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历史主义中拯救历史

一、面对新历史主义的遗产

当读到被称为“谍战小说”的麦家代表作《解密》《暗算》《风声》时，人们不难辨认出新历史主义的影响痕迹。新历史主义在80年代中后期进入中国，在当代历史小说中产生了几个明显的效果：强调历史的文本性质，挖掘大历史之下的日常生活和边缘故事，放弃把握客观和必然的历史规律，代之以充满偶然性和主观性的历史叙事。这些特征都能在麦家的谍战小说中一一找到。第一，麦家在讲述历史故事时很少使用全知视角，而是让一个处于当下时空的“我”在不同人物的讲述中拼凑真相。《解密》的故事，是“我”采访了“五十一位多半年迈老弱的知情者”①之后得来的;《暗算》的故事，是特别单位701的同乡讲给“我”听的;《风声》的故事，是“我”从潘老、顾小梦和潘教授那里听来的。不同叙事文本的互相解构和无法填补的叙事空缺构成了麦家小说的基本要素。第二，麦家写的都不是“高大全”和“伟光正”的传统英雄，而是频频写到英雄们的疯狂、偏执、残缺与情欲。哪怕是《风声》中以生命为代价传递情报的李宁玉，也因对顾小梦的欺骗而略显瑕疵。用《暗算》中描写黄依依的话说，这是一群“有问题的天使”。②第三，麦家总是强调人物命运的偶然性，从天才的被发现，到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的完成，再到天才的死亡，其中充满种种偶然的变数。这一切特征都使麦家这些以抗战和冷战为背景的谍战小说显得像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种种“新历史小说”的继承者。

不过，这当然是不那么新鲜的。80年代中后期以来，几乎所有作家在触及历史题材时都会或多或少地采用新历史主义的观念及相关叙事技巧，余华、苏童、刘震云、叶兆言、格非、王安忆等莫不如此。因此，仅仅称麦家的小说属于“新历史小说”，并不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美辞。更何况，麦家的作品大多带有推理元素，而叙述诡计和叙事空缺是推理小说中常见的结构方法。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罗杰疑案》不仅因其中凶手本人作为叙事者登场而开启了一种经典的推理小说叙述模式，更让侦探波洛贡献了一句名言：“卷入案件的每个人都有所隐瞒。”③从不同证言中拼凑真相的努力和单个叙事者的不可信，构成了推理小说写作的常识。

麦家之于历史小说创作的意义，并不在于采用了多少新鲜的叙事技巧，而在于展示了一种理解历史的神秘角度，描绘出一条历史发展的奇异线索。被写入文学的历史必然有别于教科书中的历史，考稽史实的部分不管如何详细，也只是叙事者用来自证权威性和可靠性的手段。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历史小说最吸引人的部分在于传奇故事。“历史”设置了一个与当下有异的时间与空间场域，使人们可以就此想象一个不同于现实的神奇世界。任何时期的历史创作莫不如此，只是每个时代对于何谓“神奇”的理解有所不同。在50—7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中，英雄们的新鲜革命主张和改天换地的力量，对于那个时代的读者而言正是神奇所在。哪怕是后来被称之为“高大全”的一系列特点，也是在向历尽艰辛的普通人展现：世界上真的存在这样的好人，存在这样可以救苦救难的大英雄。不过，这种故事的传奇性随着套路化而逐渐削弱。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新历史小说”正是对于历史传奇性的重新发掘，无论是对于民间野性力量的彰显、对古老神秘传说的打捞，还是对于人性和情欲的关注、对大时代中普通人命运的书写，“新历史小说”都在尝试提供一些更不同寻常的故事。

随着“新历史小说”的风行，它所携带的那一套历史观念与写作技巧成为后来历史写作的主流，并塑造了大众对于“真实”的理解：真实的历史等于琐碎和日常，真实的人性等于软弱和私欲，历史真相一定言人人殊、莫衷一是。虽然“新历史小说”自诞生之日起便一直不乏反思与批评，但后来的作家们也只能在由“新历史小说”所形塑的真实观念之下展开写作，连“主旋律”作品也开始书写英雄的日常生活、丰富情感和性格弱点，从而与50—7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拉开距离。①面对“新历史小说”的这一遗产，是否我们丧失了讲述历史的其他方式？如果历史不被呈现为众声喧哗、互相解构的文本场域，英雄不被呈现为有缺点的人，是否其真实性就必然遭到怀疑？

麦家展现出历史写作的另一可能。他的创作有别于50—7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和后来的“主旋律”文艺（虽然在题材上极为相似），但也与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新历史小说大为不同。他熟练地采用各种新历史主义的小说技法，又展现出历史中那些光彩动人之处，塑造出李宁玉、容金珍、黄依依等一系列为国家和集体奉献的英雄形象。这一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究竟是如何完成的？

二、重新处理“历史中的秘密”

麦家的谍战小说均与密码有关，发生在保密机构中，在结构上追求“揭秘”。可以说，“历史中的秘密”构成了这些作品的主题、意象与风格，而这也是“新历史小说”的兴趣所在。“新历史小说”中的一类将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和历史叙述的可靠性视为秘密，如格非的《迷舟》将主人公到底是传递情报还是与情人幽会呈现为一个难以解开的“迷”。这类小说一方面多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的限制性内视角取代革命历史小说中全知全能的外视角，另一方面也常通过多个文本的并置来动摇历史叙述的稳定性。“新历史小说”中的另一类则试图发掘为官方正史所掩盖的秘密历史，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写在扉页上的那句名言：“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秘史”不再与政治道义的伸张和社会结构的转变等传统史学内容相关，而是与神秘力量（如《白鹿原》《推背图》）、个人恩怨（如《灵旗》）和自然情欲（如《红高粱》）等相关。麦家的谍战小说中同样展现出这两种关于“秘密”的观念，却在一些关键处显出差异。

首先，麦家的谍战小说虽然在形式上采用了限制性的内视角，并提供多个叙事者的不同讲述，却一定程度地保留了主干故事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从而没有像“新历史小说”那样导致价值判断的虚无。这是因为，麦家小说的故事主干基本上是由一位年长的亲历者来讲述的。在《解密》中，容金珍的前半生基本上由容先生讲述，进入701后的后半生主要由郑局长讲述。范丽丽写下的希伊斯故事、严实关于黑密的回忆、小翟与容金珍的婚恋经历等其他叙述虽然补充了一些容先生和郑局长无法得知的历史细节，但并不会解构容金珍的传奇性。在《暗算》中，阿炳的故事基本上由钱院长讲述，黄依依的故事由安副院长口述，陈二湖的部分则由他女儿讲述。《风声》中似乎出现了不同叙述之间的层层颠覆：顾小梦质疑潘教授和潘老对于情报传递方式的解释，潘教授和王田香之子又指出顾小梦的不尽可信，靳老补充了其他人未曾提到的王田香和老汉同志的故事，最后还有“我”从史料和传说中整理出的肥原故事。但这部小说的前半部分，也即从吴金李顾四人被关进裘庄到李宁玉牺牲、情报被传出这一主干故事，完全是通过潘教授之口讲述出来的。而且，小说的前半部分基本没有对叙事者是谁这一问题做出明确提示，直到主干故事告一段落，才介绍了潘教授向“我”讲述父亲经历的这一背景，并表示潘教授“讲的就是我前面写的故事”。①也就是说，这三部小说虽然表面上采用了由后来者和局外人“我”四处打听真相、拼凑故事的叙述结构和限制叙事，但故事的主干段落基本上是由同一个叙述者所讲述的。这个叙述者往往间接参与了小说中的那段传奇历史，他/她口中的故事基本上可以为读者所信服。即便后来出现了旁人的质疑，但一方面主要叙述者占据的篇幅太长、话语权太大，早已在读者心中形成固定印象，另一方面这些质疑针对的都是细节，因此也并不会撼动“谁是英雄”这一问题的答案。在《风声》中，读者即便读到了顾小梦与潘老的私人恩怨、肥原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靳老和王田香的世仇，也无法否认地下党员李宁玉的伟大功绩。《解密》和《暗算》同样如此，再多的奇闻逸事也无法否认容金珍和黄依依的天才与贡献。因此，在麦家小说中，叙事者“我”尽管时不时彰显自己的存在，表示这些故事是如何辛苦寻访得来的，但这些技巧并非像“新历史小说”中那样是为了展现叙事的不可靠性，反而显得像是对于故事真实性的承诺，就像那些总是要号称自己从某处听来故事的晚清新小说家。

在新历史主义式的真实观念成为共识之后，谁也不敢承诺自己有能力把握全部历史真相。因此，一方面，麦家不得不在历史写作中使用限制叙事、叙事空缺和多个叙事“众声喧哗”等先锋技巧，但这不是为了质疑真相、消解真相，而是为了塑造出“真实”的叙事效果—一种符合于当代读者口味的“真实”;但另一方面，如他所言：“不是真相或真理越辨别越浑，而是多了视角，多了切面。……怀疑从来不会伤害真相，只会让真相变得更加清白，更加稳固。”②麦家从多个视角展开叙事的最终目的是追问真相，至少是最低限度的真相，比如谁是敌人？谁是英雄？在他的小说中，最难以辨明的是人与人的爱恨纠缠：容金珍为何与小翟结婚？黄依依到底爱的是谁？安在天到底爱不爱黄依依？顾小梦到底还爱不爱潘老？但“划分敌友”这一核心的政治判断却是毫不含糊的。这和“新历史小说”完全相反：“新历史小说”的读者在作者的指引下能够知晓任何一桩隐秘的情事，却无法得知历史大事和政治事件的真相。

这便涉及在探问“历史中的秘密”这一问题上，麦家的做法与“新历史小说”之间的第二大差异：麦家将“秘密历史”从政治之外重新拉回到政治之内。他笔下的谍战故事主要发生于抗日战争和冷战期间。我方和敌人的生死较量，是此时涵盖一切的政治主题。“新历史小说”偏重民间奇闻轶事，其中的历史故事基本上游离于敌我存亡这一核心政治主题之外。有学者将“新历史小说”定义为“民国时期的非党史题材”，③正是意在指出其题材的“非重大”性质。相比之下，“谍战小说”中的秘密历史发生于政治的核心：战争谁胜谁负、敌我谁存谁亡，这是从抗战到冷战的世界中最重大的秘密。正是在一次次政治危机中，李宁玉的情报传递和阿炳、黄依依、容金珍等人的密电破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麦家的谍战小说重新回到了“新历史小说”所主动放弃的重大历史领域，将新的历史书写方式应用于大历史的写作之中。

当然，麦家的谍战小说和“新历史小说”所讲述的确实都是正史中没有的东西。麦家号称李宁玉、阿炳、黄依依和容金珍发挥了很多功劳，但我们无法在正史中找到他们的名字。但为什么正史中没有这些故事？麦家的答案与“新历史小说”截然不同。“新历史小说”中的秘密故事大多事关阴谋、私欲，而非公义，也就是将“秘密”等同于不光明正大乃至见不得人，而小说对于这些故事的大肆谈论，则体现出一个“一切秘密都应被公开”的80年代启蒙主义立场。相比之下，麦家的谍战小说用一种新的方式回答了“为什么有秘密”这一问题。在《暗算》中，钱院长在口述阿炳故事之初便清晰地表达了两个观点：第一，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秘密;第二，秘密不等于见不得人，反而是崇高的事业。①这样的答案一方面将秘密视为国家生存的必需，从而指出那种希望揭示一切秘密的启蒙主义做法在严峻的政治现实面前太过天真;另一方面又承诺了秘密事业的政治正当性，从而洗刷了其中可能的阴谋论色彩。可以说，“新历史小说”将秘密视为政治话语和历史书写权力所压抑的结果，对于秘密的探寻指向对于权力机制的解构;而麦家的谍战小说却将秘密视为政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秘密不是由权力压抑而生，而是由无名英雄所守卫的国家赖以生存的根基。同样是面对被隐藏起来的历史，“新历史小说”致力于揭示导致秘密生成的机制，“谍战小说”却指出守卫秘密才是更紧要之事。二者取径虽近，但在关键处却发生偏移，从而展现出相当不同的历史态度。

三、“天才”的隐喻

麦家的小说中经常出现一类身怀异能的“天才”，这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较少见的形象。50—70年代文学中的大多数英雄是大公无私、道德高尚、遵守纪律的完人，但以《林海雪原》为代表的革命通俗小说也创造出了一系列充满传奇色彩的草莽英雄。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新历史小说虽意在解构，却并未彻底取消英雄的存在，而是在“民间”的谱系中书写了许多充满匪气的英雄形象。②后起的“主旋律”小说也延续这一路径，《亮剑》《历史的天空》等小说中再度出现了“一身匪气的革命者”。③也就是说，描写英雄的“匪气”，似乎构成了80年代以来突破此前英雄模式的唯一路径。麦家则不取此法，而是书写了一种全新的英雄形象：天才。天才作为英雄的特殊性，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以往英雄叙事所遭遇的一些质疑，并在此基础上对个人与集体、制度的关系提出新设想。

在《解密》中，容金珍的笔记本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意象。当代文学中经常出现关于日记的故事。《雷锋日记》以日记这一私人记录的形式记下了雷锋做过的好人好事和崇高的政治理想，因此成为大公无私的英雄形象的有力证明。随着“学雷锋运动”的展开，写日记也得到普遍仿效。80年代文学中多次出现了对于“写日记”这一行为的质疑，如在铁凝的《玫瑰门》和作为其前身的《银庙》中，都出现了女主人公将充满豪言壮语的日记故意“遗忘”在公共场所的情节，以此表达对于日记之表演性质的微讽。④日记是私人心声的反映，《雷锋日记》中“公”的内容压倒了“私”的存在，因此遭到某些后来者的质疑，而后革命语境中的日记只容许“私”，不容许“公”，又走向了另一极端。

然而，在《解密》中，容金珍的笔记本超越了这种简单的公私之分。容金珍在701 工作期间留下了25本笔记本，其中24本是交给单位保密的工作笔记，一本是送给妻子小翟的私人笔记。容金珍表示，私人笔记中“没有工作上的秘密，只有我个人的一些秘密”。①小说展示了这本私人笔记的部分内容，其中有着容金珍对于小翟的朦胧爱意（尽管部分表达更确切的内容被小翟抽走），但更多的是容金珍的工作灵感，并呈现为一种难解的天才呓语。前者属于“私欲”，符合人们对于“私人笔记”的常规认知;而后者显然超出了“私人笔记”的一般内容，揭示出天才心灵的独特处。那24本工作笔记中的一本，交给了黑密破译事业的继承者严实。虽然是工作笔记，但严实在其中看到了容金珍的灵魂—一颗强大、深刻、尖锐、气势逼人乃至杀气腾腾的心灵，让严实感到自己的虚弱与渺小，感到仿佛要为这颗心灵所吞没。严实这样形容自己读到容金珍笔记后的感受：“那是一团美到极致因而也显得可怕的东西”，“我感到热烈、崇敬、恐怖，感到一种彻头彻尾的拜倒”。②这正是康德所描述的关于“崇高”的美学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