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年代的动物诗学

2011年，贾平凹出版长篇小说《古炉》。“古炉”是一个偏远贫穷、善烧瓷器的中国村庄的名字，可在贾平凹笔下，它更是热气蒸腾的自我燃烧之炉，是传统文化最后的温度，是激进革命的风风火火，亦是艺术重器的炼就。“古炉”尤其孕造着一种“革命中国”的历史发生学。小说封面上毫不含糊地题写着“古炉”的英文翻译—“Chi—na”。然而，“古炉”与它所欲象征的中国之间其实关山重叠：古炉村毕竟奇特而僻远，一种边缘的发生学如何“象征”中心或整体？匮乏的革命起源又如何标记并触及宏大与合法的起源？

贾平凹发明了自己的方式，即在自然法、人伦法和革命法的结构性对立与板块运动中激发生成的动物诗学和以卑小的动物化菌菇生命为导引的寄生性写作。从《废都》的欲望主体，到《秦腔》的弱化主体，再到《古炉》的动物化寄生（非）主体，贾平凹终于要在人的最低矮处把握历史。他在众多切入历史的叙述可能性中走向了动物化的叙述，划出了一条与宏大庄严的人性历史表象切身而过的逃逸路线，又顽固地在逃逸中在场，在间离中附着。如果历史记录本身构成某种平面或身体，那么贾平凹在《古炉》中的写作则绕开了任何足以俯瞰的高度或“心脏”，而是降落为历史记录表皮上的寄生，由此开始滑移，开始交染，开始迂取历史之“真”。从古炉到中国，寄生性写作真正所要达成的不在于“飞度关山”的“象征”，而恰恰就在于交染。跟随着主人公狗尿苔，贾平凹以动物的轻捷脚步波荡“革命中国”的表象逻辑，以菌菇之“毒”浸染历史记录的宏大整体，将边缘和匮乏引入历史本质之中，且不排除一个夺取母身的可能。由“古炉”到中国的“逆旅”与其说是一蹴而就的完成，不如说是一种播散，一条点着的火绳，一个始终振动的提示：交染正在发生。

一、狗尿苔遇见狗尿苔：历史表皮的寄生

在《古炉》中，外号“狗尿苔”的主人公夜平安有一次遇见了真的狗尿苔，一种“只有指头蛋大小，而且还是狗尿过的地方才生长”①的毒蘑菇：

狗尿苔在那里发现墙根竟还长着十几棵狗尿苔，这些狗尿苔差不多一个样子，都是两指来高，白胖胖的，似乎嫩得一碰能流水儿，但用手去摸，却像橡皮做的，又柔又顽。②

说狗尿苔是主人公，真是有些勉强。一个十二三岁、被村里人呼来喝去跑小脚路的半大孩子，一个出身不好、只有拿着给人点烟的火绳才能被看见的“四类分子”，一个爱凑热闹、革命大事轮不到他但又总是粘黏其间的擦边球，无论如何都离“主人”有些遥远。更何况，他离“人”都有些遥远。因为个头矮小，人们用“狗尿苔”这个带有菌菇特色的卑贱名号来作践他;又因天赋异禀，长着一个能闻出灾变气味的鼻子，一套能和动物言谈甚欢的语言器官，村里人都搞不清楚他是个啥奇怪“生物”，①说他“人不人，狗不狗”，②疑问他“是不是人”，③也就进一步坐实了他“狗尿苔”这个菌菇性中蕴含着动物性的名号。

狗尿苔是最不像主人公的主人公，是以寄生为存在方式的动物化（非）主体。如他在“镜中”所见，那菌菇“又柔又顽”—那也正是主人公狗尿苔作为寄生生命的本相。他是蚕婆抱养的孙子，跟古炉村的血缘有机体是一种非原生的、吸附的关系。他太不起眼，不拿着火绳就像猪狗或一阵风经过无人理睬，但也正因为被忽视才在“文革”的风雨中幸存。他柔和脆弱，受人欺侮不堪一击，但又愚顽、顽皮，在人伦与革命纠缠不清的历史表面、在“四类分子”这阶级身份的朽木上顽强生长、传感滑移，而以“遗传”论定的阶级身份在他这超血缘的寄生者身上反倒像是一种顽固寄生。他和蚕婆相濡以沫，又脚不沾地地满村“游击”，穿线式地搅和进各种事件的始末，作为局内的局外人显露着某种菌菇的“毒性”，即那种在隐蔽中带来威胁的潜能，那种扩散和释放时对乡村有机体乃至于对整个历史的宿主产生影响、促使其变化的重要性。他亦同样沾染历史母体的污垢，但要论及罪人之责，他又排不上号。

从一开始，狗尿苔作为寄生生命的植物性就和他与猪狗称兄道弟的动物性扭结在一起，并从属于同样的寓意结构功能。这可以从狗尿苔的梦境结构里得到印证。在整部小说中，狗尿苔曾睡在一张狗皮上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毛色土黄的狗，并因蚕婆不再认得他而大哭;曾梦见自己和老鼠难分彼此，争辩这家到底是谁的家;曾梦见自己穿着一件隐身衣，自由游走，自在观望;曾梦见自己缩小成一疙瘩，躲过暴力和事端。这些关于变形的梦无不是狗尿苔的想象慰藉，它们一体两面地反映着他对自身非人化的恐惧和向往：非人，所以产生身份的焦虑、辨认的困难，所以可能被轻贱和损害，可能无家可归;非人，所以也就能获得寄生性的幸存，可以在表皮上滑行、从历史的焦点隐去，可以用浅浅的菌丝和目光介入而不被监视，所以微不足道地活出微不足道的自由。

这当然不限于梦境。如果说菌菇的寄生方式更多作为一种存在逻辑潜藏其后，那么狗尿苔之生成为动物（becoming animal）则是小说描写的重 头戏。我们看见狗尿苔走到哪里总有六畜欢天喜地地环绕，看见他与猪同食、给狗裁判，看见让他独享尊荣地参加动物的生日集会，看见他竖起耳朵用小兽般灵敏的环境触觉捕捉着屋外的响动、听雀鸟告诉他古炉村的新闻，看见他吸着鼻子嗅到了自然生命变动的暗流。最有趣的则是那人狗难分的细节：外面“武斗”快要点燃，蚕婆为了叫狗尿苔不乱跑，让他像狗一样把自己拴在院子里的树上，狗尿苔却闲不下来，想了个金蝉脱壳的办法，招呼一条狗过来说：“你当一回我。”④在那条绳子的牵系下，狗尿苔当了一回狗，又让狗当一回他，“我”和“你”如何顺滑地换位，仿佛原本就没有多少他者化的分界，仿佛为着狗尿苔游荡观望、窥察见证的渴望，两个角色可以在同一个位置里相互生成和趋近。

本文追随的正是狗尿苔无处不在的脚步。作为趋向于动物的寄生生命，他滑移中的执着在场“导游”着古炉村具有自然活力的生活世界和它的历史突变，更在革命对人伦的冲击中发出了交缠在其中的自然的声音。作为貌似有毒实则有益的菌菇，他与另一种貌似“治”病实则“致”病的菌菇—太岁—对向而望，映照和反诘着革命的寄生起源。作为不人不狗的精怪生物，他具有传染性的临界状态动物化了贾平凹的叙述本身，牵引着《古炉》动物诗学的生成。本文通过对人物的结构性定位，阐明狗尿苔所承载的自然法与善人所承载的人伦法、霸槽所承载的革命法之间的角力。这种角力的背后，是法各自的逻辑下关于共同体治理（governance）的理想图景。当传统人伦政治的“治”通过善人以言说对疾病的治愈（cure）寓言出来时，当革命法以“悲剧模态”的崇高激越撼动一切，狗尿苔“喜剧模态”下的自然声音则打开了另一种治愈的方式和治理的潜能。这当中便涌现出《古炉》的文学生态学启示。在自然、革命与人伦的交锋和缠绕中，《古炉》的动物诗学得以建立。

二、动物化寄生生命的三重信息

对于动物化表达，贾平凹在《后记》里做过一点说明：“他（狗尿苔）实在太丑陋，太精怪，太委屈，他前无来处，后无落脚，如星外之客，当他被抱养在了古炉村，因人境逼仄，所以导致想象无涯，与动植物交流，构成了童话一般的世界。”①贾平凹道出了动物化的初衷，却严重低估了人兽变形和动物叙述在这部小说中的分量。狗尿苔所呈现出来的，其实不仅仅是“想象无涯”。在读者面前，他就是具有“特异功能”的传奇来客，他朝向动物的生成和他与动物的打趣说话并非被描写为一种异想天开、一种精神病学的症候，而是被村人所旁观和验证的具有实在性的身体、心理与行为模态。若说这是个童话，那么在童话里狗尿苔确实呼猫引狗，确实奇异通灵，确实处于一种与人伦法相切而过的“例外状态”。②

概括说来，狗尿苔趋向于动物的寄生生命散播着三重最主要的信息。

首先，这是一种污名化、贬抑性的底层状态。古炉村太过贫穷，所以如贾平凹所说，人就难免“落后，简陋，猥琐，荒诞，残忍”，③他们生存的卑微、人性的贫弱和“文革”中的失智都在动物化的征象中得到表达。而狗尿苔由于生理的过剩（动物性异能）和缺憾（发育不良和由出身论定因而也是生理性的阶级身份）被更加地从人的尊位里逐出。菌菇和动物，是他耻辱的、非人的标志。这个标志携带着的歧见和贬损，在小说人物水皮的骂声里一览无遗—“你是个狗尿苔，侏儒，残废，半截子砖，院子里卧着的捶布石！”④

因此，我 们才听见狗尿苔无力地、同义反复地声明：“我是我婆的孙子！”⑤这句“废话”，作为对“你算个啥呀？”的回应，其实是他援用他和蚕婆后天既成的亲属关系来自证血缘，抗御仅仅作为寄生者的微贱，洗脱被认为不算个人的动物污名;而没有血缘的保证，他当然最终也难以自圆其说。

其次，成为动物是一种滑翔和逃逸。对于菌菇和动物之名，狗尿苔并不总是委屈伤心的。就在被水皮骂“半截子砖”那次，他也兴高采烈起来，心想偏就用这矮小疙瘩绊人、捶人、烙人、垫人。这和他梦幻中的隐身衣、缩身术、人兽变都是同样的运作原理，将自身的目标缩小，在人们的漠视里获取生存的契机，既从流散的点状处借力性地作用于历史的肌体，又一路飞跑哪头不挨，不被风暴的巨臂所撕碎。狗尿苔最终明白过来“丑能辟邪”的道理：“他狗尿苔长得丑，村里乱成这样了，他啥事都没有吗，守灯长得白白净净，守灯挨了一辈子斗，到现在还在外跑着不知是死是活。”⑥避过“邪”其实不在他的丑，而在于他动物化的寄生存在方式本身。在德勒兹看来，生成为动物正是尽一切可能画出逃逸路线的运动，是纯粹张力对各种形式和系统束缚的消解，尤其是对俄狄浦斯式的家庭结构的去局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而生成为女人或植物或不可感知之物，也都同属于这场粒子态的去一定形的运动逃亡战。⑦同样，狗尿苔释放的菌菇粒子、动物粒子，是对血缘、伦法、权力结构和权力斗争的去局域化，是不竭的逃逸和再被圈套，是从自然立场投向人伦和革命的又“绊”又“垫”、饱含张力的提问。

最后，这还是一种逃逸中固执的在场。他的生长无论多渺小或不自足，总要冒出头来目睹和参与这个世界和历史，滑过大大小小的事件;他的逃逸不是朝向乡村有机体的外部，而是内部和深处，也将在内部和深处与革命和人伦相遭逢;他的运动无论起到促发、牵连、转接、阻断还是单纯探视的作用，都不放弃他缺席中的在场，都是一种在场中的缺席。小说的诸多场景里，哪怕是以最灰头土脸的方式、最尴尬生硬的介入，哪怕缩得再小，狗尿苔都不得不在。在叙述层面上，狗尿苔所表现出的绝不仅仅是一种天生看客的激情，而是一种来自自然深处的必要的凝视，甚至，是自然本身的在场。

三、从“治”（Cure） 到“治”（Govern- ance）：人伦法、自然法、革命法

《古炉》为我们创设了一系列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立统一”，若用格雷马斯矩形图来表示，该够画上好几页纸。譬如知书和善人，一个是国家干部，一个是“封建欲孽”，却都洞悉村里的一瓦一石风吹草动。又如知书与霸槽，一个是在位者和朱姓的既得利益者，一个是异议者和夜姓的“造反派”，彼此在宗族与政治派别的纷争里却都有着对于权力的迷恋，对于革命的不自主和盲目，掌控权柄时的自私和不义。再如霸槽和守灯，一个贫下中农，一个地主儿子“阶级敌人”，但都对权力秩序和利益分配的现状不满，在性格上却又是张扬跋扈与怯懦阴毒的鲜明对照。在这一系列对立结构或差异性对流结构当中，最有意味、着墨也最多的是善人和狗尿苔这一组。

善人讲道“说病”时狗尿苔十有八九都在场，而贾平凹都会让狗尿苔给出同样的回馈：听不懂，听不进，没意思，不听了。以至于善人最终也不得不承认：“真不知道你就不用知道了，知道了你也就不快活了。”①十二三岁的孩子，听不懂善人那套天地五行纯属正常，若说是“孺子不可教”，贾平凹两三句话打发掉也就罢了。但狗尿苔偏偏要在善人面前出现，要驻足观看善人的表演，又偏偏要再三亮出他茫然的表情。这种有意无意、难以扼制的重复，这种对在场和无效沟通的强调，也就包含着十分重要的讯息—之所以会如此，缘由不在于善人的不知变通或狗尿苔的愚不可及，而是更根本的，两人处于结构性对立的两端，是人伦法与自然法在某些层面上的不可通约。

善人的原型为清末和民国时致力于大众教化的王凤仪，贾平凹对他的设定则是跨哲学和宗教的“乡间智者”。②善人是传统文化的化身，或更准确地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表达，亲身演绎了其在村邻乡里的大熔炉特征。如他在小说里所自命：“我不是孔孟，也不是佛老耶回，我行的是人道，得的是天道。”③得没得天道，怕得打个问号，但他宣经布道中的文化杂糅倒是赫然。作为一个被强制还俗的和尚，善人的确讲三界、讲因果、讲成佛，他“忍”字当头、以无执不争为解脱的万能药方最得佛法真传;善人又讲道家的阴阳五行、相生流转，在家庭伦理关系和国家政治秩序等各处验证他的金木水火土;安命勿执、五行不乱却又是要维护儒家最为着重的三纲五常、出孝入悌，而后者在激进革命的年代也正遭遇着重组甚至崩解的危机。