制：“‘作品’概念不断地限制‘超文本’概念的无限扩展运动。”②而在文学网站里，“网站的结构或网络本身优先于个别作品”。③崔宰溶的观念实际受曼诺维奇（Lev Manovich）的影响，后者强调印刷时代的叙事文化正走向网络时代的数据库文化，语言符号的纵聚合轴开始取代横组合轴，处于潜隐状态的“词法”接替了叙事文化的“句法”，世界应通过目录而非叙事来理解。④比如在网络上我们总是面临各种菜单选择，线性叙事遭遇挫折，网络的整体结构总是优于文本。不过崔宰溶也发现，网络性（超文本性）意味着无限的链接，当它大到无所不包时就很难作为一个对象为我们所把握。为此他对网络性加以限制，认为文学网站就是网络性代表性的例子，文学网站内外的区分可以说是物质性的，因为网站是以比特信息的形式存在于服务器的硬盘里，这样我们既摆脱了作品概念，体现了网络文学的超文本性，也为我们从对象角度去把握它奠定了基础。总之，他认为：“中国网络文学‘是’网络，或更具体地说，‘是’文学网站。它是一个流动的文学空间，发生在该空间的所有活动都是网络文学。”⑤

在崔宰溶的基础上，邵燕君对网络性进行了较大的拓展与丰富，让它成为一个网络文学研究界广泛接受的概念。她首先认为网络文学的本质属性就是网络性，并从几个方面对网络性做了阐释：（一）网络性表明网络文学是一种“超文本”，这是相对于作品概念而言;（二）网络性根植于消费社会“粉丝经济”;（三）网络性指向与ACG（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文化的 连通性。⑥可以看出，第一点是源于崔宰溶的启发，第二、三点则是结合网络类型文学的特质做出的补充，强调了网络性的“粉丝经济”、ACG文化等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