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稻子”的精神还乡

2022年首发于《中国作家》，并由延边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的《芬芳大地》，是王怀宇继《血色草原》与《风吹稻浪》之后的又一长篇力作，也是“家乡三部曲”的完结篇。继成功书写黑土大地上百年家族史，到改革开放40年间脱贫攻坚之路后，王怀宇再次饱含深情地选择了黑土大地，选择了海兰江畔金稻村，完成了一次抒情传统与自我理想的复归。《芬芳大地》在延续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同时，笔法更为成熟，着眼乡村文化振兴，把海兰江畔金稻村近20年的变与不变通过人物切面表现出来，针砭入里，发人深省，对于生态农业、粮食安全、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对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高度重视，使得这部长篇小说具有深刻的问题意识与厚重的人文关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①《芬芳大地》很好地呼应了这种创作导向，同时也展现出一种浑然天成的诚恳质感，这源于作家本人的生活体验，并在现实提问中深深浸透了自身精神气质与主观心愿。我国农村已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新阶段，文化振兴仍是乡村振兴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其内动力与灵魂。王怀宇围绕乡村文化振兴这个主题，数次提出现实问题并在小说中予以回应：影响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阻力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多次遇到想干事却总是干不成的困境？精准扶贫如何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并不难，值得深入思考的是作家如何通过文学想象与人物构建，让读者在阅读中领悟解题之路的真实性与可行性，保持小说时代性与审美性的统一。这是表达者的责任，也是《芬芳大地》的使命。

一、两次逃离：“离乡一归乡”结构的文化演绎与人物选择

以《故乡》为开端的乡土小说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时代的差异性赋予了“还乡”截然不同的丰富含义，且主体意识与背后文化立场的不同也会影响写作者对于乡村的价值判断和美学追寻。时至今日，如何处理人与故乡的关系仍是一个历久弥新、值得深思的命题，相比起鲁迅在《祝福》《社戏》《孔乙己》《风波》等一系列小说文本中塑造的苍凉底色，着重个体彷徨于故乡与异乡之间的孤独游离和存在焦虑，《芬芳大地》则是把重点放在了底色更为鲜明的理想追寻和逻辑严密的个体成长之上，既追求现实真实，又包含着对乡土文化的凝视和自我意识的剖析，着力表现黑土大地上无数平凡个体与生俱来的“深沉而执着的韧劲”与“厚道而善良的天性”。①

随着社会学学者对贫困农民主体性的多维审视，对“精神贫困”的关注与理论建构，精准扶贫对象以“精神性”为标准分化为“内生力型”与“精神贫困型”两类。②从此视角代入，《芬芳大地》中的乡村人物大致也可分为两种主要类型：一类是物质层面贫困，但是精神层面始终充满活力的人物，具有改变现状的强烈主观能动意识，是精准扶贫的内源力，代表人物为赵有才、赵有志、赵二良、朴铸成等，他们的共同特征在于受过一定的文化教育与熏陶，重视精神的富足并向往更加文明的生活;一类是思想观念保守、价值观念落后、生活目标匮乏的人物，他们常为精准扶贫带来一些困难阻力，代表人物有李勇浩、马胜利、崔银花、金快手等。相比后者，“内生力型”人物的成长往往源于自身精神层面的内生追求，求新求变的精神特质在他们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所以王怀宇在小说中重点刻画了具有“内生力”特征的主体人物，倾注大量的笔墨在此类代表人物赵二良的成长之路上。人物选择是小说的灵魂所在，叙事策略是展露作者写作功底的重要体现，宏大主题的作品常以全景式的结构铺陈开来，所以在写作之初对于主要人物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王怀宇对赵二良的人物设定和成长定位已经确定了整部小说的基调与方向性是明朗而充满希望的。

《芬芳大地》的小说结构具有显著的地域空间特征，以逃离故乡为界，人物成长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一方面延续了现代乡土文学中以“离乡一归乡”为基点的传统叙事模式;另一方面试图以个体成长视角来观照现代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期与乡村经济结构转型期普遍出现的文化裂隙。这也是王怀宇在这样一本以写乡村振兴过程中文化缺失为重点的小说为何要将大量篇幅放在城市生活阶段背后的文化动因。值得一提的是，金稻村作为整个故事的原发地，其发展虽然一直受限于思想匮乏，但并非文化荒漠，普通民众心中依然存在对文化生活的美好向往和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朴素追求。传承在这里始终有迹可循，小说提到金稻村不仅因盛产优质有机水稻而得名，还是远近闻名的农民画乡，赵二良兄弟俩都继承了绘画的艺术基因;乡亲们普遍重视教育，倾尽家产供孩子上学;为了孩子考学，自诩为文化人且从不求人的父亲赵有才竟也愿意向文化站站长低头;村民们对于赵二良考上了师范大学态度热烈……这些细节都让金稻村后期发展带来的“文化复兴”显得更为合理且逻辑顺畅。

在第一个以“逃离”故乡为方向的阶段，赵二良的成长是从主动走向被动的。他本来有着自己的成长轨迹，却被好高骛远的父亲改变了命运，小说开端就给赵二良前半段的人生方向盖棺定论了。那么命运是如何被改变的呢？赵二良从小想要成为一个种高产有机水稻的农业技师，或者农民画家，这是内心自发的选择，源于与生俱来的绘画天赋、老叔的言传身教以及对黑土大地的天然好感，可在父亲赵有才的坚决反对与强势教育下，他只能被动顺从。对自尊心的强烈执念让赵二良很长一段时间都深陷考学噩梦，第一次中考落榜成为“蹲级包子”是无法忽略的耻辱，第二次中考再次名落孙山，考学就如同一个巨大的黑色阴影，恒久地笼罩在少年时代的记忆中，伴随着坍塌的好胜心、沉重的自卑感以及来自父亲的训斥，这场噩梦一直持续到他收到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才暂时中止。这种被动的逃离在表面上虽然达成所求，实际上仍是迷茫失焦的，因为他真实的内心需求早已被另一个被强加上去的目标遮蔽了。那么“进城”能否冲破他身上妥协软弱的属性，进而使他真正成长为有主体意识和反抗能力的时代“新人”呢？

在第二个“逃离”城市为方向的阶段，人物成长重点就是赵二良如何从被动重新变为主动，这也是精神还乡的主线任务。由于无法与年少时期的考学阴影达成和解，大学毕业的赵二良仍被自尊与自卑夹杂的复杂情绪主导，希望得到人们认同的强烈渴望时刻折磨着他的心灵世界，被同质化严重的城市生活和极度虚无的人生追求所裹挟，始终找不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业是什么。直到老叔的重病离世戳破了赵二良多年以来努力维系的虚假体面，他终于有勇气在自我责难中正视自己曾经的选择。真正决定还乡的时刻其实也是人物觉醒与成长的重要体现，唯有看清内心的恐惧，才能逃离庸常琐屑的生活围困，通往精神还乡的自我探寻与文化调整之路。赵二良对精神家园和情感救赎的艰难追寻，蕴含着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复杂交锋，充满了文化探索期的迷茫，进一步延展了小说内部的精神景深与美学想象。

即便明白了内心的真实想法，抛弃一切、重新出发仍是异常困难的事，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第二次逃离对于人物成长的里程碑意义。报社的这份工作是赵二良从童年开始，用了近20年的时光不断努力得来的，从成千上万个竞争者手中拼死拼活夺过来的，代表了他所有的奋斗成就，也是他唯一能保护自尊的工具。那是在怎样的契机和刺激下，才能有勇气选择另一条路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种出这金子般粮食的人却受着大穷”，①这是悲情命运的不公，也是亟待改变的现状。赵二良经历了文化熏陶和社会教育，在人生的悲欢离合中迅速成长起来，明白个人悲欢荣辱之外，更要心系国家与百姓，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让黑土大地上的人们真正富裕起来，不再经受父辈的遗憾和苦难。二是老叔的意志和梦想需要有人来继承，赵二良因为老叔的离开而抱憾不已，后悔当初没有坚定地和老叔站在一起，去开发自己真正热爱的高产有机水稻种植事业，而是软弱地听从了父亲的摆布，一步步远离黑土大地，跻身无根漂泊的城市，一晃便蹉跎多年，所以年少的初心一旦被找回，就足以成为他还乡的理由了。

还乡前夜，赵二良彻夜未眠，他此时的心态是复杂微妙的，含有多个层次的情绪递进：第一层是浅表的兴奋激动之情，开发高产有机水稻产业的夙愿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即将回到魂牵梦萦的黑土大地，还有着近乡情更怯的紧张;第二层是较为深远的担忧，对未来发展阻力存在足够的心理预期，因为还乡后大规模开发高产有机水稻产业必然会触动到一些人的利益，那些因贫穷导致的冷漠自私、内心境界的匮乏落后都可能导致发展困境，后来发生的“绿色土鸭”“夹馅大米”事件都印证了这份担忧并不多余;第三层是新时代语境下“精神还乡”的深层触动，有别于传统“离乡一归乡”叙事中一元化的思维逻辑。赵二良的“精神还乡”对故乡文化结构与社会秩序进行了一次充满个人情感的解构，作为“还乡者”的赵二良在城市空间长达十多年的生存后，不可避免地获得了“异乡者”的立场与眼光。故乡温暖明亮的部分因为被盖上时间的滤镜显得更具吸引力，痛苦纠结的过去被选择性遮蔽，包括在父亲高压政策下违背的本心、受人欺压时的不安无助、对失败过往的恐惧等，这些内心隐秘的伤痕，在多重情感的推进下，给“还乡”覆上了一层暧昧不明的底色。“精神还乡”不能简单理解为一场追梦，还应是一次自我疗愈和快速成长的契机，进一步深化了“还乡者”的精神自省和本我思考，也升华了“路漫漫其修远兮”的上下求索过程。

王怀宇在赵二良身上寄予了关于成长的厚望，也将人物成长作为投射自身与把握现实的一种特殊手段，存在某种带着自传性质的情感注入。他在创作谈中提到自己“1966年出生于吉林西部乡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吉林省群众艺术馆工作，之后艰难地恋爱、结婚、生女……一直在省城里过着艰苦奋斗的生活，每天都忙得天昏地暗，业余时间还要从事小说创作”，②这与赵二良在金稻村出生，大学毕业后在省城报社工作并以写作为副业的人生轨迹基本符合。赵二良考上的东北师范大学也正是作者的母校，而且作者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乡村，也是从自己一位患上晚期癌症的农民叔叔离世开始的。作者把这个关键事件写入小说中，成为赵二良决意离开省城的重要契机和人物主体成长的转折点，交织伏笔铺垫和文学隐喻等艺术手法，使人物成长维度呈现出多元且复杂的态势，进一步丰盈了整体创作并提升了情感饱和度。作者非常珍视普通人身上闪光的部分，也极善于捕捉那些充满生命张力的成长历程与内心声音，从而塑造出血肉丰满、有情有义的人物形象，情感真挚地看着黑土大地上的人们如何一步步走向新生的契机。

二、众星拱月：人物成长的三重情感维度与叙事策略探究

《芬芳大地》延续了“家乡三部曲”成长型小说的写法。根据巴赫金的观念，“成长小说”具备两个特征：一是主人公性格必须有所变化，无论成熟或幻灭;二是个人成长应该与时代相关，存在参与、改变、被改变的有机互动。①《芬芳大地》的主人公赵二良符合这两个条件，一方面赵二良的成长在命运的起承转合中，呈现出三个情感维度的升华，把诸多重要人物合理化串联，构建起以赵二良为核心的三组人物关系：第一组是亲情线，主要人物是父亲赵有才、老叔赵有志、哥哥赵大良等;第二组是友情线，包括知交好友朴铸成、伙伴兼对手李勇浩等;第三组是爱情线，分别讲述了赵二良、赵大良、尹香淑三人截然不同爱情故事。另一方面，将人物放置在一个飞速前进的时代，作者毫不避讳经济结构转型期的文化阵痛、城乡发展之间的差距、年轻一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而生发的困惑迷惘，以及本我觉醒导致的主体再选择，这是塑造成长型时代“新人”的关键。

亲情是一条最重要的成长线索，老叔赵有志是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游荡，赵二良童年的幸福感全倚仗老叔的悉心照料，包括鼓励他画画、培养他对生态水稻的兴趣，就连艰难岁月里连上学的学费，都是老叔豁出命来深夜走冰追回的。老叔种的“良心稻子”因为身边多数人都种农药稻子而一直不能被市场认可，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可老叔还是一腔孤勇坚持着，赵二良发自内心地敬佩老叔。可这样一个“对土地有敬畏、有信仰的真正的农民”，②终其一生都未能实现自己的心愿。穷困到只能放弃治疗的老叔，仍把一万块钱藏在瓜子袋里，还给在城市里打拼的侄儿们。永远顾及着别人，常存利他心理，这是藏在日常生活里的神性，把那些世俗的欲望衬得黯淡无光。老叔悲壮的死亡重新唤醒了赵二良灵魂深处对于黑土大地的爱与责任。

如果说老叔引导了赵二良的精神还乡，那么父亲赵有才则是推动赵二良被动走向城市的主因，这位木匠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活计，做梦都想要成为当代鲁迅，走出乡村是他最大的人生理想。赵二良按照父亲的预设道路上学、工作，活在被转嫁的梦想里，离自己的精神家园渐行渐远，始终未能获得真实生活的满足感。心理学家荣格用“阴影”来描述人们内心深处隐藏的心理层面，其组成或是由于意识的自我的压抑，或是意识自我从未认识到的部分。③这也可以解释赵二良为何完成父亲的目标后，却始终无法洞悉到理想生活的奥义，直到他重新聆听到内心的声音，回到黑土大地上为了自己真正想要实现的事业拼搏，摒弃那份短暂安稳被打破的恐惧以及依附于父本位文化的软弱部分，将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人生理想最终反向传递给父亲，才真正实现了伦理关系层面上的离家与成长，这也预示良好的沟通与变革成就了一个更加现代化、更加具有包容度的父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