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艺术的家国史

2021年，津子围出版了33万字的长篇力作《十月的土地》，小说通过讲述章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为我们展现了一幅20世纪上半叶的东北历史画卷，其对近现代东北的独特观照为当下东北叙事开拓了新的面向。不止于此，《十月的土地》还探讨了一个古老的话题，即文学与历史之间究竟是何关系，二者在不同的时代又展现出怎样的缠绵关系。尽管历史上并不乏回答这些问题、厘清亘古暧昧的尝试，但就《十月的土地》而言，可谓以艺术实践的方式再次回应了这一困惑。在这部小说中，津子围更像是一个艺术锻造者，以历史与家族为材质，熔炼出一杆语言之秤，衡量放置于其上的历史、战争、人性、伦理，实现了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均衡。

一

近年来，东北叙事成为文坛的热点和文学研究的显学，甚至由于东北独特的地理意义，以及东北叙事所蕴含的别具一格的文化意义，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还提倡专门建立一门“东北学”。曾经的辉煌与今天的落寞，发生在东北这块土地上的落差让人吃惊和遗憾，而这份落差之间所构成的却是引诱想象与叙事的胜地。然而，无论关于东北的想象与叙事如何，所有对它的观照的背后其实都隐藏着难以隐藏的深情与企盼，渴望它重焕荣光，毕竟，一个没落英雄的悲情总是那么打动人心。作为同样对这块土地怀有特殊感情的人，王德威认为，振兴东北的方法之一就是重新讲述东北故事，让人们在故事中了解东北，了解它的沧桑与荣光，它的落寞与尊严。但同时他又强调：“所谓故事，当然不只是虚构的起承转合，而更关乎一个社会如何经由各种对话、传播形式，凝聚想像共同体。换句话说，就是给出一个新的说法，重启大叙事。”①也就是说，所谓的东北叙事不仅是单纯提供故事以满足对它的窥视，也不是简单地再现历史与现实，启动文学的记录功能，而是在故事的讲述中暗示价值判断，因为没有价值判断的故事，只能是一堆由虚构拼凑而成的事实碎片，只有提供价值判断才能使文学超越事实而成为文学。在这个意义上，以艺术的方式重返历史现场，就不单是还原历史，甚至还要击碎史实的外壳，吹散附着于其表的迷雾，让历史的核心裸露出来，因为只有拂去面纱的历史才能够成为参与当下的活跃力量，才能够重建历史与当下之间的紧密联系。至于当下的东北历史书写，也只有恪守这样的叙事伦理，才能成为振兴东北文学的方法之一。

前些年，东北小品为全国人民塑造了一个娱乐化的东北形象，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通过自我矮化、丑化而博众人一笑的东北人，但在捧腹大笑之后，如果我们仔细品咂会发现，这种讨好式的喜感背后其实是一种苍凉的自卑感，虽然一笑之后，并没有多少人留意那个自卑的东北与东北人。这几年，常常在“铁西三剑客”这一后置的旗帜之下被热烈谈论的三位青年作家—双雪涛、班宇、郑执，再次将东北推上社会舞台的前景。当然，在此之前还有李铁等作家。与娱乐化东北叙事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呈现的不是幽默感与自卑感交织的东北人，而是低迷、失意、彷徨，却又不甘于低迷、失意、彷徨，但同样具有严重撕裂感的东北人。其实，除了上述两种想象与讲述东北的方式之外，一直都隐现着另一种东北叙事，这种东北叙事传统由“东北作家群”开创，在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以及骆宾基等人笔下，黑土地构成了叙事的主要形象和意象，东北农民与土地的神圣关系以及农民、民众所表现出的顽强的生命意志成为东北叙事的聚焦点。当代东北作家迟子建、刘庆乃至电视剧编剧高满堂等人赓续了这个潜匿而绵长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同时更是在一种虔诚而自信的意识下全景、深入、理性地讲述东北、观照东北，再现东北的丰富历史和多姿的文化形态。如迟子建的《伪满洲国》重新回顾了1932—1945年这一段伪满时期的历史，以这段特殊历史为视窗，观照东北乃至现代中国的历史、经验、社会与人心。小说洋洋洒洒60万言成就了雄浑的史诗风格，但难得的是，这种宏阔气象并没有掩盖东北文学所特有的野性与神性，神秘感与传奇性。刘庆的《唇典》也秉持着这种东北叙事精神，同样以一种史诗精神观照东北历史，其独特之处在于将萨满文化贯穿于日常生活，提供了一种看待世界与理解生命的特异视角，而这种特异性也是东北这片神奇的土地所独有的。可以说，这些作家既呈现了东北的苍茫历史，也捕捉到了它的核心精神与独特魅力。细细观察，津子围之前的一些作品也不乏东北叙事，但像《十月的土地》这样以一种系统、全景、史诗模式叙述东北，则是第一次。在《十月的土地》中，津子围既承继了东北现代作家的写作精神，同时又熔铸了自己的风格来想象与讲述东北，踏上了一条回溯现代东北历史起点的道路，为东北叙事的当代性找寻历史依据，进而为振兴东北文学探索新的可能性，或者，从文化史与精神史的角度为东北找寻精神坐标与自信。这种历史观曾作为一种信念催促历史学家投身于历史写作之中，比如，在1932年，傅斯年曾感叹：“持东北事以问国人，每多不知其蕴，岂仅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系于国事者焉。”①东北事系于国事，因此，对东北缺乏了解就不仅是斯文寡陋的问题，而更关涉国族家族的生死存亡，基于此，他写作了《东北史纲》。然而，今天，再持东北事以问国人，又有多少知其蕴者呢？东北曾经的风云变幻已经消隐于历史的幕布之后，如今被置于前景之中的东北是落寞而孤独的，等待着遮盖于其上的幕布被缓缓揭开，等待着在故事中被重新讲述，等待着在语言中被激活复苏。而恰在此时，《十月的土地》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曾经沧桑却不失荣光的东北，这对于了解东北历史、东北精神乃至东北当下，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十月的土地》中，我们会在不经意间发现某个在东北近现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甚至标志着中国现代性曲折历程的历史事件。所谓不经意，一是缘于小说从容和缓的叙事风格，二来则是这些重大历史事件都是由最为普通的人物演绎的，因此显得不动声色。比如，关于第一代主人公章秉麟的身世经历，津子围是这样描述的：

有一种说法是，章秉麟祖籍山东蓬莱，科举考中过举人，先后在墨尔根和宁古塔做过官。也有一种说法是，章秉麟曾随三品卿吴大澂到吉林帮办“移民实边”事务，驻军屯田，光绪十七年（1891）在三岔口参与官垦，当时，任帮办委员，月薪银十两，车价钱三十千文，因此渐渐置办起家业。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年事发，官垦大遭破坏，驿路再度荒废，章秉麟就移居莲花泡老宅。还有一种说法是，章秉麟二十八岁就弃官从商，往返于俄境双城子、海参崴和三岔口之间，还曾在佛爷沟采参、在交界顶子淘金，渐渐积攒起家业，光绪二十二年（1896）来到山清水秀的莲花泡，开垦土地......①

关于章秉麟的人生，作者采用三种“说法”来交代，这就意味着章秉麟的人生经历并不是确定的，而这种不确定性又意味着他的人生是神秘的、传奇的。因为，只有传奇人物的人生经历才能被人口口相传，因此，三种“说法”的安排符合小说中章秉麟的人物设想。可又不止于此，作者通过三种不同“说法”尽可能多地交代了发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而这些事件绝无可能发生在同一个人物身上，因此，作者通过三种“说法”的交代方式将这些事件串联起来。通过这三种“说法”贯穿于章秉麟这个既普通又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身上的历史事件有：闯关东、移民实边、庚子年事件、中俄外交、淘金热等，这些历史事件本身又包含极大的信息量，并且，这些信息并不指向可有可无的世俗琐事，而是通过它可以透视其所属时代，把握时代精神。更为重要的是，当这些历史事件与个人的生命史相遇时，它不仅让个体的生命绽放出神秘而厚重的光彩，同时又让历史因为个体的穿透而富有了生命气息，于是，历史不再是悬浮于书籍中的与普通人无关的叙事，不再缥缈甚至抽象，而是因为进入到具体的生命体后拥有了经验性与实在感。其实，这正体现出历史与文学的双重伦理的交织：文学面向人，历史面向事，而历史小说的叙事伦理则要求它将人与事融为一体，彼此映照。

除此之外，小说中还描述了日俄战争、抗日战争以及贯穿于东北的当时世界最长的铁路—中东铁路等。东北曾经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龙兴之地，也是中国现代性最早开启的地域之一;曾经因为丰厚的矿藏资源与辽阔肥沃的土地资源，而被视为可以寄予希望的栖息地，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闯关东者来此建立家园;20世纪上半叶东北就已经拥有了完善的工业体系，1949年以后，更是共和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曾经如此深刻地与重大历史事件相遇，甚至其中一些事件还成为改变历史的转折点，难道这些不是东北这块土地的荣光吗？难道这些荣光不应该重新绽放来照耀这块失意的土地吗？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小说毕竟是一种艺术，而非一份激昂的宣传手册，因此，津子围在《十月的土地》中呈现这些历史事件时总是含蓄的。作为一个小说家，他恪守小说伦理与自己的职业道德，不愿意刻意地彰显这些“荣光”，而是带领读者自己去发现、去看见，唯有如此，那些“荣光”才能够深切地震荡人心，让人们在回眸历史时记住它的尊严。

刘大先在《东北书写的历史化与当代化—以“铁西三剑客”为中心》一文中曾提醒，当下东北叙事及其阐释，必须“将东北书写历史化，认清它所处的历史和所讲述的历史，从理论的层面分析其叙事的社会意涵，进而将其当代化，从中发掘其现实性和生产性的所在”，②如此才能使东北书写获得普遍的正当性。也就是说，只有在对东北历史及其当代意义深切了解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在东北叙事中做出准确的价值判断。同时，我们又必须明晰历史与艺术之间的界限，尽管历史小说的叙事价值很大一部分是由历史支撑的，但是以历史的标准去衡量艺术却被公认是荒谬的，因此，如何看待历史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几乎成为所有历史小说需要面对的永恒问题之一，而在具体的写作中，如何使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保持平衡，则考验着小说家的写作功力。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罗素的一段话颇具启发意义：“为了使我们这个迷醉的时代恢复清醒，历史可以起一种重大的作用。我不是说这应该由任何一种假定的‘历史教训’，或者由任何一种易于用某种言语公式表述的东西来实现。历史所能够做和应该做的，不仅是为历史学家们而且为所有那些受过教育而具有开阔眼界的人，表现某种精神气质，即关于当代事件及其与过去、将来的关系的某种思想方法和感觉方式。”①也就是说，历史叙事的价值绝非简单地呈现历史事件，也不是提供训诫意义上的历史反思，而是通过勾连过去来理解当下，为正在行进中的时代提供一种可以穿透现实迷雾的思想方式，而对历史事件的烛照，对时代精神的打捞，并以当代性为纽带，大胆而不失理性地对历史做出价值判断，同样大胆而不失睿智地对未来做出预见，大概只能邀请艺术的参与。

在《十月的土地》中，我们所了解到的东北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就是以艺术而非以史实或知识的方式呈现的。具体表现为，小说通过一个家族三代人及其命运走向来展示近现代东北历史。这种对历史与艺术的处理方式，一方面使小说获得了广阔而厚重的历史感，另一方面，又使历史在小说这门艺术的锻造中活色生香地显现了出来，使小说实现了艺术的历史化与历史的艺术化，即对历史与艺术的双重超越。

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意味着当代性乃是历史叙事的逻辑起点，也是历史叙事的终点所在，更何况，对历史的纯粹还原根本上是一种妄念，而历史叙事所应该还原的是历史的精神质地。因此，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中，为什么要进入历史，又带着什么问题以及以什么方法进入十分关键。就这一意义而言，小说讲述历史的时间与小说所讲述的历史时间同样重要，这几乎关涉作者将用怎样的视角进入故事，又可能做出怎样的价值判断。文学史上自古便不乏东北书写，比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萧红、萧军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东北书写，新时期工业题材视域下的东北书写，以及21世纪以来“新东北作家群”的东北书写，都以文学的方式呈现东北这块土地的复杂性，但因为讲述的时间与角度的不同，使这些作品呈现出不同的格调，而相较其他作品，《十月的土地》则彰显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

20世纪30年代可谓是启蒙与救亡合奏的时代，这一时代特质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文学书写多囿于此框架。比如，“东北作家群”中“二萧”的作品就呈现出启蒙与救亡的维度，尤其是萧红的《生死场》，以抗日战争为分割线，前一段奏响的是启蒙的旋律，后一段则胶着于时代的革命需求，充分体现出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则更明显地突出了革命与救亡的主题，鲁迅在其序言中评价道：“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②无论是《生死场》还是《八月的乡村》，小说所讲述的时间与小说讲述时的时间几乎是同步的。“二萧”当时身处历史现场，其作品中所蕴含的是当时的历史情绪和时代表情，正如高翔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的总结：“东北现代文学既伴随着东北社会形态的演变而发展，又与中国现代文学同步而行。”③作为历史叙事，相同的历史事件因为讲述时间的不同，其内涵与价值指向也不一样。同是观照20世纪上半叶东北乡村世界，站在21世纪的今天，津子围采取历史回望的视角，重新回眸上个世纪的东北，也就是说，小说所讲述的时间与讲述小说时的时间是错开的，这一段错开的时间为作者提供了重新讲述历史时所必要的冷静与理性，以及对历史事件的重新审视。此时此刻，附着于这部小说之上的情绪与表情，就不只是来自事件所发生的历史现场，更有当代的价值判断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