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认同意识及其辩证功能

认同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最初多用来探讨海外华人的认同问题，主要集中于社会学研究范畴。其扩展到文学研究领域之后，也深远地影响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观念的形成。在最初借用认同理论时，少数民族文学作者和评论者对其缺乏足够反思，未能充分认识到西方认同理论的基础是多元文化主义，与中国多元一体的民族社会文化现实不能完全兼容，致使出现了一些创作迷思和批评误区。不假思索地运用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理论来探讨中国多民族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显然并不适宜。中国这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几千年动态发展中相互影响与融合，成为“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①中华民族内部各族群多元与一体的辩证关系，为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族群认同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引。以族群认同理论作为创作与批评的思想资源，既推动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观念的转型，也出现了一些亟待重审与反思的问题。

一、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观念脉络中的认同意识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观念中的认同意识，大致经历了由阶级认同到族群认同再到多元认同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一体化观念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必然带有主流意识形态倾向，承担建构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使命和社会功能。阶级斗争作为鲜明的时代主题，强力介入文学创作及批评，阶级认同成为国家认同的题中之义。少数民族文学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内含着对社会主义和国家民族的双重认同。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也主要采用阶级分析法解读文本，是否写出普遍的阶级斗争是判断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对比玛拉沁夫的初版《在茫茫的草原上》与修改版《茫茫的草原》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认同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作者取消了原有版本的题词“献给察哈尔草原的牧民们”，并将“一支内蒙古革命队伍”改成了“一只草原骑兵部队”。由“内蒙古”扩大到“草原”，弱化了族群间的差异性，作家在无意中流露的族群认同显然不能作为重点突出。在初版中，汉族革命者洪涛向蒙古族群众普及“人猿进化论”这一情节在修改版中被删除，这样便回避了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族群矛盾，并用阶级性强化了各族人民团结斗争的一致性。此外，当时还出现了用阶级分析方法改编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文艺改造”现象。比如刘三姐、阿诗玛等民间故事的改造。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转化为阶级差异，实现了阶级认同对族群认同的重构。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在题材、风格、主题等诸多方面与主流文学大体相似。总体来说，“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批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以揭示少数民族文学的族群主体性为核心任务。当然，不论后世论者们如何批评“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文学族群主体性的缺失，都不可否认这是少数民族文学存续的必由之路。正是这一时期与主流文学发展同步、与时代思潮合拍共振，才为后来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性的强化奠定了基础。

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家走上了一条建构族群主体性的道路。他们从族群经验中找寻灵魂的栖息地，少数民族文学的族群主体性得到空前强化。“文化热”的兴起打破了以往的文学范式，族群文化书写的回归标志着少数民族作家族群主体性的建立。对族群文化的挖掘与反思、对族群精神及信仰的表现，无不显示出鲜明的族群认同倾向。同时，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发达国家的文化扩张使全球文化面临同质化危机。发展中国家文化主体性建构受到威胁，这直接引发族群认同的忧思。发展中国家的少数民族群体更是面临双重同质化风险。如何在这种风险中彰显自身价值，成为少数民族创作群体必须思考的问题。这无疑会强化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性，直接促使少数民族文学向族群文化回归。换句话说，正是这种边缘之边缘的文化地位激发了少数民族文学强烈的族群认同意识。

1985年之后，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潮流的影响，寻根作家们纷纷转向民间和少数民族等地方文化形态中汲取写作营养。一批汉族作家跨界书写具有鲜明地域色彩和族群特征的文学作品。比如王蒙、杨炼、马原等汉族作家对少数民族题材的发掘与讲述。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先天在场优势的少数民族作家自然不甘落后，他们更有书写和表现本民族的激情。少数民族作家的族群文化寻根成为寻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时间跨度上看，寻根文学主潮仅仅持续了几年，而少数民族寻根及类寻根文学却持续至今。毋庸置疑，寻根思潮直接激发了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寻根意识与族群认同意识。

族群认同在现代性境遇中遭遇危机，促使少数民族作家为自我存在找寻文化依据。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转向书写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强化族群认同，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主流文学潮流的创作之路。“任何传承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创造的过程。为了承认自己是一个群体，每一个群体都必须在现在创造一种有关过去的自我的可信的形象，即在新的、变化了的现实中找到自我。”①但对族群认同的过度强调，也多少陷入了本质化的窠臼。一味关注本民族文化中某些固定不变的因素，容易忽视文化自身的发展特性。族群文化显然只有在交流中才能发展壮大，故步自封的结果只能是走向衰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一小部分少数民族作家的思想陷入了西方话语包含的逻辑陷阱，一些文本出现了唯多元而反一体的观念倾向。这些作家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中华各民族文化文学之间长期交融共生、难分难解的历史与现实，片面强调所谓的‘汉文化’‘汉文学’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压抑，从而为自己寻找主体性的合法性理由”。②在相关文学批评中也存在相同的问题。论者直接套用西方认同理论，未能有效规避本质化的认同批评陷阱，将少数民族文学丰富的文化特质与地域特色，充当建构族群认同的例证，并在文学文本中找寻对应的论据，例如人物、民俗、风景、语言等，印证预设的族群认同理论。

如果说90年代以前，作家的主体意识更多服从于国家或族群等集体性认同，相关文学写作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那么90年代之后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则更多倾向于个人化写作。多元文化认同初露端倪。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认同形态呈现三种发展态势：一是沿着新时期探索的道路，进一步巩固族群认同。作家通过重述历史、民族志式书写，以及母语写作等多种写作策略强化族群认同。二是从国家认同收缩为族群认同之后，进一步缩减为个体认同，关注个体化经验与内心世界。“苗族血红”“红娘子”“土家族fresh果果”“侗族南无袈裟理科佛”等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家纷纷出现，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群体规模不断扩大。这些作者以多样化的个性写作追求展现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多重可能性。三是一些作家突破本民族的思维视野，追求世界性的开放视野。他们不仅以世界性的眼光观照本土，更以本土化创作与世界接轨，力图在个性中找寻共性，实现人类意义上的终极关怀。从阿来的作品中就可看出，族群、国家与世界已达成一致，作家的认同意识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一地域或族群，而是具有某种普适性。

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趋向多元，引起了一部分评论者的担忧和质疑：少数民族文学在主题、题材、语言、风格等方面都与主流文学无异，那其存在的合法性何在？显然，这种担忧和质疑是多余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包含典型文本与非典型文本。典型文本以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地域风貌与精神特征为表现对象，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非典型文本的内容已经溢出了族群特征。不具有鲜明的族群地域色彩，作家不再局限于自己的民族身份，自由选择书写题材与内容，思想意识和审美视野更加开放多元。非典型民族文学文本虽然与少数民族文学的传统认知有一定距离，但不能否认其存在的合法性。这就涉及“少数民族文学”的界定问题。越来越多的论者倾向于以作家的族属身份来判断其作品是否属于少数民族文学。诚然，这样的界定并不完美，但在全球化时代却最适合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向度。在多元化时代，这种方案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提供了多重可能性，而诉诸“少数民族作家写少数民族题材”的判别标准，则必然会框限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以是否反映少数民族精神风貌与文化民俗作为判定准则，无疑会固化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创新性发展。这些非典型写作并不意味着作家丧失了族群认同，它们只是暂时处于沉潜状态。鼓励作家形成多元创作取向，引导各民族文学差异共存、和谐共进，不刻意要求少数民族作家的族群身份认同，才能有效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壮大。

二、认同意识对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创作的激发

每个族群都有独特的审美传统，作家的族群认同会深刻影响文学创作的审美取向。作家的族群审美心理并非固定不变，会随时代变动而生成新的内容。因此，一个作家认同意识的历时性流动，也决定了其文学创作审美观念的不断演变。以认同批评来阐释少数民族文学，无疑能敞开其内在审美品质。针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而言，身份认同理论的介入，促使一部分文学经典获得了新的解读视角，也生成了新的阐释空间。这其中对老舍、沈从文的重释最为典型。早期学界对老舍的研究一直未能充分重视其满族身份。直到新时期才有论者开始从满族身份的角度研究老舍。《正红旗下》是老舍直接描写满族人生活的自传小说，对了解老舍的生平与创作有重要作用，也是研究老舍族别身份的重要切入点。有论者从满族身份的视角，提出了老舍早期写作的“隐式满族文学书写”特征。①90年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身份认同、族群意识等成为老舍研究的关键词。从这一视角出发，有论者纠正了以往持有的文化冲突观念，而将老舍置于多元文化认同观念下，重估老舍创作的价值。②在老舍身上，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满族文化认同杂糅的现象。循着这一研究思路，有论者进一步发掘老舍的国家认同观，认为“老舍的国家主义并不是‘去民族’的国家主义，而是各民族平等团结的多民族国家”。③由此可见，认同理论的引入不仅扩展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领域，也推进、深化了主流学界的老舍研究。与老舍不同，沈从文的少数民族身份认同是显性的，他对苗族身份一直保有极大认同。在作品中他对苗族文化的认同与赞美毫不隐讳。沈从文认为文学应当保留独立品格。他一直以“乡下人”身份自居，并未突出族群属性。因此，主流学界常把他作为乡土作家研究，在城乡关系框架中阐释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都市与乡村、知识精英与底层农民的阶层对立，成为沈从文研究的共识。而认同理论的引入则突破了既有的共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沈从文研究的格局。论者们不仅探讨了其作品中重铸国民性的主题，更借助苗族这一层族属身份，发现其在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某种张力。

认同观念不仅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体系的完善，也对创作形成某种潜在指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需要，国家开始重点培养少数民族作家，客观上鼓励了少数民族自我表达的意愿。这促使一批少数民族作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替族群代言。另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及时调整创作理念，在自我认同的流变中转变美学风格。新时期之后，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逐渐由潜隐走向显明，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作家致力于在作品中建构族群认同，一时间“寻传统之根为当下立命”成为普遍选择。随着作家族群认同意识的深化，作家们不再满足于小说这种虚构性的审美实践，转而以非虚构文本建构族群历史与传统，以更为直观的方式呈现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域风貌与风土民情。比如乌热尔图在90年代完成《丛林幽幽》之后，转向了非虚构写作。

乌热尔图的创作初心是对母族书写的坚守，作家将自己定位为族群代言人，他对鄂温克族有着非常自觉的认同。如果说80年代初他的鄂温克族书写只是以异质性地域文化充实中国文学，整体未脱主流文学的表现方式，那么随着族群主体意识的增强，其创作呈现出更为鲜明的鄂温克族文化特质与艺术特性。90年代之后，他多次强调少数民族的自我阐释权问题，他转向非虚构写作，表明这种认同已经由自发走向自觉。这从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丛林幽幽》中已经显露端倪。小说引入大量民俗史料，介绍鄂温克族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由此可见作者弘扬族群文化的决心。随着族群认同意识不断深化，虚构性的文本难以承载作者日益强烈的族群认同诉求。乌热尔图探索更为恰切的非虚构表述方式，用《鄂温克族历史词语》《鄂温克史稿》等准纪实文本重塑族群文化记忆与认同，而《沉默的播种者》《述说鄂温克》《呼伦贝尔笔记》等散文随笔则利于族群情感的直接抒发。

不言而喻，群族认同观念丰富了文学的审美维度，为创作注入新的血液。出于建构族群身份认同的自觉，作家会突破既有的审美格局，选择合适的叙述策略，形成与文本思想主题相契合的美学特质。随着少数民族作家族群主体性增强，他们一反此前的主流文学追随者角色，开始思考如何以文学形式重拾族群自信心与认同感。少数民族文化便成为改善既有文学审美的源头活水，边缘异质审美元素不断被挖掘与书写，发展了现代汉语文学的审美范式，有利于构建多民族文学审美共存互融的中国文学话语体系。

从地理空间来看，我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分布于草原、高原和山脉丘陵地区。与汉族的农耕文明不同，少数民族多为游牧、渔猎文明。这种差异性形诸文学便呈现出不同的美学形态。野性之美与宗教美学是少数民族文学带给中国文学的两大审美向度。汉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而地处边远的各少数民族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相对较少。少数民族文学中的野性之美，不仅表现为作品中原始壮美的自然风光，更体现在豪迈粗犷的精神气质上。这种野性之美明显区别于汉族的儒雅与节制，而是一种恣意和张扬，类似酒神的狂欢精神。汉族文化的儒雅节制与少数民族的野性之美构成双生互补关系，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审美方式。少数民族文化保留了相对稳定的信仰体系，地方传说与神话思维形构了独具特色的文学审美特质。信仰观念是作家表达族群认同无法规避的因素。信仰因素在创作中的大量存在，传达出作家乃至一个民族的思想观念，对此不应该简单以现代理性进行科学祛魅，更应该看到其对文学创作的积极作用。一些论者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阐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地方传说，认为这是本土化的魔幻现实主义。二者确实具有相似性，但又有所不同。简单借用魔幻现实主义来命名，不能准确揭示这些创作中的族群特性和信仰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