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在”而不“是”的文学“边缘人”

2022年是孙犁逝世20周年，2023年是孙犁诞辰110周年。作为一位横跨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且在生前即被文坛授予“文学大师”头衔的重量级作家，孙犁成为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发展流变的绝佳样本。学界素有“两个孙犁”之说，但无论是属于解放区作家的“老孙犁”，还是属于新时期以后的“新孙犁”，其在文学主潮当中的地位一直具有某种边缘性。

贺桂梅曾指出，赵树理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暧昧性存在：“人们总是能轻易地指认出他的文学‘是’什么但同时又意识到他‘不是’什么，能够批评他‘不是’什么却又意识到他‘也是’什么。”①笔者认为，上述论断同样适用于孙犁，甚至相较于赵树理而言，孙犁文学评价的暧昧性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种暧昧性，十分显豁地表现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孙犁文学评价标准的不稳定性和评价尺度的内在分歧上：在一些评论家眼中，孙犁是一个“小资”趣味浓厚的革命作家，而另一些评论家则认为，这种“小资”情趣恰恰证明孙犁是“阶级论语境中的人道主义守持”者;一类文学史认为孙犁自觉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化因子和浪漫抒情传统，而另一类文学史则认为孙犁始终坚守的是五四“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特别是鲁迅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质素;一种观点认为孙犁的小说中多少存在着“嘲笑女人的味道”，而另一种观点却认为孙犁是“最了解女性，最尊重女性”的作家代表;一些人认为孙犁的作品“刻意回避了生活中的尖锐矛盾，有时只表现自己所感受的一个较小的精神世界”，而另一些人却反驳道：“孙犁的作品善于描写生活长河中的浪花，他们近似于意境隽永的斗方白描，可以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来反映生活历史和现实斗争”;一段时期内，评论界认为孙犁的文学符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是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美，更强烈，更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总体性美学准则，而在另一时期，批评界又认为孙犁的文学与毛泽东时代的话语统识始终存在着一种隐性的张力关系。

种种矛盾论断致使孙犁的文学史形象异常模糊。从20世纪40—60年代的“超阶级的‘同路人’”，到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后期的“‘老八路作家’中的‘纯文学家’”，再到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评价机制的错动与调整，不仅显示出孙犁文学自身的丰富性与无法被单一“现代性想象”所涵盖的复杂性，同时也揭示出借以做出这些判断的理论框架和知识结构可能存在的问题与局限。因此，直面孙犁文学评价史中的暧昧性与矛盾性，将孙犁文学评价史作为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以现代性反思为问题域和方法论，或许可以想象乃至建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另一种可能性。

一、“超阶级的‘同路人’”：一个被革命话语“剔除”的“革命作家”

作为一名自抗战初期就加入革命队伍的文艺工作者，孙犁无疑称得上是根红苗正的解放区作家。然而，在国内版本众多的当代文学史叙述当中，他却始终游离于革命文学的主流视野之外。例如，在《中国当代文学概说》中，洪子诚依据三个重要指标（一是他们的创作对当时文学主潮的符合及其贯彻程度;二是他们在当时文学界受到肯定的程度;三是他们的文学思想及其作品产生的影响程度）来判定20世纪40—60年代作家是否属于主流作家。其中分门别类列举的作家多达40位，而孙犁的名字却并未出现在其中。①更加吊诡的是，1995年出版的《孙犁评传》尽管位列“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丛书”，但在陈涌所作的煌煌序言中，对于孙犁却仍是只字未提。②序言从文学进化论的角度，详尽梳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至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前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演进轨迹。或许正是基于“无产阶级文艺取代资产阶级文艺，成为新的人民革命时代主流”立论思路的考量，针对孙犁这种无法明确归类的作家，身为“老左派”的陈涌就只能选择性地予以忽略。

如果我们细加考察就会发现，孙犁逐步被剥离出革命文学秩序的中心位置，并非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史叙述中发生的现象，其实早在20世纪40—5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过渡期间，孙犁的文学定位问题就已经初露端倪。1946年编纂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中尚且收录了孙犁的代表作《荷花淀》，周扬在《编者的话》中阐明编选宗旨与作品的选择标准时，明确强调这些作品是“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方向在创作上具体实践的成果”。③可见，当时孙犁的作品还是被解放区主流文学话语所接纳的。然而，时间仅仅过了两三年，同样是周扬主持编选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荷花淀》却被排除在外，孙犁的名字仅尴尬地出现在《地雷阵》合集的作者序列里面。要知道这套丛书是解放区作家在当代文学中明确自身文学定位的重要依据。《荷花淀》的“落选”，既显示出孙犁作品与当代文学规范性话语内在的裂隙，同时也揭示出一个作家的身份定位并非是文学自律性生成机制的产物，而是由主流批评话语遴选、辨识、评判后的结构性认定。

在极端强调“阶级论”的20世纪40—70年代“革命文学”评价机制中，孙犁势必会遭受不同程度的压抑。1943年，孙犁在冀中山区创作的短篇小说《爹娘留下琴和箫》，由于受当时的政治运动影响，一发表即被批评存在“伤感”问题;1945年，短篇小说《荷花淀》在《解放日报》发表后解放区众多报刊却“一律保持着古怪的沉默”;④1946年8月，赵树理的创作被树立为解放区文学的方向，赵树理的“新奇性”随即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孙犁的“新鲜感”;⑤1948年1月，《冀中导报》刊文严厉指责《一别十年同口镇》中存在“美化富农”的阶级立场问题，《织席记》中有“丑化农民”嫌疑，《新安游记》犯了严重的“客里空”错误;①1951年10月6日，《光明日报》以整版篇幅同时刊登林志浩、张炳炎《对孙犁创作的意见》和王文英《对孙犁<村歌》的几点意见》，集中批判了孙犁创作中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情调”;1955年前后，受“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丁陈反党集团”的牵连，孙犁进一步被“雪藏”，以至于我们在《文艺报》1956年第1号（1月15日刊发）上刊登的漫画《万象更新图》中依旧无法看到孙犁的身影;②同年3月，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周扬点名批评孙犁的《风云初记》存在“把我们带到离开了斗争旋涡的中心而流连在一种多少有些情致绵绵的生活气氛里”“第二部中的描写成为软弱无力了”等缺陷;③60年代初期，面对“大跃进”失败的事实，以周扬为首的左翼批评界开始在原来的激进立场上有限度地“后撤”，孙犁一度得到了主流批评话语的认可，但很快又被汹涌袭来的“文革”极“左”文化思潮淹没。

“文革”期间，文学批评的泛政治化倾向严重。孙犁成为天津第一个被定性为“四旧”的“革命对象”。作为孙犁抗战时期战友兼上级的王林，在“关于孙犁的情况”交代材料中，直接将其指认为“超阶级的‘同路人’”。④虽然王林的评价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特殊时期批评话语“上纲上线”的鲜明烙印，但某种程度上也确实代表了王林对孙犁的一贯印象。早在1946年的日记中，王林就曾提到孙犁小说中的“小资”味道：“前日在八中见孙犁的康濯给来的信，说周扬应美国之聘赴美讲学。康濯将孙犁的作品编成小册子，印单行本带美国。……我感觉这些人完全以小资的诗意为标准的。”⑤1951年《光明日报》批判孙犁创作时，王林写道：“孙犁同志感情细致，但近于‘柔丝无力’。”⑥1953年，读完《风云初记》二集后，王林评价道：“头集头很有气势，愈后愈松。二集可以说是一章一章地凑了。不乏很有诗意的章段。但总的企图和计划是看不出来的。故事违背历史事迹的写法，不知是何用意？”1956 年《风云初记》三集发表，王林的读后感是：“变吉这个人物写得好，后半写贺龙英雄部队到冀中，只写了成天打游击。家乡的土地香味很浓，贺龙部队的英雄气概不够。这应当说是一篇散文诗。”⑧1958年，在为《白洋淀纪事》专门撰写的评论文章中，王林反复强调孙犁作品“篇篇像女人头饰上的珠花，珠珠放光”。⑨针对“孙犁风格”的理解，王林在1966年日记中指出：“所谓‘孙犁风格’，一般地指不写重大题材，有意避讳尖锐的、复杂的、火辣辣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而只写新时代的新人新事新风光，再加一点儿儿女情。……正面人物淡淡的，有诗意，但无强烈的光芒和色彩。反面的人物却一个也不写。要写，也只是轻轻地叙述一下。”由此可见，王林在“交代材料”中对孙犁的评价并非是毫无底线的污蔑和造谣，而是部分地说出了他的真心话。起码，仅就个人的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而言，“超阶级的‘同路人’”恐怕也是王林在极端环境下能对孙犁做出的最不违背原则与良心的客观评价了。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孙犁研究中，“文革”时期往往被称作孙犁文学评价史当中的一段“真空期”，学界在梳理“文革”时期的孙犁文学评价时，往往一笔带过，或是直接跳转至新时期。其典型的表述是赵建国在《孙犁研究50年述要》中指出的：“‘文革’十年孙犁及其作品受到的‘大批判’根本谈不上研究，纯属胡闹，我们姑且忽略不计。”①因此，王林在“文革”期间“关于孙犁的情况”交代材料，通常被视为极“左”文艺路线对孙犁文学的恶意歪曲和武断指责而被忽略。但是，如果我们不采取以批判极“左”路线为前提，旨在肯定孙犁的文学价值的辩护式研究姿态，而是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历史地分析孙犁与“革命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话，就会发现，王林所定义的“超阶级的‘同路人’”的确是十分精准地揭示出孙犁文学“非主流”的特质，在渐趋“一体化”的当代文学版图中必然遭遇主流批评话语“剔除”的历史命运。毕竟，“同路人”的身份与“革命者”相去甚远，而“超阶级”更是一种背离党性原则的“原罪”。贺桂梅在考察19世纪“人道主义”话语与20世纪40—70年代中国革命史之间的历史关联时指出，这种话语一方面因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直接渊源，而被视作“革命文艺”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得到大规模的翻译和引进;“但另一方面，这些以人道主义、人性论和个人主义等为主要诉求的理论资源，作为一种需要‘批判地继承’的文化遗产，又因其意识形态上的可疑身份乃至某种‘异端’色彩，而始终处于社会主义主流话语批判、警惕、质疑乃至被擦抹的位置上”。②某种程度上讲，作为“超阶级的‘同路人’”的孙犁，在革命文学中的尴尬定位，恰恰与19世纪人道主义话语在20世纪40—70年代的中国所处的特殊位置密切相关。

二、“‘老八路作家’中的‘纯文学家’”：孙犁“复活”与作为意识形态框架的新时期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③宣告结束。随着“拨乱反正”政策的实施、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孙犁研究迎来了一个“中兴期”。1977年7月，《人民文学》编辑部来访，与孙犁畅谈文学理论和写作问题;是年8月，《文艺报》编辑部来访，又同孙犁谈及文学评论诸问题。两家官方权威媒体的造访，无疑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信号，即孙犁（以及以孙犁作品为代表的，在20世纪40—70年代长期遭受压抑和批判的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精神）“复活”。

以大报大刊编辑部的相继造访为滥觞，有关孙犁及其作品的评论文章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随着研究的日渐兴起，孙犁也顺理成章地进入20世纪70—80年代之交完成的多部当代文学史教材中，④在“十七年文学”“一超多强”的编写体例下，孙犁的地位虽不及赵树理，却足以与其他“革命作家”共享历史的殊荣。有趣的是，与20世纪40—70年代“在”而不“是”的暧昧性评价不同，80年代基于“反思历史”和“告别革命”这一基本诉求而展开的新时期文学实践，倒是给予了孙犁相当明确的价值评判和历史定位。“在当代的中国文学史上，孙犁是具有相当艺术水平的作家。”①这样的论断基本上成为新时期文学史叙述的共识。不过，这种价值判断和历史定位的明晰性，与其说是对孙犁文学性质的准确概括，毋宁说更加显豁地呈现出新时期批评话语本身的意识形态特征。

1980年3月，孙犁在接受《文艺报》记者采访时曾不无感慨地说：“在过去若干年里，强调政治，我的作品就不行了，也可能就有人批评了;有时强调第二标准，情况就好一点。”②回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具体历史语境中，我们会发现，确立新时期合法性的那组意识形态框架恰恰表征为“文学”与“政治”的二元对立。如果说孙犁这句话中的“政治”具体指向的是由50—70年代主流话语所确立的“革命叙述”形态，那么“第二标准”则大致相当于一套以人为本的去革命化的新叙述形态。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标准”所体现的非政治化倾向，恰恰是“知识共同体”内部基于对文学主体性的强烈诉求而建构起的一整套全新的政治叙述。正如贺桂梅所言：“划开‘文学’与‘非文学’之政治的界限的，其实是不同的政治内涵。因此，与其把‘文学’作为一种自律形态独立出来加以研究，不如打开这一分界线，探讨那在背后支撑这一时期文学想象的知识谱系和意识形态叙事。”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