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语言：寻根文学的一个向度

寻根文学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个重要文学潮流，长期以来受到学界持续不断的研究，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其中一部分影响较大的研究成果从文化层面展开，探讨寻根文学出现的原因及意义，深入挖掘寻根文学的文化内涵。这些研究成果固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那就是使对寻根文学的理解出现了泛文化倾向，以致有学者提出了“被文化劫持的寻根”。①这种情况对寻根文学形成了某种程度的遮蔽，从而导致其面目模糊不清。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将“文化寻根”与“文学寻根”混编在一起。虽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但差异却是本质性的。“文化寻根”的核心是文化，即便与文学有关系，也是利用文学进行文化挖掘，在此，文学属于配角。“文学寻根”的核心是文学，在此有着文学自觉意识的凸显，表现出回归文学本体的追求，文化则是滋养文学的养料。寻根文学代表作家韩少功曾表明：“八十年代的‘文化寻根’与我有一点关系，但我从来不用这个口号，我已经多次说过，‘寻根’只是我考虑的问题之一，并不是问题的全部。”②这表现出，韩少功对于误解寻根文学的反抗。实际上，寻根文学作家大都明确意识到，自己所奉献的事业是文学，他们在努力挣脱旧有文学模式的束缚，寻求文学变革的新突破。

文学是一门语言艺术，语言是文学的根基和生命。从文学史规律来看，任何一个时期，文学若要完成彻底变革，语言是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语言模式的变革是实现文学根本性变革的必要条件。新时期文学语言模式的系统性变革是由寻根文学开启的。寻根文学在表面上与文化有着密切联系，而文化具体表现在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以及面对客观世界的态度上。“人是按照他语言的形式来接受世界的，这种接受形式决定了他思维、感情、知觉、意识和无意识的格局。”③文化是体现人的精神内质的综合体，而这个综合体只有依靠语言才能够存在并获得意义。因此，当寻根文学作家深入到文化中汲取养料时，寻找语言便成为寻根文学的一个重要向度。

一、寻根之前的文学语言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探索起源于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但最终将中国文学全面推入现代化轨道的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经过五四文学革命，白话文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成功并不等于成熟，它需要在不断探索中继续成长。然而，白话文的前行道路并非一马平川。革命文学运动兴起后，白话文因被认为过于欧化而广遭诟病。这种倾向集中体现在1934年的“大众语讨论”中。这场讨论的缘起是对文言复兴苗头的反抗，然而，貌新实旧的大众语虽然在表面上反对文言，但其实质更在于打击白话文，结果使白话文腹背受敌，大众语也在无形中成为文言这种旧语言势力的援军。当年，鲁迅在《门外文谈》中就表达了如此感受。①“大众语讨论”使白话文这种基因优质的现代文学语言遭受了一次重创。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从语言层面来看是“大众语讨论”的一种延伸。在抗战历史背景下，为了增强大众的民族意识，提高政治宣传的效率，将民间形式当成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成为当务之急，其推动文学向传统和民间回归。在旧瓶装新酒的理论幻想中，文学开始简单机械地复制民间形式，使文学语言受到严重束缚，失去活力，趋于模式化。实际上，从“大众语讨论”到“民族形式讨论”，主流文学语言逐渐脱离了五四白话文的发展方向，转而机械地模仿传统文学和民间文学，寻求建构一种统一的语言模式。

这种倾向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到70年代末期的历次文学运动中不断强化。这一时期，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建构与宣传的工具，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被要求理念先行。这些理念来自意识形态的规约和长期的社会教化。因而，文学与社论、标语口号、科学理论文章等一同被纳入整齐划一的语言模式中。对于作家来说，这是一种外部灌输。这种语言追求对规律的描绘，是一种纪实性语言，力求客观、明晰，具有很强的确定性。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作家的主体意识，缺乏抵达作家心灵深处的能力;没有给作家留下多少可以融化生命体验的空间，从而导致作家对现实世界的被动认知。它所带来的是主体与书写对象、作品世界之间的截然对立，他们之间的界线犹如被利刃切割一般笔直而清晰。由于历史的惯性，这种语言模式在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创作中，有一定程度的延续。直到寻根文学的出现，才为文学语言的系统性变革提供了可能。事实上，在寻根文学出现之前，一些敏感的作家就已经感受到了这种语言困境，对此他们也进行过努力和探索，但并未从根本上打破固有的文学语言系统。

在文学史研究中，有些学者很愿意将寻根文学的源头追溯到新时期之初汪曾祺的小说创作。的确，这一时期，汪曾祺在创作上选择远离政治语境，其作品中那种清新明丽的风俗和风景描写，渗透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实际上，“在刘绍棠、汪曾祺那些远离政治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与同时期那些紧贴政治的反思文学非常一致的东西”。②语言便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从语言角度考察，汪曾祺小说创作与寻根文学有着非常微妙的、本质性的差异。应该说，在新时期之初，汪曾祺是一个非常具有语言自觉的作家，经常强调语言对文学的重要性，并且有着深刻的思考。但是从现代文学立场上来看，其语言观念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无论在语言观念还是语言实践中，汪曾祺都表现出了很强的保守性。他总是强调语言的继承性，却很少谈语言创新，从而将语言表达限定在旧有的系统中。新时期之初，他便强调：“我们现在写作时所用的语言，绝大部分是前人已经用过，在文章里写过的。”③寻根文学兴起后，汪曾祺虽然也意识到“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但他只是强调“语言是一种文化积淀”，却忽视文化交流，没有意识到语言在文化交流中能够获得创新，依然强调“我们的语言都是继承了前人”。同时，他对历史上的语言革新表现出了反感：“胡适提出‘白话文’，提出‘八不主义’。他的‘八不’都是消极的，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没有积极的东西，‘要’怎样。”①他大概是忘记了胡适所追求的语言革命中还有“须言之有物”“须讲求文法”，这两点也是现代文学语言最可贵的品质。可见，汪曾祺在新时期的回归，并没有回归到五四所确立的那个现代文学传统。因此，在语言实践上，汪曾祺也是延续着此前的语言经验，这个经验是“一个作家要养成一种习惯，时时观察生活，并把自己的印象用清晰的、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②他在这里强调观察生活，而不是融入生活，用生命去体验。对于客观对象，这是一种置身事外的观察，而不是切身感受，同时强调语言清晰、明确，将语言束缚在了表层意义上，信息内涵趋于单一。显然，这是新时期之前的文学经验积淀，也是纪实性语言的经验惯性。汪曾祺在语言观念上的保守，实质是在一个封闭的语言系统内进行技术性操作。有学者非常形象地指明，这种情况“可能导致语言的‘内卷化’”。③这里指出汪曾祺语言观念的局限性无意否定其应有的价值，只是说明其语言观念与寻根文学的语言追求存在根本差异。在下文论述寻根文学作家的语言意识时，相互对比参照更能见出二者的本质性差异。

在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创作中，王蒙也是一位语言自觉意识较强的作家。在创作中，王蒙勇于打破原有语言搭配规范，尝试着截断语句链条，使语言呈现一种碎片化状态，从而达到对人物内心思绪流动的真实且细致的描绘。这些创作被评论界称为“东方意识流”。这些作品体现了王蒙对文学语言创新的强烈渴望和努力实践，但是他的努力依然存在着局限。《春之声》是王蒙较早创作的“东方意识流”作品，其语言特征十分鲜明。从作品表面看，作家努力通过经营语言来实现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描绘，这种描绘似乎使语句和语句之间失去了逻辑关联。但是，我们深入到文本中细细品味，便会感到其背后还是有那种纪实性语言的逻辑力量支配着。主人公岳之峰所有的内心活动都是非常理性的，而且清晰明确。语句的碎片化来自于岳之峰内心注意力的转移，这种转移是内心对外部世界干扰的一种反应，而这个外部世界对于岳之峰来说是真实存在的。这里，人物与环境的界限清晰明确。王蒙还通过努力调动人物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让人物内心回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但用语言体现出来的是，人物各类感觉之间的界限非常明晰。同时，在作品中，作家选择了第三人称叙述，作家与叙述者高度重合，因而人物的内心感受几乎是由作家传达出来的。由此可见，王蒙的这类作品只是小说技巧层面上的语言操作，其语言本质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依旧延续着此前的文学语言经验。他努力了，争取了，也付诸行动了，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他最终没有突破旧有语言系统的瓶颈，没能彻底解放文学语言。

汪曾祺、王蒙等作家，虽然为新时期文学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实现文学根本变革最重要的一关—语言变革，在他们这里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观念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也随之变化。文学主题也转向了对人性的探究，对此旧有的语言系统无法实现更加深入的思考，需要寻找新的语言表达方式才能拓展文学的发展空间。

二、寻根文学作家的语言意识

寻根文学的出现强化并发展了新时期文学的文化意识，为文学语言变革探索出一条新的途径。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某种文化必然会有一种与其相应的语言。寻根文学作家表面上倾心于文化，实际上更是在寻找语言。他们已经感受到了旧有的语言系统无法表达自己对于现实世界那种最真切的感受和认知。正如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借叙述者之口表达的忧虑：“我害怕自己的嘴巴也重复着别人从别人的书本上抄过来的语言。”①随着文学审美向内转，回归文学本体的追求越来越强烈，作家主体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寻根文学作家意识到，作家对世界的认识是来自对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这种体验往往是一种模糊的生命感觉，而不是由某种知识或理论所规约的明晰认知。作家若要表达这种从命运深处流淌出来的体验，就需要找到一种与这种体验相适应的文学语言。与此前那种纪实性语言不同，他们所要寻找的是一种体验性语言。

在相关理论表述中，寻根文学作家表现出较为深刻的语言意识。李杭育直接表达出自己寻找语言的追求。他在《从文化背景上找语言》一文中说道：“从去年写《国营蛤蟆油厂的邻居》以来，我一直在寻找某种语言，以便用来表述我所意识到的吴越文化及其当代内容。我要找的语言，绝不仅仅是方言俚语之类，也不能作一般语言风格来理解。简单说，它是一种口气，讲故事的口气;假如不仅仅停留在口气上，还能进而把它往深层发挥，那么，语言最终就包囊了小说的全部形式和技巧。”②显然，李杭育已经不再简单地将语言理解为技术操作，也不再满足于使用方言机械地增强作品的风格色彩。他追求的是由文化所生成的精神气质，表现在语言上便是讲话的语气。他也感悟到，语言是小说的生命根基。李杭育所要寻找的语言，是能够恰当地表达由吴越文化滋养的当代生活带给他的生命体验。对于李杭育来说，文学创作成为一种寻找语言的途径。

韩少功无疑是寻根文学中最重要的一位作家。在那篇关于寻根文学最早的理论宣言《文学的“根”》中，韩少功已感受到文化是依附语言存活的，开篇就说到在汨罗江边，“细察当地风俗，当然还有些方言词能与楚辞挂上钩”。③这奠定了他理解语言的基础，此后，他对语言始终保持着热情和深刻思考。在他看来，“方言往往是语言的具体存在方式”“方言有时候就像文化的‘活化石’，只要我们稍加考察，就可以从中破译很多文化遗传密码，获取一些人性的历史知识”。④韩少功关注方言，也是在寻找语言，希望由语言抵达文化和人性。这表明，韩少功所要寻找的语言是能够呈现，依然存活在人的精神基因中的文化机体给他带来的生命感受，它活在现实生活中，规定着人性。韩少功追求的是语言的恰当与贴切，所以他后来表示“对待方言和共同语的问题，我没有特别的偏见。……我惟一的取舍标准，是看它们对探索和表达我们的人生有没有帮助”。⑤他始终立足文学的“根”来寻找语言。

王安忆在80年代前期的两岸写作交流中，意识到“我们已将汉语本身的功能忽略很久了”。这种被忽略的“功能”便是汉语与生俱来的丰富内蕴。王安忆正是在获得这样的语言自觉之后，开始转向寻根文学创作。之后，她在对两岸小说创作的比较分析中进一步体会到，“语言无论如何都须有社会实践经验作为背景，问题是这经验应是广泛的，而不是狭隘的，如没有新鲜的经验加以充实，语言将失去活力”。这里所谓的“经验”便是现实生活所给予的生命体验，只有在这种体验中所生成的语言才是“活”的语言。不同的文化所支配的现实生活必然会出现不同的语言风貌，由此王安忆认识到“同一种语言竟出现了两种面貌，这是一个奇异的事实，它说明了语言发展的多种可能性”。⑥这种认识催动了寻根文学作家对语言多样化的追求，为文学语言变革寻求多种可能。

郑万隆在走向寻根文学时也对现代小说语言进行了深刻思考。在他看来，作家“对形象的感受和理解的模糊性，是时时处处存在的。小说的语言也应该这样”。这种语言已经不仅仅是语法、修辞，以及锤字炼句等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作者那种通过叙述者所表现的潜在的语言意识，作者赋予叙述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情绪，什么样的思维方式”。①郑万隆所追求的语言是能够从整体上把握由生命直觉生成的那种混沌、模糊的情绪体验。由此可见，寻根文学作家已不再将语言简单地看成是一种技术工具，而是开始意识到语言本身的丰富意蕴，开始对语言进行哲学思考，这也是回归文学本体的一个必要前提。与此前的纪实性语言不同，这种语言是在混沌、模糊的生命体验中形成的，不仅具有模糊性和体验性，同时还具有很强的弹性和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