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与大众化的辩证

小说素来是影视剧改编的重要来源，而成功的影视改编往往可为原著带来更为广阔的受众市场。2006年，改编自麦家同名小说的电视剧《暗算》掀起一股谍战剧风潮，此后《暗算》《风声》《风语》等小说持续畅销多年。麦家曾坦言，若不是因为电视剧《暗算》热播，原著小说可能已无人问津。①麦家小说的影视剧改编显然可以反哺其文学创作。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哺并不仅仅在于影视剧的成功为麦家小说所带来的销量与声誉。麦家曾从事职业编剧的工作，也是《暗算》的编剧之一，影视剧本的创作经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小说写作。2007年，麦家对小说《暗算》做出较大幅度的修订，正是得益于电视剧《暗算》的编剧经验。另外，麦家又基于电视剧《暗算》第三个故事《捕风》的剧本，创作长篇小说《风声》，而电影《风声》又是据此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可以看到，麦家小说与其小说的影视改编有别于一般文学原著与改编作品之间的关系，编剧工作以及影视生产这一过程本身会参与改写或推动麦家的小说创作。影视剧和小说有不少共同的故事性元素，如都需运用背景、人物、情节、行为和主题等元素讲述故事。②《解密》《暗算》《风声》等小说也均以题材的特殊性、人物的传奇性和故事的悬疑性引人入胜。麦家小说的这种通俗色彩和大众化趣味，与其编剧经验直接相关。然而，也正是在这个维度上，2008年小说《暗算》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引来诸多争议。与此同时，麦家则遗憾于影视改编遮蔽了其小说的光辉。③可见文学性与大众化之间的张力始终内在于麦家的创作世界。

麦家的小说创作与其小说的影视改编之间呈现出一种紧密的共生与增殖关系。因此，从麦家小说的影视改编入手，结合麦家的影视观与小说观，分析麦家小说与其小说影视改编之间的关系，是深入破解麦家创作世界的一个“密钥”，也可为思考新生代如何通向大众提供一些启示。

一、人物刻画：在传奇与日常之间

电视剧《暗算》沿用原著《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三个篇章，以701的重要人物安在天为核心，串联起瞎子阿炳、数学家黄依依和地下党员钱之江三位英雄人物的故事。在小说中，《瞎子阿炳》《有问题的天使》两个故事分别经由701的两任院长安在天和钱之江之口加以展开;①电视剧则将小说中钱之江的经历移植于安在天身上，并将原是上下级关系的两人改写成一对父子。对于小说的《捕风者》这一章，电视剧索性另起炉灶，以钱之江的英雄往事取代《韦夫的灵魂说》《刀尖上的步履》这两个故事。如此安排，电视剧便可通过安在天这一人物统筹三个篇章，使得原本独立的三个故事在结构上更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代小说界倾向于消解英雄，而麦家“坚信英雄之于文学的魅力”。②瞎子阿炳拥有惊人的听力和记忆力，凭借一双又灵又尖的耳朵，他可以指认全村上上下下所有的村民，甚至辨认动物的性别、年龄与血缘关系，堪称可以凭听力识别一切。这种神乎其神的天赋使得阿炳可以快速识别各种电波声，在茫茫的无线电海洋里寻回失踪的电台。留美归来的爱国知识分子黄依依是位数学天才，其超群的数学天赋和举世无双的打算盘绝活，令人惊叹称奇。阿炳和黄依依都是凭借各自的天赋，在关乎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上立下奇功，成为701当之无愧的英雄。

天赋异禀的他们如同古代志怪、传奇中的“奇人”，呈现出一种非常态的、非日常的传奇性。从人物的“奇”，到题材的“怪”，麦家的作品延续了古代志怪或传奇的特点，暗合中国自古以来的民间审美趣味。在麦家看来，读者阅读小说重在消遣，在消遣的过程中，才可以进一步“被震撼、被温暖、被软化”。③因此，他的小说素来注重趣味性，除了人物身上不同凡响的天赋之外，人物的命运也颇具传奇性。超越日常的传奇性正是电视剧激活观众快感所立足的文本资源。

如果说天才的耀眼是因为其传奇一面，天才的陨落却是与日常的世俗化一面密切相关。阿炳在本该最幸福的初为人父时，听到孩子并非自己亲生，不堪受辱的他选择触电自杀。构成悖论的是，林小芳对阿炳的背叛恰是出于对他的敬爱，因为执着于传宗接代的阿炳根本没有生育能力。美丽的黄依依死于一场发生于医院卫生间的人为“意外”。在电视剧中，黄依依本是出于同情而帮助张国庆，却因众人对她的成见而招来误会，又引来张国庆妻子刘丽华的妒恨，终招致杀身之祸。两位英雄并非牺牲于工作岗位，他们的死亡显得荒诞而又突然。二人的悲剧性结局均是因为人伦之道与复杂人性的交错而导致。在麦家笔下，那些天才英雄最终都毁于日常。“日常就像时间一样遮天蔽日、无坚不摧，包括人世间最深渊的罪恶和最永恒的杀伤力，正如水滴石穿，其实也最残忍。”④也正是这种日常，为天才英雄的传奇增添了几分生活的现实感。

值得注意的是，电视剧中阿炳形象的塑造基本遵循原著，而黄依依的形象则是弱化了其“生活作风”问题，将之演绎成一个情深义重、爱而不得的悲剧女性。作为“一个有问题的天使”，小说中的黄依依“思想腐化，乱搞男女关系”;⑤电视剧里的黄依依则是深陷对安在天爱而不得的痛苦之中，正当她脆弱无助之际，心怀不轨的有妇之夫汪林借下棋之名有意接近。电视剧将二人的苟且归咎于汪林有意谋划的“酒后乱性”，黄依依被迫卷入一段不伦的关系，索性选择沉沦，内心的悲伤与痛苦溢于言表。而在东窗事发之后，相较于汪林的软弱和自私，黄依依主动揽下罪责，为汪林求情，显得尤为有情有义。这种改编着意于表现黄依依的深情而又痛苦、无奈而又善良的内心世界，可在很大程度上弱化观众对黄依依的道德谴责。究其原因，影视剧的改编必须照顾大众的接受能力，以不符合公众道德标准的人物作为主人公显然会冒犯观众。

在改编电视剧时，麦家注意到初版本小说的《看风者之一：有问题的天使》这一章，“似乎只有人物，情节缺乏张力;更要命的是，作为一个破译家，主人公黄依依只有对密码的认知，确实破译的过程”。①于是麦家开始重新搜集资料，于2006年底开始重写“黄依依的故事”。相较于最初的版本，在电视剧本基础上加以重修之后所推出的修订版中，黄依依人物形象显得更为复杂而动人。初版本重在表现黄依依女特务般的风情及大胆放荡的作风，将其塑造成一个凭借破译天赋而任性妄为的问题天使。她辗转于不同的男人之间，似乎全凭力比多的驱使，缺乏人物心理的深度刻画。在电视剧和小说修订版中，作者通过渲染黄依依对安在天的深情以及爱而不得的痛苦，赋予人物的心理转变以合理性和复杂性—其中夹杂着爱欲与理性的交锋、迷失与救赎的挣扎、个人与国家的冲突。在麦家这里，影视剧的改编经验使得其笔下的人物更为有血有肉。

不同于“十七年”时期“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麦家笔下多是有缺陷的英雄，而麦家偏好这些有缺陷的天才，本不意在构造传奇性，对于人性的深度叩问，才是麦家热衷于刻画奇人的初衷。阿炳在成为英雄之后，处处受人敬爱和呵护，他的任性、无知和骄纵也愈发突显。在当时极为讲求组织性和集体性的工作环境中，耽于情爱的黄依依显得如此格格不入。无论是人性的阴暗一面，或是生活作风上的问题，英雄身上所具有的缺陷，又使他们显得更为人性化。在和作家骆以军的对谈中他谈到，一旦成为英雄，“自身本性中一些劣根性也会暴露，所以最后他们都被摧毁……在人性里，在命运场上，并无特异功能;他们像一只被吹鼓胀的气球，更易于被外力和自己戳破，破的时候就是无异于常人了”。②从阿炳到黄依依，作为天才的他们一旦遭遇俗世日常所可能出现的背叛、误解或妒恨等，便像那只一戳即破的气球。如果说人物的传奇性满足的是观众趣味，传奇人物所具有的世俗化、人性化一面则可引起观众的共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电视剧的思想性。除此以外，黄依依自由烂漫、敢爱敢恨的性格，在当时看来是“饱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毒害”，但符合当代社会对现代女性的想象，更易引起当下观众的同情与理解，正是契合了改编的当下性原则。

二、历史叙述：在重建与解构之间

作为“谍战之父”，麦家所激活的是由“特务”“地下工作”“情报”等关键词构成的一段集体记忆。这些如今听来似乎充满神秘性和残酷性，但在五六十年代可以说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麦家对这一段集体记忆的书写却是去语境化的。从《暗算》到《风声》，或者是因为小说的故事发生于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之内，尽管作者交代了大致的历史背景，但仍缺乏具体的历史语境，导致小说的历史感薄弱。在小说《暗算》里，作者虽以一种口述实录的方式尽可能地营造故事的真实性，但历史其实是被架空的。在麦家的谍战小说里，历史仿佛是一个“前提”般的存在。不同于小说，作为一种视听艺术，影视剧以空间为结构原则，必须通过空间的安排和直接的形象来形成它的叙述，因此，影视剧所呈现的谍战故事必须立足于真实而具体的历史语境。

电视剧《暗算》以安在天、钱之江父子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英雄代表，串联起1949年前后的时代风云。《听风》的故事以50年代初共产党为巩固新生政权所展开的继续斗争为历史背景。在电视剧的开篇，只见茫茫夜色之中，气势恢宏的我方志愿军和解放军整装待发，直开大阴山，接下来，经由701单位的两位领导人物交代继往开来的历史征程。彼时正值抗美援朝之际，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党中央下定决心收拾敌寇，派大部队直开大阴山寻找隐藏其中的敌人。作为国家机关单位的701则被委以破获特务情报的重任。在《看风》这一篇章中，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探索一度面临困难，加之周边局势紧张，而安在天此时再次临危受命。《捕风》的故事则以倒叙的视角展开。在2005年的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垂垂老矣的安在天步履蹒跚地前来悼念先烈父母，祭拜结束之后，在记者的一路搀扶之下，安在天将父亲钱之江的英雄事迹娓娓道来，于是画面切换到风起云涌的30年代上海滩。三个篇章跨越70余年的时间，将传奇故事嵌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以横截面的结构方式将中国共产党艰难时期的光辉历程展示给电视观众。

历史的横截面，通过英雄传奇加以缀连，由此揭示共产党人在历史进程中所肩负的艰巨任务，以及如何一步一步成为胜利的一方。伟大的新政权从何而来，又如何取代腐旧势力，关于过去的历史感逐步彰显出来。对照过往的种种危难，当下现实的合法性得以浮现，主流历史的意识形态由此得到进一步追认。电视剧将虚构的人物和事件置于一个具体的情境之中，从而达成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电视是一道可以直视的风景。①谍战题材所内含的集体记忆要求相关影视剧须以写实的方式将人物、事件定位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电视剧《暗算》擅长以日常的细节去营造历史的真实感。例如《听风》的故事背景正值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困难时期，电视剧多处借助日常生活的细节表现当时物资紧缺的社会状况。安在天在数学研究所招揽人才，凭借的是他有能力提供相对丰厚的物资，他带来的那封介绍信可以让食堂的工作人员买到十斤大米和十斤肉。当看到久违的猪肉，食堂工作人员眼中所流露的贪婪和渴求，尽显物资匮乏时期的艰难。厨师则趁人不备，偷偷割下一小片肉，用菜叶包裹，藏于围裙之中。恰恰是这种小人物的生活细节可唤起观众对过往岁月的感受和想象。电视剧借助整体的布局和虚构的日常细节，再现了当时的社会气象和时代氛围，给人以生动的历史现场感。

然而，对于麦家而言，文学的任务并不在于证实或是遵循主流历史的书写，而是用虚构的文学所呈现的真实去解构单一的历史书写。麦家曾直言：“我们接受的教育过于正面、单一，这不符合认清历史真相的逻辑。”正是怀疑的声音、怀疑的精神让真相变得更加清白，因此他认同巴尔扎克的主张，即“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而文学的任务之一在于跟历史对着干。②这种解构历史的野心在小说《风声》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受到《圣经》四部福音书的启发，小说《风声》采用“一事三说”的叙事结构，分别通过“共产党说”“国民党说”和“作者说”制造不同的声音。一个关于地下工作者身陷囹圄，为传递情报而忍辱负重，最终舍生取义的谍战故事，经由三位讲述者之口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面相。可见关于历史的叙述，具有一定的建构性和叙述色彩。麦家借用小说的叙事技巧，征用尚未远去的一段集体记忆，并将其个人关于历史的认识融入其中。在他看来，“我们长期在一种主义叙事下生活，已经习惯了一个声音、一个视角看问题、看过去”，而“历史其实就像‘风声—远处传来的消息’一样，虚实不定，真假难辨”。③作为大众文化的影视剧则须以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重建主流历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家始终认为文学高于影视剧。

三、信仰叙事：在具体与抽象之间

在荣获茅盾文学奖之后，麦家郑重其事地对曾经的战友表示感谢：“我知道，时代变了，但我相信他们没有变。他们不会变。他们不能变。他们依然是从前，依然是无名无利，却无私无畏……这是一个消解英雄和崇高的年代，同时我们又无比需要他们。”④麦家正是通过书写钱院长、安在天和李宁玉等英雄人物，再现他在昔日战友们身上所见识到的崇高品质。他深知在一个利己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英雄主义更能抵达读者的内心。英雄主义的书写也有助提升其作品的审美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